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歐樂思與「民歌採集運動」（上）： 史惟亮及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

今日新興傳播科技帶來的資訊爆炸，導致日常生活大量充斥著各種真假混淆的訊息，令人難以辨別。因此，如何普遍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閱聽人最重要的功課。

我們必須知道，當把事件的某些細節和關鍵問題予以簡化、省略（也許是故意、也許是無心），抑或將某些事件發生先後的時間順序顛倒，巧妙地「移花接木」，往往就能夠在無形之中誤導大眾。

根據日前（8月7日）中央社報導，今年（2022年）適逢台灣民歌採集運動55週年，也是早昔保存60年代「民歌採集運動」歷史錄音資料的「華歐學社」（後更名「東亞研究院」）創辦人歐樂思（Alois Osterwalder）逝世一週年紀念日。為感念他一生為東西方搭起文化橋梁的成就，文化部將贊助經費，並與駐德國代表處文化組、德國東亞研究院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數位典藏中心合作，邀請台灣指揮家張宇安策劃和指揮一場音樂會，10月2日在德國波昂的貝多芬故居（Beethoven-Haus）舉辦「東亞之聲」室內音樂會演出。

其中有一段報導內容提到：德國天主教聖言會神父歐樂思（Alois Osterwalder）從小熱愛東方文化，大學曾讀過漢學。1967年，他募款贊助史惟亮、許常惠等人進行民歌採集運動，採錄原住民、戲曲、中國各省民歌，這是戰後少數大規模的台灣音樂採集和調查活動。

關於此處所云「1967年，他募款贊助史惟亮、許常惠等人進行民歌採集運動」，乃至透過新聞標題，指稱歐樂思是「民歌採集運動」的幕後推手，我以為這樣的描述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

無獨有偶，類似的誤導情況，早見於2017年台灣音樂館舉辦「追尋歷史．原音重現──民歌採集五十年特展」官方網站宣傳內容，甚至把歐樂思與范寄韻兩者贊助經費的時間先後順序顛倒，亦將捐輸的對象彼此混淆：

1965年在華歐學社的資助下，史惟亮返台成立台灣第一所學術音樂圖書館『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然而經費籌措不易，幸有企業家范寄韻挹注資金、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支持，及歐樂思因聽聞資金短缺，於國際間緊急籌募的五萬馬克（約今日新臺幣兩千三百萬元），成就台灣首場大規模的民歌採集運動。

事實上，比較準確的說法，應是（1965年）先有歐樂思替「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募款，然後才有（1967年）范寄韻挹注資金、並與救國團一同支持「民歌採集運動」。此外，更重要的關鍵點在於，歐樂思當年雖然熱心協助募款、資助史惟亮在台灣成立「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並且支持以圖書館名義來進行各種學術活動，包括出版期刊書籍、舉辦講座和音樂會，以及投入田野從事「民歌採集」等工作，但他（歐樂思）對於史惟亮後來選擇與帶有黨國政治色彩的「救國團」共同合作推展「民歌採集運動」這件事，其實是抱有相當疑慮的。

此外，早自1959年起，當時包括「台灣大學」、「省立法商學院」（後來被整併為「中興大學」，現今升格成為「國立台北大學」）、「政治大學」、「省立師範大學」等部分大專院校師生，即已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策劃主導下，組成「暑期青年戰鬥訓練學術研究隊」，開始進入山地部落進行原住民歷史、人口、政經、文教、生活與習俗等相關調查研究。其中，於1964年至1966年間，隸屬政治大學的邊政研究所，更在人類學者胡良珍教授¹的指導下，成立「山地社會考察隊——歌謠錄音組」，陸續前往台東縣土坂村排灣族部落、花蓮縣卓溪鄉布農族部落、屏東縣霧臺鄉魯凱族部落等地，採錄當地傳統歌謠和祭典儀式活動。

由此可見，所謂的「民歌採集運動」也並非當時「最早」在台灣組織團隊採集原住民歌謠的「唯一」案例。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的幕後推手：歐樂思與「華歐學社」

1933年出生於瑞士、爾後長期工作居住在德國的歐樂思神父，對國內學界來說，或許是個陌生的名字。但他早年為促進台歐文化交流所做之事卻值得大書特書，近年則因保存台灣60年代「民歌採集運動」錄音史料而成為媒體焦點。

2013年，歐樂思神父將其珍藏了近半世紀的大批傳統民歌採集錄音盤帶、近兩百封相關書信和文件，以永久出借名義返還給師大，使得這批台灣音樂史的珍貴文物從此落葉歸根，文化部2015年還特別頒給他「台法文化獎」。

追憶往昔，從小認真學習拉丁文、矢志投身傳教工作的歐樂思，自承在他十多歲時即開始對遙遠的中國產生興趣。

然而，當時的中國大陸，正處於共產政權「鐵幕」（Iron Curtain）之下，不僅一般外（國）人無法進入，更無從知道內部的一切。自1966年起，毛澤東在中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亦如火如荼地進行，外面的世界都只是風聞，卻因鐵幕的封閉，只能間接通過香港的一些管道獲得碎片化的消息。

因此，對於像他（歐樂思）這類嚮往東方（亞洲）「中國文化」懷抱著孺慕之情的西方（歐美）人士來說，當年他們唯一最方便選擇接觸的管道，就只有透過冷戰時期被國際社會視為「自由中國」（Free China）的台灣。

1956年，高中畢業後，歐樂思進入維也納附近的聖加俾額爾神學院（Sankt Gabriel）攻讀神學。在此期間，歐樂思與聖言會的斯特凡．茲洛赫（Stefan Zloch, 1910-1992）神父一同照顧留歐的亞洲學生，也因此結識了當時在維也納音樂學院讀書的史惟亮。

