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信仲／敲響喪鐘之前，借鏡威瑪共和國的民主滅亡
就台灣人對納粹德國的興趣與理解，納粹黨是以街頭暴動為政治手段的民粹政黨，希特勒則是善於演講的民粹領袖。他在1933年1月30日年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同年3月23日由帝國議會以修憲程序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全權委任給希特勒的《授權法》，希特勒的獨裁自始完成，威瑪共和實質滅亡。
但是，更值得探討的是，怎樣的環境與人事物促成，或者說縱容希特勒的崛起？意即，威瑪共和是在什麼情況下，走向她的滅亡？
沒有民主捍衛者的民主
威瑪共和國的覆滅，就歷史研究而言有許多因素，世界經濟恐慌、世界性孤立、凡爾賽條約的沉重負擔等，但摒除外在因素不論，威瑪共和的民主沒有稱職的捍衛者，才是造成德國人民簽下民主死刑、實行民主自殺的重要原因。
威瑪末期，德國多黨林立無法形成一致的政治共識，更糟的是，大多數的政黨對於威瑪共和與民主制度都不懷好意。
除了一開始就處心積慮想打倒威瑪共和納粹黨外，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人民黨與代表戎克貴族利益的國家人民黨，則嚮往威瑪以前的帝制時代。
而德國共產黨利用當時德國社會內部的矛盾、國民的不滿而崛起，但他們僅代表特定階級利益，無法承擔代表整體國民利益的民主，亦無意捍衛他們所謂「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威瑪共和，他們敵視當時最大的民主勢力——德國社會民主黨，斥之為「社會法西斯」，這樣的態度就跟納粹對於社會民主黨的敵意別無二致。
然而，堪稱最大民主勢力的社會民主黨是稱職的民主捍衛者嗎？也不是，從以下幾個歷史事件可以看出他們的失職：
一、在通過全權委任希特勒的《授權法》、讓希特勒成為獨裁者的危急時刻，他們當時沒能跟光譜接近的共產黨一起合作抵抗納粹（雖然不全是社民黨的責任）。
二、1932年社會民主黨的重鎮普魯士邦，被當時與希特勒結盟的巴本政府，以納粹突擊隊和共產黨的赤色戰線之間的鬥爭為由，說服興登堡總統罷免普魯士邦政府，並動用憲法48條以軍隊佔領普魯士邦的邦政府，結果擁有9萬警力的社民黨政府居然不抵抗。當時德國最大的民主堡壘遂土崩瓦解，社民黨人的軟弱也成為希特勒相信掌權後可以為所欲為的根據。
三、在納粹掌握政權之際，國會通過《授權法》時，社會民主黨也只是投反對票而已，沒有用盡全力抗爭。
順帶一提，作為《威瑪憲法》守護者的興登堡總統，他也在晚年顯示出失去維護憲法的熱情，成為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讓希特勒得以合法掌權的罪魁禍首。可以說，在威瑪共和的黃昏，德國上自總統下至各大政黨，鮮有決心要捍衛民主的政治家。
放棄抵抗終將招致滅亡
這樣看來，去探討威瑪共和組織最強、人數最多，也是唯一可看作民主勢力的社會民主黨為何失敗，換言之，反省民主保衛戰的失敗經驗，也就成為討論民主防衛的開端。大致上可歸類為幾點：
一、本來社會民主黨並非高舉不抵抗的旗幟，而是揭櫫鬥爭的口號，可是口號與實際作為之間畢竟存在隔閡，他們多半相信馬克思的必然論與達爾文的進化思想，是18世紀啟蒙主義信仰的樂天信徒，天真地認為納粹的暴虐無道不會持久，因此除了溫和的國會投票，並不進行實力抵抗。
二、本來威瑪共和國對於左右兩極的極端主義也有個別的防衛措施，例如《威瑪憲法第48條》：對公共安全與秩序產生重大干擾、危險或之虞者，總統為了回復公共安全與秩序，可採取必要的手段，必要時可以用武力加以介入。
另外，《拉巴洛條約》簽定後2個月，猶太裔德國外交部長拉特瑙於1922年6月24日遭到右翼團體暗殺身亡，因此帝國議會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了「課以官兵去取締危及共和國存立的團體，處罰其反抗者義務」，因此可以事先預防極端主義的《共和國保護法》，以及課以公務員擁護共和國及憲法忠誠義務，違反者得以罷免的《共和國公務員法》。
可是如同前述所說，《威瑪憲法第48條》會被惡意地用來打擊政敵，《共和國保護法》則因為民主政黨拘泥於極端團體的暴行「沒有違憲目的、只有違憲手段」，幾乎沒有在現實政治中發揮作用，只有在違反刑法或法律時國家才介入，喪失事前預防的功能。而《共和國公務員法》的罷免手段在漢堡、巴登等邦幾乎不被使用，即使使用罷免，被罷免的極右翼公務員又會被其他邦撿去，形同虛設。
