楊小豌／《我不是倖存者》：在納粹集中營出生的媽媽和女兒的和解之旅
（※ 文：楊小豌，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專案助理）
「我媽媽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出生，我被以倖存者的模式養大。」這是片中經歷過納粹大屠殺的第三代女兒的自我介紹。倖存者模式，這是個怎麼樣的撫養方式？
女兒在訪談中笑著回憶起自己那不平凡的童年，笑容背後或許有委屈、有壓抑，有無助、有憤怒，有不被愛、被拒絕的孤獨。
為了讓小孩學習求生能力，三歲時母親就讓她獨自上街買東西，十歲獨自搭公車和地鐵。對母親和所有倖存者朋友而言，她們擔心大屠殺可能會再發生，就如同在台灣曾親身歷經白色恐怖的當事人，在特定政黨執政時，也經常再度被恐懼包圍。因此母親決定要把小孩教得獨立自主，好順應生存。對當事人而言，這並非怎樣的病態或是異常，而僅僅是不一樣的大腦思維模式。
在這樣的成長歷程中，女兒感受到的卻是滿滿的罪惡感，無法感受到情緒，不被允許享受生活。因為大屠殺的發生讓太多人死去，而自己卻是那個沒死去的倖存者，每一份擁有和幸福都對比出過往的悲慘，內心的自責、愧疚和黑洞般永無止盡的自我要求，讓她被囚禁得快要喘不過氣。她必須把每件事努力做得更好，卻怎麼做都永遠不夠好。
在另一部紀錄片《創傷的智慧》中，嘉伯．麥特醫生（Gabor Maté）整理出受到創傷的人為了生存可能形成的五大信念：
- 我必須要堅強，我靠自己最好。
- 我不該生氣。
- 我必須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 我沒有人愛。
- 唯有我病重，我才值得被照顧。
《公視主題之夜SHOW》邀請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也在節目訪談中提到這樣的「局外人」感受：當外在笑著的時候，那份快樂似乎與自己無關；也感覺伴侶始終不理解自己所經歷的，因而感到疏離。
「你不覺得自己被愛嗎？」
在紀錄片拍攝團隊刻意預備的一個空曠全黑的攝影棚中，情感如海浪般在這座黑色空間裡波濤洶湧地流動，那是多年來被籠罩在集中營陰影的母女兩人從未和彼此聊過的感受，那是兩個世代的人在創傷後的修復與和解。她們揭開了關於「愛的語言」的思辨，重點不在於誰對誰錯，只是關係裡人們感受到了什麼。
「我所有的倖存者朋友，沒有人曾經被擁抱或親吻，但我們知道自己是被愛的。我不認為有必要在那邊說『我愛你』，或是親來親去的。」如同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個體從出生後就時刻在默默學習他人行為，母親認為她只不過是採取和自己過去接受的那套相同的育兒方法，並不理解那些親密語言存在的必要性。
「說『我愛你』不是壞事情，擁抱彼此也不是，人需要這些東西。你不會因為告訴別人『我愛你』就變得軟弱。」女兒的視角裡，母親總是抗拒成為弱者，說出「我愛你」彷彿是軟弱的，去看心理醫師的人是無能的。
「妳不覺得自己被愛嗎？」母親直白地提問，讓女兒終於有機會把自己隱忍的事實說出來。
「我覺得自己被討厭！妳沒有讓我變得堅強、沒有讓我變得不害怕，剛好相反，妳讓我很恐懼，感覺不幸隨時可能發生。我從小沒辦法一個人入睡，因為我會做惡夢有德國人和坦克車追著我。」空氣凍結，也許母親從來沒想過是這個結果。
「我喜歡陪著妳睡，我說故事給妳聽，這不是愛嗎？」母親感到困惑，如同華人社會裡那個苦命阿信的年代，為家庭做牛做馬，服務的行動至上，其餘肢體接觸或親密言談是矯情，是如此習以為常的互動模式。
「這是啊，但擁抱、親吻和說『我愛你』，是必要的，」面對女兒彷彿快哭出來的堅持，母親淡淡地說，「好吧，對不起。」但在後面聊到母親為了取悅女兒所做的犧牲時，母親無奈糾結的心聲是「我應該道歉嗎？我沒說『我愛你』、沒擁抱，但我盡可能滿足了妳一切需求，為了讓妳快樂。」
在這些來回溝通理解的艱難中，我想起片中女兒的那句：「我一直努力，但我一直知道我會受傷，覺得這些努力不值得。」母親很努力給予自己覺得好的，女兒卻也在這樣和同儕截然不同的家庭環境中感受到難以表達的失落。面對這樣龐大的習得無助感，這部紀錄片似乎創造了讓光得以在縫隙中透進來的改變契機。導演在訪談中提到，女兒在訪談後已經決定開始做心理諮商，這是一個非常需要勇氣的行動。
療癒創傷的困難所在
當我們談論創傷或暴力帶來的影響，或許有些人會感到困惑：有病痛不就應該去看醫生？去做心理諮商哪裡困難？如果卡在費用問題的話，現在針對一些如性創傷等議題，政府其實也有提供免費的諮商服務。而對於政治暴力，也經常有許多人會認為，「不要沈溺過去，要向前看；要放下、原諒，才可能和解。」然而這些命令式的、剝奪主體性的期待，不知不覺中複製了政治暴力帶給人們的傷害。
實際的情況是，和解和復原之路為何如此艱難漫長？鄧惠文醫師在《公視主題之夜SHOW》節目中分享自己在臨床工作中的觀察，「最深沈的傷痛，其實都講不出來。」在跨出步伐去嘗試接受心理服務前，或許第一個門檻是對於被病理化的擔憂和排斥，如同紀錄片裡的母親，在71歲第一次受邀到研討會和心理學者等人討論關於「出生前創傷」(unborn trauma）等議題前，她一直都不認為自己有創傷、不覺得這樣的生活有任何特別。