身處於歐洲的富饒音樂環境，史惟亮深感自己國家在這方面的不足，包括展演空間、書刊出版、圖書館藏、推廣活動等，都無法滿足廣大的音樂愛好者。1964年底，史惟亮結束留歐生涯返台之前，便開始和歐樂思通信討論建立音樂圖書館的想法，希望歐樂思給予資金方面的協助。翌年（1965）1月，歐樂思和當時在法國巴黎索邦大學哲學系任教的黃加成（Francois Houang）、喬偉（Josef Ch'iao Wei）、喬德蘭（Teresa Te-Lan Ch'iao）、史畢戈博士（Walter Spiegel）、史惟亮等一群經常熱烈關注中國音樂和亞洲文化議題的同好們在波昂成立了「華歐學社」（Arbeitsgemeinschaft China-Europa）。

於是，就在歐樂思的鼎力支持下，透過所屬的「華歐學社」對外進行募款及認捐，順利募得了總重達四百公斤，價值約新台幣十萬元的音樂書籍與唱片²，終於在1965年8月正式成立了台灣第一座標榜音樂學術專業的「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

因理念分歧而漸行漸遠

根據阮琬琪論文《從「歐樂思–史惟亮檔案」探華歐學社音樂計畫》記載，「華歐學社」初期設有三個部門：音樂與音樂學部門（史惟亮負責）、繪畫部門（喬德蘭負責）、中國思想史部門（黃加成負責）。其中，音樂部門主要致力於東西方的音樂文化交流，且原本計劃在波昂成立「中國音樂中心」，卻因史惟亮暫先忙於在台灣成立音樂圖書館的迫切需求，直到1968年才付諸實現。

回溯史惟亮與歐樂思兩人的通信紀錄，從1964至1965年間，「華歐學社」提供的資金大約為七千馬克左右（按當時的匯率，折合台幣大約為七萬元，相當於上班族十年的薪水總合）。而這些資金原本預計要提供給波昂成立「中國音樂中心」（歐樂思在信件中估計「中國音樂中心」第一年的投資大約要五萬到七萬馬克），便轉而先行運用當時在台灣的「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購置館藏書籍、樂譜、唱片，以及出版樂譜和發行音樂學報等項目³。

彼時除了推廣音樂教育、組織合唱團、辦理講座活動之外，史惟亮創辦「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最主要的目的，仍是冀望能完成他多年來始終念茲在茲的理想——即保存和發揚民族音樂文化。因此，當他在1966年初與李哲洋、德國學者史畢戈博士（Walter Spiegel）一行人到花蓮縣阿美族部落進行音樂調查，及至1967年與許常惠共同發起「民歌採集運動」時，便是以「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作為存放、整理田野錄音資料的重要據點。

這段期間，由於雙方在理念上的不同，出資贊助大部分館藏資源的「華歐學社」原本希望「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能和純粹學術性質的大學機構合作，然而因經費問題，史惟亮最終還是選擇傾向帶有政治色彩、隸屬中國國民黨的救國團尋求金援，讓「華歐學社」的支持者對此開始產生質疑，乃至逐漸退出，由全面性的支持轉為零零星星的贊助⁴。

歸結而論，歐樂思的募款行動，最初原是為了協助成立「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1965年），之後又因為波昂「中國音樂中心」的計畫約定，而邀請史惟亮再度赴歐主持籌設事宜⁵，並且幫忙在台灣購買相關文物（如：戲服、中國樂器、臉譜、田野採集之錄音帶、唱片等），與後來（1967年）接受救國團資助的「民歌採集運動」彼此之間並無直接的因果關聯。

此外，由於「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購買的館藏書籍、唱片大部分皆為「華歐學社」出資贊助，歐樂思亦曾多次寫信給史惟亮，要求他將圖書館的全部館藏編碼、製作目錄，其所有權歸「華歐學社」（直到2017年歐樂思來台時，又再詢問了一次當時這批館藏書籍及唱片的下落）。故此，史惟亮於病逝前，曾經再三對友人表示：「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並不是屬於他的私人物品，而是社會共有資產。

惟令人遺憾的是，至今為止，史惟亮的後代家屬卻仍將當年「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所流傳保存下來——包括圖書、唱片與民歌採集錄音等館藏物品視為自家私產，顯然對於這筆「文化公共財」的處置方式做出了負面示範。

▍下篇：

被誤解的歐樂思與「民歌採集運動」（下）：重見民族音樂研究的多元視角

• 胡良珍，1924年生，福建古田人。臺灣政治大學專任教授。畢業于成都燕京大學法學院、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56年獲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57年獲文學博士學位。曾任臺灣大學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中俄疆界問題之研究》、《史學方法之探討》、《南投靜觀賽德克人的社會生活之研究》、《臺灣布農族民族學的初步調查研究》、《臺灣布農族的生產方法之研究》、《臺灣曹族之生活方式》等。
• 參考良爾，1978，〈「現代玄奘」史惟亮的故事〉，《一個音樂家的畫像》，台北：幼獅文化，頁141-144。
• 參考阮琬琪，2016，《從「歐樂思-史惟亮檔案」探華歐學社音樂計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碩士論文，頁53。
• 參考阮琬琪，2016，《從「歐樂思-史惟亮檔案」探華歐學社音樂計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碩士論文，頁51。
• 1968年，為了協助德國波昂大學成立「中國音樂中心」，史惟亮再度赴歐主持籌設事宜，並委由許常惠代理「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的館務活動，直到次年（1969）史惟亮完成籌設工作回到台灣之後，波昂「中國音樂中心」仍然持續運作，然而史惟亮和歐樂思的書信明顯減少。1970 年起，歐樂思開始和張昊及其他音樂相關機構聯絡，以繼續推動音樂中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