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性別不平等（下）：全球經濟陷危機，女性勞動者首當其衝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席捲全球，截至目前（3/27）為止全球已有超過52萬人感染、逾2萬人死亡，不僅奪走了許多人的家人與朋友，更對各國醫療體系和經濟狀況造成巨大的衝擊。近日許多學者提出，病毒雖然並不挑選感染對象，但不同的個人、群體和社會身分卻可能造成感染風險、路徑、醫療資源和機會不同。

「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個人和社群在疫情下的處境？女性又可能因為性別而面臨哪些特殊的困境和風險？這可以從三方面來說：病毒本身的威脅、防疫政策造成的影響，以及長遠的經濟處境。

疫情揭露勞動市場不平等

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從最初病毒在武漢這個重要工業城市爆發開始，中國製造業停擺，造成全球產業鏈可能中斷的恐慌，同時中國政府雷厲風行的封城手段也使消費停滯。接著隨疫情轉移到歐美，美國股市在10天內經歷4次熔斷，震盪全球金融市場。而在全球多國陸續封鎖邊界，以嚴苛程度不一的政策防止或禁止國民旅遊、關閉各類娛樂場所與商店、暫停文化與體育活動後，服務業成為損失最慘重的產業，公司破產、解雇員工的消息層出不窮，尤其以旅遊、餐飲和文化娛樂事業為主。

這樣的經濟衝擊一方面是全面性的，另一方面則凸顯了當代勞動市場中早已產生的不平等。隨著資訊與生產技術的進步、自動化和全球化發展，勞動市場不斷地外包化、彈性化、碎片化，於是產生了越來越多非典型、非正式、短期且臨時、契約式的工作形式，從事這些工作的勞動者經常面臨不穩定、不受保障、甚至不公平的僱傭關係（或者說，不被承認的僱傭關係）——有學者稱其為「無保障的不穩定工作者」，並認為他們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勞動階級。

不難想像的是，當災難與危機來襲，這群面貌模糊、往往可以輕易被取代的勞動者就特別容易成為經濟震盪下的首波受害者；當其他勞動者可以在家工作時，這些人不是失去收入（或收入岌岌可危），就是得繼續從事可能面臨高度感染風險的工作（如超市收銀員）。

女性的經濟弱勢

性別又可能加深這樣的不平等結構。首先，女性構成了全球大量的兼職和非正式勞動人口，而在經濟不穩定時期，這類型的工作往往最先遭到裁撤。另一方面，這些工作環境往往不提供員工任何支薪病假與相關福利，使得女性必須在生計和健康之間做出選擇，而如前所述，若是有家庭的女性，此時還得再加上家務和育兒工作的負荷。

其次，許多女性服務於觀光餐飲、零售和其他服務產業，在疫情讓旅行、娛樂、外出餐飲成為禁忌的情況下，這些女性首當其衝。此外，非嚴重疫區的女性也可能受到影響，比方說部份位於東南亞的成衣工廠就因為來自中國的原物料缺貨而被迫停工或關閉，在這些工廠工作的女性也被迫失業。同樣面臨失業風險的還有家務移工，紐約時報便報導，隨著香港疫情爆發，許多家長選擇將子女們送到國外的寄宿學校，使得原本負責保母工作的移工失去工作。

從事這類工作的女性往往原本就已身處社會弱勢，較不穩定的工作條件和較低的收入使她們難有存款與資產，在工作朝不保夕時，若未能提供這些女性相應的支持，她們將可能陷入更大的困境，並難以翻身。

此外，儘管疫情對男性和女性的經濟處境都可能造成負面影響，但女性所受到的損失卻可能更長久。例如任職於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研究健康政策的茱莉亞．史密斯（Julia Smith）指出，在疫情期間因為額外增加的家庭照護工作而必須辭去工作的女性，即使在危機過後也可能難以取回失去工作或恢復原本的收入水準。相反的，男性的收入比較有可能在危機解除後恢復到原先的狀態。

