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命下不從：打破警界潛規則的勇氣，與遲來的正義

2019年2月，一則新聞報導指出，一名呂姓民眾（下稱O）在新北市三重區因超車問題引發另名鄭姓車主（下稱T）不滿，T拿出一把空氣手槍對O比劃，O見狀害怕是真槍，於是報警處理，警方派出數名員警到場並逮捕T，員警通知O配合回警局以證人身分接受詢問，沒想到O到達派出所後，被T反咬一口提告恐嚇，派出所副所長下令要求員警「在派出所內」逮捕O，讓O甚為錯愕。

或許這則新聞讓閱聽者感到驚奇的是新聞標題「被害人竟遭移送」，同情O的境遇。然而，在我看來，這則新聞中那段「承辦員警拒絕副所長命令」的情節，是這則新聞中具有高度啟發性，值得我們探討的故事。

新北地院一審判決背後的故事

依《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2項規定，所謂「現行犯」，是指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至於所謂的「準現行犯」，依同條第3項規定，係指被追呼為犯罪人；因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身體、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而依照學說見解，還必須要有時間與空間的密接性，且有保全證據、防免逃逸之必要，而得逮捕。

這件行車糾紛發生後，數名員警前往現場，並沒有任何員警看到O有恐嚇或犯罪行為，且依照現場狀況，是O被T持空氣槍恐嚇，因此於16時10分許以證人（被害人）身分通知O到派出所製作筆錄。

事情古怪之處就在於，該派出所副所長在派出所內聽完T一方的說詞後，在22時許，明知配合警方通知在派出所製作筆錄的O並非現行犯，卻命令下屬「在派出所內」逮捕O。當時派出所內四至五名員警非常清楚這個逮捕命令違法，集體鼓起勇氣勸阻上司，沒想到，他不聽勸阻，還命令其中一名員警在逮捕通知書上填寫錯誤的逮捕地點，甚至將逮捕時間「回溯」到16時許。

警界向來都有「上命下從」的文化，但這次，該所數名基層員警沒有聽從違法的命令。他們集體提醒副所長，本案非現行犯不應逮捕，並且集體不服從違法命令，拒絕在不實的逮捕文書上蓋章。

但副所長不知道哪來的勇氣，見到下屬集體不服從後，竟然拿自己的職章在內容不實的文書上蓋章，堅持逮捕O並要將其解送地檢署，導致O被剝奪將近一日的行動自由，O發現茲事體大，請家人協助依照《提審法》規定向法院聲請提審，並委任律師對副所長提出告訴。

此案件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定副所長涉及行使公務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故意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因而將副所長起訴。本案新北地院於今年2月以108年審訴字第1923號判決副所長有罪：「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故意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3月。又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參加法治教育4場。」

判決理由中更指出：

被告（指該派出所副所長）身為警務人員，職司犯罪預防與偵查，理應熟知法律條文，且應恪遵法令，依法行事才是，然竟無視同仁勸阻與法律規定，恣意下令員警逮捕告訴人，事後復在前開公文書上虛偽記載不實逮捕地點與時間，影響告訴人權益，亦違反公務員應依法行政之準則，致使公權力蒙羞......

為強化被告法治之觀念，使其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避免被告再度犯罪，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接受4場法治教育......

拒絕上級違法命令的勇氣

在這件案件中，可能有人看到一場派出所主官把被害人當成被告的荒唐、有人看到離譜的長官命令、有人看到公務登載不實、有人看到副所長被法院認證應該「強化法治觀念」......。

但是我們是不是更應該注意：在這件案件中，五名基層員警當下集體敢於拒絕違法命令的信念及勇氣，在每個人實踐「唯一服膺法律」每個小小行動的當下，警界的盲目服從性及官階大於法律的陋習，是不是已經悄悄被打破了？這才是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雖然，這件案件在派出所副所長的一意孤行之下，最後O還是被違法逮捕了，人身自由也因此被剝奪約莫24小時，但是，在檢方開始調查本案時，該派出所的五名員警非常勇敢的在偵查庭中說實話，還原當時的經過，也成為本案檢方起訴該副所長的重要證人。

然而，他們憑著對於法律的信念，不服從違法命令、作證說實話，依法行事，卻承受了巨大的內部壓力。

還記得那堂「警察職權行使法」嗎？

2018年上半年度，當時擔任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的我，接受指派擔任新北市警局上半年度《警察職權行使法》法規講習的講師，總計五梯的課程，參與員警總計千餘名。

我在每一梯課程的最後幾分鐘，引用Hannah Arendt的名言：「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提醒所有在座的員警：「警徽與制服代表的是法治國的榮耀，警察唯一服膺的，就是憲法與法令，對於上級違法的命令，你們沒有服從的義務。」「在服從的同時，請確認你們支持的到底是不是法律與良知。所謂的正義，是透過程序正義發現的實體正義，而不是服膺政策、績效、鄉民式的素樸正義。」

而我當時的這些公開發言，據說也引起了一些「議論」，有人對於我「破壞檢警關係」、「動不動跟上級對幹」、「不挺自己人」等作法感到排斥，甚至批判我「公然帶壞基層員警」。然而，也有不少人願意堅信法治國公務員的使命，並且默默地將信念付諸實行。

在這件新北地院的判決公開後，我收到了一封訊息，來訊者正是在事件中「集體不服從」的基層員警之一，他告訴我，他正是當時我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學員之一，聽了我所倡議的「公務人員只能依法行事」、「違法命令不應服從」的理論並付諸行動，然而在實踐過程中卻遭遇與理論不符合的體系問題：「在案發之後一段時間我背負了莫大的壓力和黑名，今天看到檢座的文章給基層鼓勵，我一定要跟檢座說聲謝謝！社會還是有公理的。」。

短短文句看似雲淡風輕，但只要稍加了解警方體系文化的人，多少都能體會他們承受了多大的壓力。不過，這幾位基層員警或許不了解自己當下本於法律良知的行動，對於法治國原則的捍衛，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雖然他們處於體系中的基層，看似不具有最終決策權，在這件案件中，對於違法的逮捕決定無力回天，但他們的勇敢、不隱匿，協助司法讓事實得以真相大白，也讓不少司法人員與法律人感到讚嘆與驚艷。

這則有罪判決，宣示公務員應依法執法的法律義務，捍衛了法治國，但何嘗又不是還給這些當初勇敢「集體不服從」的基層公務員一個正義呢？

謹以這篇文章，記錄堅守法治國家公務員使命的勇敢，向這群秉持法律良知，集體不服從上級違法命令的基層員警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