再者是，諮商過程會發生什麼事？這是讓人感到未知和危險的。如同節目裡的政治受難者二代分享到，自己曾經有過在眾人面前因父親作為政治犯而被嘲笑的解離經驗，在諮商中仔細去凝視這些過往，有時就像揭傷疤一樣是非常不舒服的，甚至可能再度引發解離。解離是一種當人在面對創傷或痛苦時，思想、情緒、身體感受與自己產生了斷裂，身體為了生存所發展出的機制，需要一次次在大腦構築新的世界，重新確立我能信任此時此刻是安全的。
曾專責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的促轉會委員彭仁郁老師解釋：我們應該把創傷理解成，當一個人遭受到一些衝擊後試圖去回應、去努力生活的嘗試，因此加倍努力的演出正常或許也是一種創傷底下的反應。而許多時候當人們處在一種對苦難無法梳理、無法命名的狀態時，反而更加難熬困頓。
如同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說，「語言可以開啟一個世界，猶如光的照亮，但也會同時遮蔽許多沒被語言之光照耀的角落。」這些受苦的經驗需要被看見、被賦予意義，但又同時，太仰賴單一的語言來理解時，又容易讓人變得疏離，這是之所以談論起政治暴力創傷、或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這種種的名詞，其實我們是要尤其小心的。我們以為自己對這些詞彙足夠熟悉，事實上我們離真正的全貌還遠遠不足，而當我們自以為足夠理解時，反而可能失去真正認識本相的機會。
讓創傷停在這裡，嘗試化解代間傳遞
在談論暴力、貧窮、創傷等相關主題時，代間傳遞是社會學者和助人工作者都非常關切的現象，指的是家庭成員藉由共享的基因和社會環境，因而跨世代的連續擁有共同的價值觀、信念和行為；創傷的代間創傷最開始就是在大屠殺倖存者的子女身上被發現，上一代的創傷會被傳遞到後代身上，倖存者的子女也有高比例有精神照護的需求。
被以倖存者方式教養長大的孩子，如何能逃脫這樣的代間傳遞呢？「你所熟悉的一切是你所知道的，你所知道的會決定你的行為模式。」 片中倖存者母親和女兒分別對子女有截然不同的教養方式，女兒很努力地在避免重蹈覆徹，她在覺察後試著「拿回」（take back）自己在教養裡的主體性，「這是我以前被告知的一切，但我不喜歡這樣，我要找出不同的訴說方式來告訴我的孩子。」
她希望能和孩子之間有更親近的關係，讓孩子有更健康自由的情緒感受，希望孩子能在正常的童年長大，可以不需要知道有兒童在納粹大屠殺中過世，希望創傷就此停止，不要再傳遞給下一代。
對此，母親的回應讓人深深感覺到，她們是如何在創傷知情的路上前進了好大一步。也許很多固有的反應仍然會自然顯現，但她們多了更多資源和力量來看見自己為何如此，進而能一次次轉換視角。
「有時候，我很以妳教養孩子的方式為榮，有時候，因為我內在的創傷，我會覺得他們被寵壞了。因為大屠殺，我會這樣想，他們不夠堅強，因為妳為他們做得太多，我擔心他們要如何面對人生。但真的看到他們的樣子，我又覺得不用擔心了。」
「我還想讓妳知道即使我表達不出來，我一直都很愛妳。」
政治暴力帶給母親的衝擊是如此真實，動盪的童年經歷讓她的內在沒有一刻是能感到安穩鬆懈的，隨時都可能再度遭受攻擊，對於這樣的想法，沒有真實經歷過的外人又如何能從旁認定這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呢？
郝柏瑋心理師也曾分享，「人的妄想不可能脫離真實生命經歷，因此若要回應這些想法，首先就要去理解這個人的一生，理解在哪些時刻他的世界觀是如何被打破，這需要人與人之間切身的連結才有可能了解。」
我是我，我不是倖存者
這部紀錄片刻畫了女兒如何渴盼能更認識自己的母親，親身走過那些過往的生活場景、聽聞母親繪聲繪影的口頭敘述。而透過述說和傾聽，才有機會通往療癒。
過去，這個母親長期活在一個隨時必須處在「戰或逃」的狀態，她回首過往自述「不知道如果我內在不夠堅強，我要怎麼活過這一切。」現在的她，越來越能放鬆，彼此都重獲自由和空間來喘息。
像這樣的自我和解、在親密關係中彼此修復、在社會中安身立命的旅程，社會中還有許許多多人需要資源、空間和契機來經歷，包含台灣兩萬個遭到政治暴力影響的家庭，包含遭到國家機器判決、執行的死刑犯親友，還包含那些重大傷亡事件下的倖存者，如車禍、自殺、天災等，每個人需要走過的旅程都不同。
麥特醫師說過：「受創的人內心裡有個非常健康的人，只是那個非常健康的人，還沒有機會表達他真實的自己。」
當我們不認識創傷，當受傷的人沒機會看見外在的暴力如何在自己內在施加傷痕，我們將只看到表層的行為，只看到所謂的怪異或偏差，只想要以最省成本的方式壓抑結果，卻可能只是治標不治本地繼續製造更多傷痛。
我思考著為何原文片名意思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出生」卻翻譯為「我不是倖存者」，就母親能在集中營平安誕生和成長的客觀歷程來看，這些遺屬確實是倖存者呀。但或許，正是人們需要有機會看見自己如何作為倖存者，能分離過去和現在，找到新的方式去活在此時的時空背景裡，然後真實的自我終將得到鬆綁，得以打從心裡不再活在倖存者的牢籠裡。「我是我，我不是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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