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畫男孩》：從父與子，看一個世代的歷史共業

電影《偷畫男孩》（The German Lesson）從一個巨大的問題——善盡職責的快樂（The Joys of Duty）——啟程與作結，拍出了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如何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德國人民。儘管時間已經遠去，歷史的陰霾彷彿像烏雲一般持續籠罩，片中的少年西吉交了白卷，卻也在觀眾面前，逐漸揭露他的童年……。

夾縫中生長，時代的見證者

西吉的父親顏斯是一位納粹軍官，一生以盡忠職守為目標，甚至將軍令擺於家人、朋友之前。二戰時期的德國，希特勒為了武裝全民鬥志，將藝術視為一種「病態的表徵」，在這樣畸形的社會氛圍下，「禁畫令」也就成為了其中的荒誕產物。

軍官顏斯從小一起成長的好友麥克斯是個畫家，因為顏斯的不近人情，兩人漸行漸遠。男孩西吉受父親之託去和畫家學畫，其實是為了暗地觀察麥克斯是否仍繼續畫畫，沒想到這一安排卻讓西吉因而愛上了繪畫，與麥克斯培養出革命情感。夾在固執冷血的父親和善良的畫家之間，西吉彷彿也看穿了這一切的荒謬。

時代的見證者，也被迫帶著前朝的負累繼續獨行下去。1945年5月7日，同盟國攻入德國柏林，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中午11時01分兩方停火，人類史上最悲慘的二戰正式劃下句點。

電影中，我們看見許多時鐘停在這刻，有的人在那之後重獲自由，卻也有人仍然盼望著舊時代的復興。軍官顏斯便是後者，即便那隻納粹之鷹的黨徽不再翱翔，納粹的魂魄卻像銘刻在他的靈魂當中。其他人都往前進了，只有他還停留在那刻，還有西吉。

是納粹，也是被納粹迫害的受害者

電影改編自德國作家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1968年寫的小說《德語課》。這部小說是德國「戰後廢墟文學」經典，也是至今許多德國學生課本中的讀物。

片中的畫家原型亦有其人——表現主義大師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他以大膽用色的景色描摹聞名，卻被希特勒貼上「墮落」（Degenerate）的標籤，甚至還被納粹公開展於「墮落畫展」嘲弄羞辱。

然而事實上，一直到二戰結束前，他都是忠貞的納粹黨員，這位畫家一向被視為納粹時期被迫害的代表，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研究指出他過往參與納粹的歷史。在2019年爭議甚囂塵上時，德媒報導總理梅克爾甚至將他的繪畫從辦公室裡移出。

或許這位畫家的故事已然帶有些許神話性，文學本身也助了一臂之力，但他在德國人心中早成為深植的精神象徵。或許藉由這起事件，能讓我們思索作品與創作者私人生活之間的關聯——他是受害者，卻也是戰後德國的集體寄託。

成為惡魔的鷹犬，算不算是惡魔

電影本身忠實陳述原著內容，並未多加談論這位畫家的身份，而是聚焦於「盡忠職守」的界線。這是許多描繪德國二戰時期電影常處理的題材，如同樣討論藝術和轉型正義的德國電影《無主之作》（Never Look Away），或是當不識字者被放置於劊子手位置上的《為愛朗讀》（The Reader），都屢屢考驗人們對於「當邪惡成為工作」的想像。

片中，當畫家麥克斯質問顏斯為何如此極端，他回了一句：「我只是盡我的職責而已」。成為惡魔的鷹犬，算不算是惡魔？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告訴我們平庸也是邪惡的，說盡責是推諉，其實也是自我救贖。就像顏斯堅持自己的命令在戰後依然管用，彷彿如此才能讓他過往人生不至於被看作一場笑話。

片初男孩為何入獄？電影以插敘手法述說故事，這時才清晰了起來。最初為了從父親手中救出畫作而偷畫，戰爭結束後卻依然慣於偷畫——一個毀畫，一個偷畫，兩人都認為那是「善盡職責」。

一個堅持舊時代的正統，一個懼怕舊時代的重現，就這樣，龐大的歷史塵埃降落在這對父子的一生，打擊多深，就都多麼偏執與失心瘋。一個病態的政權，終將豢養出病態的子民，這是一整個德國二戰投降後獨自承受、消化的歷史共業。

小結

電影色調冷冽，風格節制，將德國瓦登海風情拍入框內。同樣讓人目不轉睛的，還有男孩與畫家之間的友情，與一個人如何抵抗粗暴極權的襲來。在易北河的潺潺流動之下，那些凹陷和突起都被抹去；那些曾受「政治創傷」的隱傷者默默承受，傷口內化，痊癒那天遙遙無期，剩餘一生都得與之相抗。

尤其德國本身兼具戰敗國和挑起戰火方的原罪，聞名於加害者的身份，更難面對自身受到傷害的人民。透過轉型正義與記憶，才有機會在傷口上撒上土壤，開出重建之花。

二戰結束距今已過76年，經歷過戰火的一代逐漸凋零，取而代之的是承平時期生長的嬰兒潮。然而權威離我們的距離不曾遠去，轉型正義的步伐時進時退，世界各地極右主義再起，一旦人們忘記歷史的教訓，悲劇終將循環，最終反噬諸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