三、如同法學家Hans Henschke所說，上述的各種防衛手段之所以被躊躇使用，是因為當時的民主勢力（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忌憚被批評倒退回帝制而罔顧民主有防衛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們長期忽視了納粹的危險性。
納粹除了街頭暴動，很早就有意圖要侮辱威瑪的民主並加強濫用了，例如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喬瑟夫・戈培爾，1928年於納粹奪權前，就說明了納粹黨用民主手段破壞民主的想法：
我們進入帝國議會，是為了用他們自己的武器提供我們民主的武器庫，我們成為帝國議員，是為了讓威瑪的思想透過它們自己的幫助陷入麻痺，如果這個民主國家足夠愚蠢，幫倒忙地給了我們免費入場券與事前準備，那是他們的事……我們以敵人之姿到來，如襲擊羊群的野狼，我們如此降臨。
而且希特勒本人也表明，他只有在還沒掌權之前會尊重威瑪民主而已。1930年他在共和國法庭前就表明這樣合法戰術（納粹稱為合法革命）：「憲法只不過規定了鬥爭的基礎，並沒有規定鬥爭的目的，我們進入法定機關，以這種方法，讓我黨掌握決定權，等到我們擁有憲法權利的黎明，我們就會以我們認為正確的形式來鑄造國家。」
看破這個合法戰術的人所在多有，例如當時的漢堡市長，社民黨人羅斯（Rudolf Ross）就說：「憲法竟假定是為了抹殺所有人自由而去保障個別人的自由，這完全是胡扯。暴力、恐怖主義、獨裁的使徒們為民主原則受到壓抑與侵害抱不平，這多少讓我感到古怪。」
但最後還是沒能阻止希特勒的野心，德國人民還是藉由《授權法》的通過，簽下自己民主的死刑判決書。
台灣民主有捍衛者嗎？
上述三個民主捍衛者的失敗原因與最終導致的民主自殺，成為戰後德國民主防衛建立的三大核心概念的教訓：價值拘束性、主動防衛意志與民主陣營的鞏固與壯大。
不過在那之前，我們不妨稍加反省，或者試著理解歷史學家們的悔恨：如果當初社民黨人能夠積極一點、對於自由民主的價值能多堅持一點、對納粹濫用民主制度能多抗拒一點，希特勒的野心是否不會得逞？邪惡是否不會得勢？弊端是否不會失控？或者至少，希特勒進行個人獨裁與暴政的膽子是否會小一點？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可是今天同樣的課題擺在我們眼前：假新聞肆虐、部分台灣人只想發財而隨民粹起舞、「民主不能當飯吃」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促統的候選人堂堂進入國會殿堂、街上的五星旗隨風飛揚、滿是懼怕戰爭而放棄抵抗的人們，更甚者，台灣某些自由派不乏有如同威瑪共和時期，忌憚國家干涉會侵害自由，不使用防衛措施、不積極抵抗的社民黨人之鄉愿，反對政府訂立相關法規積極進行民主防衛。
只能說，威瑪共和的教訓歷歷在目，對岸的滲透與統戰堂堂入室，就算沒有「自由之敵不值自由以待」（Keine Freiheit für die Feinde der Freiheit -Saint Just）的覺悟，至少也要承認，去捍衛台灣那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Freiheitlich 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是我們今天尚能稱自己為自由派的一切前提吧。
我們是否有喊出「全台灣的民主捍衛者，聯合起來！」的一天？我們是否能在民主喪鐘敲響之前，保護自己所愛的一切？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民主國家敲響喪鐘之前——威瑪共和國的民主是如何失守的？〉）
- 文：陳信仲，努力學習外語、攝取外國新知卻（暫時）出不了國的、自我意識過剩的悲情研究生。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台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為臺灣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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