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仁／時代之疫：從高齡化到全球化，新冠病毒與當代社會結構
曾一度為人淡忘但近年作品又開始受到歡迎的維也納猶太裔作家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據說相當信服另一位維也納猶太裔作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 1874-1936）的名言：「每個時代皆得其應得之病。」（every age gets the diseases it deserves.）
如果純粹就字面來瞭解這句話，那或許會像動保人士說新興傳染病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反撲」一樣，給疾病賦予了太多道德意味；「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問題」，則是一個常見卻嫌平凡的解讀。
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句話，許多醫學史研究都指出，重大疫病往往會凸顯出原本隱而不顯的結構狀態與問題，並且讓社會的矛盾緊張加速浮現。如同美國重要醫學史學者羅森堡（Charles E. Rosenberg）一篇著名論文〈十九世紀歐洲的霍亂：一個社會與經濟的分析工具〉的標題所指：一個時代的重大疾病，能幫助我們深入了解那個時代。
從疾病到社會分析
例如，19世紀的霍亂是當時引發最大恐懼的新興疾病，當時革命運動正興起的俄國，或是大革命結束後仍動盪不安的法國，都出現謠言宣稱疾病是顛覆分子所散佈的，也有謠言譴責統治階級在井裡放毒，藉由疾病清除窮人與反對派。這類流言蜚語既凸顯了社會的矛盾，也進一步加以激化它們。
從歷史角度來看，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戰爭、全球貿易以及火車和蒸汽輪船等更為快捷的交通工具，促成了霍亂的大流行，而這個疾病在各國大都市的工人區與貧民區，造成特別嚴重的感染與死亡，則是工業革命後階級嚴重不平等的後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2020年初在中國武漢爆發，隨之造成全球大流行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又是怎樣的一個「時代之病」呢？雖然就傳染病大流行的周期而言，目前疫情恐怕還在前期階段，談論這個題目似乎為時尚早，但面對此一重大歷史事件，我仍願魯莽地冒著知識風險，對「克勞斯—褚威格」命題嘗試進行初步思考。
高齡化時代的疫病
首先，隨著疫情的爆發，醫學界很快注意到COVID-19所造成的重症與死亡，主要集中於60歲以上的老年人。這點尤其凸顯於歐洲最早爆發流行的義大利，該國人口老化程度僅次於日本，因此疫情特別嚴重。即便疫情中心所在的義大利北部是該國最富裕、醫療資源最豐富的區域，大量重症患者仍壓垮醫療體系。
但這不是義大利獨有的問題，根據《衛報》（The Guardian）的報導，倫敦政經學院（LSE）的初步調查報告顯示，COVID-19在歐盟國家導致的死亡人數當中，約有一半出現在長照機構。目前有疫情惡化跡象的日本，是否也會因人口老化而出現災情特別慘重的狀況，值得密切觀察。
然而，人口老化並不是日本與義大利所獨有，而是所有已開發國家都有的現象，甚至過去常被視為有著人口過多問題的中國，都出現人口快速老化而即將面臨「未富先老」危機。有些人口學者認為，人口老化是全球趨勢，過去擔心的人口爆炸問題，日後將為人口老化與人口減少所取代。
從這點來看，COVID-19在此時橫空出世確實是件不幸的事，也更加凸顯了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結構問題。
醫療化時代的疫病
這場疫情也讓我看到醫療在當前社會中所具有的核心重要地位。這裡所指的也不僅是醫學專業在危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像是以複雜數學計算模型來預測疫情發展、影響封城管制等重大政策。
此次疫情展現出的「社會的醫療化」，更可見諸於爆發社區感染的國家，不論採取廣泛篩檢、接觸追蹤與隔離的作法，或是訴諸強制社交距離乃至封城等激烈手段，目標往往都是要「壓低疫情曲線」（flatten the curve）到醫療體系所能負荷的範圍內。維護醫療體系的運作成為防疫的重要目標，而這裡的醫療體系主要指的是醫院。
