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特效藥？自我矛盾的毒品刑事政策與立法

在總統大選前的2019年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擴大了入罪化的範圍，且有重刑化的趨勢。

該次修法將持有三、四級毒品的刑責門檻從「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調整為「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此外，不只是製造、運輸或販賣毒品的法定刑有若干重刑化的修法，持有第一、二毒品的刑度也做了些微幅度的上修。

淪為選舉舞台的毒品議題

儘管本次修法一方面擴大刑事處罰的範圍，另一方面也把刑度加重，導致包含法院、地檢署、警政、矯正機關等廣義刑事司法機關的負擔與成本均加重，而引來不少司法官與律師等刑事司法工作者的批判。

但不具有法律專業、心心念念只有選票的某些政客，卻假裝看不懂修法的內容，在選舉前製造假新聞，謠傳「民進黨已經通過了毒品條例了，校園內可以擁有5克的毒品，才被視同販毒。台灣除了是『同性戀島』、『愛滋病島』、現在又增加了一個『毒品島』了」等誤導民眾法治觀念的不實內容。

在台灣，政客為了選票而操弄輿論，也不是什麼稀罕事。但這種與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顯然不同的謠言，何以民眾會相信而在網路上轉傳？關鍵除了人民欠缺法治觀念、缺乏查證資訊的媒體識讀能力外，還有很大的因素在於出自本能、動輒恐慌的素樸正義感。

儘管不清楚哪些是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與第四級毒品，也不明白毒品分級以及各級毒品的作用，但想到毒品就覺得害怕。但為何害怕，多數人恐怕也說不出個符合科學、法理的依據。

此外，在長期以來慣於以腥羶題材操弄點閱率的某些媒體推波助瀾下，總是將毒品與富二代、紈褲子弟、藝人或名人等連結並「緋聞化」，操作出其富有、不學無術、遊手好閒的形象，激發民眾的厭惡感，卻忽視了，司法與醫療實務上大量毒品濫用者其實可能源自於社會底層，不同個案背後的生命歷程以及複雜的社會脈絡。

此外，也有論者以統計數字將施用毒品者與「犯罪傾向」連結，卻也忽略了，這些來自社會底層、毒品次文化圈子的社會因素。統計數字可以用數據說話，但卻無法處理更複雜與細膩的脈絡，例如施用毒品人口之所以另犯其他例如暴力、財產等犯罪，是否是因為交友因素、以及其他原因？

有多少人能夠仔細思考，他們是因為吸了毒以後在毒品作用下犯罪，或是因為窮困、寂寞、受到教唆或煽動、次文化圈的潛規則等而犯罪？更何況，如果施用毒品者有其他犯罪行為，自有其他條文處罰，在他們沒有犯其他罪，只是單純持有與施用毒品的情況下，立法者不斷將其等推往重刑化處罰的路線，能解決社會問題嗎？

遺憾的是，在人民集體欠缺理智思辨的恐慌情緒下，從政者為了取得選票便操作民眾情緒，在刑事立法政策上拋棄專業、自相矛盾，並制定各種進退失據的查緝、重刑政策。

對於毒癮者，救贖還是驅逐？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範的毒品犯罪，不是只有製造與販運毒品，也包含本質上屬於自我危害的施用與單純持有毒品。依照精神醫學上的見解以及相關報導，施用毒品成癮，已被醫學證明是腦部酬償系統被改變導致的慢性病，從醫學與心理層面來看，吸毒成癮的大腦會對毒品及場景產生強烈的連結與制約。

而毒品直接帶來的影響，是對於施用者「自己」腦部以及身體健康的危害。申言之，施用毒品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自我危害的行為，並不會對於他人的法益造成影響。

2015年，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總統在「台灣毒品：藥物濫用的現況與對策」專題報告會後，針對毒品犯罪等議題表示，染上毒癮的人，一輩子都要和毒癮對抗，所以「應該把藥癮者看成病人，而不是罪犯」，其並肯認「單純的刑罰，沒辦法將他們帶離毒品的惡性循環」，社會與政府必須提供更多的矯正與醫療資源，甚至必須以政府預算支持戒治過程中昂貴的醫療費用，協助他們重返社會。

而行政院於2017年核定的「新世代反毒策略」亦強調對於毒癮患者予以治療的戒毒面向，將目標設定為「強化我國藥癮醫療與專業處遇服務資源之佈建，並依個案不同需求，發展實證處遇服務方案，提升藥癮個案接受專業服務之涵蓋率，促其重返社會」，在手段上採取「建立以藥癮醫療及復歸社會服務為核心，戒護為輔之戒治模式」。

然而，上開傾向將毒癮視為一種疾病，也強調透過醫療系統予以治療、崇尚社會復歸的政策，卻搭配迎合大眾恐慌口味的重刑化、擴大刑罰範圍的立法政策，是否矛盾？獄政資源有限，延長毒癮患者在監獄中與社會隔離的時間，對於他們的戒癮有幫助嗎？或只是給他們機會在監獄的次文化圈裡「交朋友」？

有一種病，叫做「刑罰成癮症」

我國有一個非常奇妙的現象，不論是政治人物還是「庶民」，不問事實如何、情節輕重、個案背景，只要判決不合己意，就是「司法已死」。政治人物告政敵，如果檢察官認為不成立犯罪或證據不足而不起訴，司法就死了；但如果檢察官起訴了，換政敵陣營跳出來高喊「司法迫害」。

「庶民」則是手拿遙控器、敲著鍵盤、盯著手機，只要判決不符合自己期待，便不假思索的咒罵司法。發生社會問題，懶得思考解決，罵司法就對了。

害怕自己的孩子進入複雜的社會後接觸毒品、出於刻板印象而對毒品施用者感到恐懼、出於無知而產生恐慌時，怎麼辦？這時，「刑罰」彷彿是所有社會問題的特效藥，不思考藥到是「病除」還是「命除」，也不思考是否對症下藥，總之，先施用再說，而且還成癮，藥量越下越多，於是，立法政策就不斷朝向擴大刑罰權範圍、加重刑罰的方向走。

平時高喊不信任司法的人民，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方法，不是理性討論與思考解方，而是把所有問題推給刑事司法。這種對於刑罰萬能的迷信，基本上，也是一種成癮——「刑罰成癮症」。

國人似乎忘記所有的問題，都有原因；所有的政策，都有成本。毒品施用者吸毒的原因、成癮的議題、警政與司法的負荷、獄政的隱憂，這些問題，就在集體「刑罰成癮症」的昏昏然與茫茫然中被忽視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警方向來追求媒體英雄、績效數字的文化，面對人民與高層的喜好，豈容缺席，於是，各類扭曲的緝毒績效要求應運而生，「有績效便是老大」，為了績效而產生的各種悲劇永無止盡，失控的司法血汗工廠永遠看不到天光。

但是那些在社會陰暗角落所隱藏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不斷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