由冠狀病毒帶來的全球危機讓許多人再次檢視資本主義內部的不平等，以及這樣的不平等如何因為危機而深化、持續，這些被強化的不平等又可能為下一次的危機提供土壤。此外，我們也發現，現有的社會不平等結構如何彼此交織，經濟的不平等會造成健康的不平等，反之亦同，而性別作為其中面向之一，亦和其他身分互相影響，使得某些社群在危急時期格外弱勢。

弱勢身分的交織

除了前文提到的移民女性、單親媽媽、非典型受雇者、孕婦等，女性遊民也是值得關注的群體之一，除了沒有住所使得維持個人衛生——這乃是防治病毒傳播的重要措施——變得困難以外，也有報導指出，女性遊民會為了避免在街頭遭遇暴力而選擇較為擁擠的睡眠環境，這使得「保持社交距離」以預防感染一事對她們來說幾乎不可能。

另一方面，難民營內的情況也令人擔憂，不良的衛生條件、擁擠的居住環境為病毒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越來越多人權工作者擔憂，疫情一旦爆發，將會造成嚴重後果。屆時性別又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比方說，許多難民營裡的女性飽受性暴力威脅，若疫情使難民營內的生活更困窘，性別暴力問題是否也有可能加劇？

最後，有團體指出，在疫情衝擊下，LGBTQ社群的健康狀況也可能較為脆弱。一方面，由於長期社會處境和汙名造成的社會壓力，較高比例的LGBTQ有抽菸的習慣，這加深了他們若感染後，成為重症甚至死亡的風險。此外，和弱勢女性一樣，許多LGBTQ過去和醫護人員的互動經驗並不美好，使他們對醫療照護體系缺乏信心和信任，可能因此影響他們的就醫意願。

愛滋感染者又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群體，一方面愛滋病毒會弱化感染者本身的免疫系統，使得他們更容易感染疾病，也更容易在感染後發展成重症；另一方面，在愛滋仍舊承載巨大汙名的社會裡，感染者可能擔心就醫後自己的隱私曝光，甚至因此被醫療單位拒絕。

當前台灣政府為了防疫效率，不斷加強資訊流通，例如在就醫時顯示個人旅遊史，以及將醫事人員、長照機構人員及住民資料檔串接健保卡，於就醫時自動跳出警示。目前已有學者擔憂，這些「防疫優先」政策會傷害國民隱私權益，而我們也不禁擔憂，在國內已經飽受汙名且不時受到不友善醫療對待的愛滋感染者，是否會因此更為恐懼就醫，使他們面臨更多的健康風險？

在防疫討論裡納入性別視角

在台灣，由於及時的反應、詳細周延的防疫措施，以及被大量投入的醫療資源，比起許多國家來說，疫情尚屬於良好控制的範圍內，一般人民所受到的影響相對較低，而輿論主要仍專注在如何維持防疫和醫療照護能量。然而，在某些例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性別視角可能如何影響防疫語言，例如在討論中籍配偶時，相對偏斜與單一的性別想像；或在感染移工的案例中，我們也應該思考，性別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眼下看來，冠狀病毒將會為全球社會帶來一場漫長的戰役，而其影響將會是全面的，健康、經濟、社會與政治層面都將會受到衝擊。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現在開始做好準備，除了更長遠的防疫政策外，也思考如何回應疫情將帶來的各種衝擊，以及更重要的，如何針對疫情在社會上開展更多平等、正義而且富有同理心的討論。

因為疫情將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全面性的變動，然而卻不是每一個人、每一個群體都有同等的能力去回應與面對這些變動，若我們忽視了這些現有的差異與不平等，很有可能會使得原本就已經處於社會弱勢的個人、家庭和社群落入防疫的縫隙中，或是因為疫情而陷入難以回復的困境。

即使普遍來說，女性如今已經取得了越來越多政治權力、經濟參與機會和社會地位，但全球各領域（如公衛和醫療）內的高階領導人仍舊以男性為主，這表示，女性很有可能不被納入決策的過程，這可能使得她們的特殊需求和處境遭到忽視，而偏斜的政策不僅無法達到最佳的效果，反而可能有著負面影響。在疫情中看見性別，並不是為了分出優先順序，而是了解到，唯有看見不同的身分如何形塑個人的生命經驗，並且從不同群體的視角去想像、理解他們的需求，我們才有可能發展出最有效也最公平、正義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