17年前的SARS就顯示，流行疾病引起院內感染是很嚴重的問題。院內感染除了散播疾病的力量強之外，醫護人員罹病死亡將嚴重打擊士氣，更會造成社會恐慌。COVID-19對醫護人員的感染威脅甚大，加上原本就有健康問題的人，出現重症與死亡的比率較高，讓這波疫情對醫院病患的威脅不言可喻。
此外，醫療體系被壓垮將使得照護品質下降，造成COVID-19病患的死亡率提高，其他疾病的患者也會因無法得到妥善治療而連帶受害。
然而把這次疫情放在歷史中檢視，也會看到醫院角色深遠而重大的轉變。從中世紀末期到18世紀，醫院主要是一種慈善收容的休養機構，治療並不是主要的功能。針對痲瘋病與瘟疫所設立的特殊醫院，主要的功能是隔離而非治療。
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初期，以病理解剖為中心的「醫院革命」，使得醫院的教育與研究功能顯著提升，再加上19世紀中期麻醉使用普及，讓醫院外科治療功能大增，院內感染的問題也開始受到重視。然而，這時會進入醫院的，大多仍是接受救濟的貧民與勞動階級，中上階級還是在家裡接受治療，醫院在20世紀才發展成為醫療的核心。
很多國家在這次疫情中，把維護醫療體系的運作列為防疫工作的要務，其實是相當新的歷史現象。尤其COVID-19的死亡率乃至目前累積的死亡人數，都遠小於過去的重大疫病（鼠疫、天花、霍亂、黃熱病等），但全球主要國家採取的防疫措施之全面廣泛、對社會與經濟的衝擊之大，卻是歐洲黑死病之後所未曾見的。
防疫的目的是要減少罹病與死亡，但國家從事防疫的深層關切與動機卻不盡相同。有時主要是維繫經濟的運作和貿易的利益，有時則是要保存軍隊的戰力，而公共衛生的興起，則和視大量健康人口為國力根本的政治經濟學思想有密切關聯。
換言之，以前判斷防疫的成效是看軍隊戰力有沒有受損、是否能保護經濟不要受到太大傷害，相較之下，現在面對一個主要威脅老年人與慢性病患的新興傳染病，許多國家都將維繫醫療體系的運作視為防疫工作的指標，甚至不惜採取嚴重傷害經濟的封城措施、在軍事部署上妥協。這是個相當新的現象，其所涉及的重大歷史變化，還有待探究與闡明。
在缺乏更好的概念詞彙下，我暫時用醫療化來指涉這現象。「醫療化」（medicalization）一詞過去常指現代社會將偏差行為、犯罪、成癮物質濫用等，可能涉及社經不平等與教育問題等複雜因素的現象，化約為醫療問題，並試圖借助醫學來提供技術性解決方案。
「醫療化」一詞常用來批評現代社會受到狹隘的技術理性所主導，而帶有負面意涵。然而這種批評的局限，近年也有不少討論。這場疫情進一步凸顯了醫療在現代社會的重要地位，也許以往對「醫療化」的界定是太過負面與狹窄，重新界定這個概念，或許有助考察現代醫學如何形塑了我們的存在樣態、造就當前的世界。
全球化時代的疫病
這次疫情對全球化的影響是目前媒體討論最多的主題之一，本文就不再多說。從黑死病到霍亂，疫病全球大流行的傳播路線都和貿易的路線高度疊合，連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將舊世界的傳染病帶到美洲，其肇因也是為了尋找新的貿易路線。現今全球化與噴射機、高鐵等快速交通工具帶來的人員流動，使得疫病傳播速度更甚從前。
17年前的SARS是從廣東傳到香港這個國際港之後，才快速傳播到其他國家而引發大流行。然而，這次疫情在武漢爆發之後，就直接隨著中國旅客傳播到日、韓與歐美各國，這點顯示了這17年來中國整合入全球化的程度。
然而，疫情發生在中美貿易戰與歐洲各國對中國影響力疑慮更深的關鍵時刻，加上中國停工帶來的供應鏈危機，以及北京在歐美疫情嚴重時採取的戰狼外交，顯然會強化近年反全球化的政治力量以及產業脫鉤的趨勢。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科學知識與疫情資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流通。就這兩點來講，COVID-19既是全球化時代的疫病，也是全球化的反挫。
回到本文之始，褚威格晚年因為納粹而流亡，最後在巴西偕妻子自殺，因為他無法忍受目睹他所珍愛的歐洲步入毀滅。褚威格是歐洲文化共同體的信奉者，而今天在政治上具體化這個理念的歐盟，由於疫情中各國自顧不暇的作為，面臨空前的危機，甚至有可能解體。這場疫情是否真會如許多評論者所斷言，將強化民族國家疆界壁壘而逆轉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化潮流呢？這是未來最值得關切的議題之一。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為〈時代之疫：對「克勞斯─褚威格」命題的初步思考〉。）
- 文：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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