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昱孝／台灣共同體成形？台灣人認同感史上最高的兩大因素
7月3日，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公布了兩個趨勢圖，分別是1992年以來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以及1994年以來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統一或台灣獨立的看法，這兩項調查皆有戲劇性的變化：台灣人認同感來到史上最高的67%，而傾向台灣獨立的民眾則有27.7%，相較去年成長了5.9%，成長速度史上第二快，且首次超越了永遠維持現狀的支持度。
其實這樣的結果並不會特別意外，從今年初台灣人在選擇親／反中總統候選人的同時，就透露了這種趨勢。
在台灣，支持蔡英文或反對韓國瑜的理由可能有千百種，但沒有一種比「不接受一國兩制」這個理由更強大。台灣人對一國兩制的反感，早在去年1月陸委會的定期兩岸關係調查中表露無遺。面對其中一個問題問道「是否贊成一國兩制主張」，有75.4%的受測者不贊成，其中40.5%的人表示非常不贊成。在10月份的調查中，同樣的問題變成89.3%的人不贊成，63.2%的人非常不贊成。
不少人認為變化的關鍵在於香港的反送中事件：港人維護自由的意志，在港警暴力威逼下顯得韌性而珍貴，激起同樣在一國兩制陰影下的台灣之同情及對中國警覺，也間接幫助蔡英文勝選。反送中運動初期蔡英文的民調（3/26）仍落後韓國瑜近15個百分點，不過6月9日大規模的集會示威之後，藍綠雙方支持率大約在6月交叉，而後從8月底開始，韓國瑜的民調再也沒有超越蔡英文。
的確，香港的反送中事件是台灣人對中國態度加速急凍的關鍵，但只考慮香港反送中運動或是相關香港爭議是不夠充分的。筆者認為造成如此改變的根本在於「國族認同的衝突」和「安全的威脅」。
國族認同的衝突：台灣共同體的凝聚與排斥
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人對於其國家或民族的歸屬感，並將國族視為一個凝聚整體的概念。知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為何國族認同重要？〉（Why National Identity Matters）一文認為，國族認同始於對國家統治正當性的共同信念，可以被具體化為訂定官方語言，或是教育一國歷史的法律制度規範，國族認同也延伸到文化與價值的領域。
對此，筆者認為台灣共同體的凝聚來自兩股力量：台灣大眾文化的自體發展，與中國文化的共產黨化。
以大眾文化一環的電影論之。電影在國族認同的塑造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電影研究學者Carlo Celli教授表示，電影的誕生反映國家進入了工業時代以及內部文化、政治和經濟的集中化。政府可以透過補貼、監督和審查電影，將想要宣傳的政策和議題傳遞至個人，此時，電影院中所展現或強化的一種認同和歸屬感，就成為一種創造國家文化共同體的工具。
經歷1980年代電影新浪潮的洗禮後，台灣電影擺脫了過去愛國電影的框架，開始探討社會百態，如《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與《悲情城市》，便是台灣社會集體記憶的註腳。自《悲情城市》後，台灣電影正式突破意識形態的束縛邁入多元發展，不再只是政府宣傳的工具。除了視聽娛樂，台灣電影多的是對他者的自我描述、歷史記憶的詮釋，以及對共同體的期待與想像。電影院宛如台灣共同體的熔爐。
台灣影史國片票房第一的《海角七號》，在當時激起國內旅遊的熱潮外，也重燃對國片的信心，更催生出深具台灣意識的電影，例如《賽德克巴萊》系列、近年的《返校》、《大佛普拉斯》，又或如以《大尾鱸鰻》為代表的賀歲喜劇片，其共通點就是皆以台灣人為主體，且充斥大量台灣本土文化。
相較台灣電影已從威權時代中反思重生，中國電影卻淪為政府宣傳愛國意識的工具。中國影史票房最高的電影——《戰狼2》，以好萊塢式的英雄設定和吸睛的爆破格鬥場面，來包裝中國的民族主義，其電影宣傳文字「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意義不言自明。
此外，排行二、三名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球》，也被認為是在定義中國式的英雄，意圖與前者類似。平心而論，其實這些設定與內容並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政府箝制言論、介入電影創作自由之下，這些電影卻能受推崇，不免讓人擔心它們又是一種宣傳的工具。
因此，從兩岸觀眾電影的選擇，不僅可以發現其文化上的差異，也可認知觀眾在選擇中所透露出對共同體的不同想像與認同。而當中國的國族認同開始加入膨脹的愛國主義時，文化差異與政治對立便會成為台灣共同體加速凝聚的力量。
中國文化的共產黨化也有助於台灣共同體的塑造。綜觀歷史，中國文化往往被中共破壞或利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先前曾以「共產黨正在重新定義中國人的意義，同時掩蓋自己破壞中華歷史」為題，敘述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很大程度由政府主導的「文藝復興」。可見外界已開始注意到中國文化的共產黨化。
為了要扭轉失去吸引力的共產主義，號召更多人對黨的認同，中共開始打著恢復傳統的旗幟宣傳政府的價值觀，如積極推廣中國書法、儒家經典等傳統文化，重新宣揚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唾棄的儒家思想，在各國建立孔子學院。再一次，屍骨未寒的中國文化又被從墳墓拖出、抹上中共的胭脂水粉後上花車遊行，為的是實踐習近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相較之下現在的台灣則在1980年代民主化後，呈現中國、台灣本土和西方文化並存的多元樣態。值得一提的是，具台灣本土意識的文化，在當時反國民黨的運動中就已開始強化（見蕭阿勤一文）。
當時國民黨的存在加速了台灣文化共同體的凝聚。如今共產黨化的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共同體也是如此。當中國文化有了政治意圖、變得具有侵略性，備受中共軍事威脅的台灣，便自然會排斥這樣的中國文化，進而塑造有別於中國的台灣文化共同體。
另外，中國文化變質的影響，從外媒對文化符號的解讀可見一斑。舉例來說，某期《經濟學人》雜誌，就以龍嘴含著香港而台灣位在龍爪附近的龍代表中國。
千年來象徵祥瑞、又被大多數台灣廟宇供奉的神獸，竟被用來代表中共，這樣的誤解實在令人詫異，但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掠奪中國代表權手段之透澈：自1971年取代坐上聯合國中國席次的幾十年後，連中國文化也給它奪去了。但也因中國文化共產黨化，台灣共同體的凝聚進程得以加速，造就今日台灣人認同感高點。
安全的威脅：中國威權的本質
回到一開始的台灣／中國認同趨勢圖，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台灣認同顯著上升的時間點，依增幅大小排序為1996年台海危機（9.9%）、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8.5%）、1994年的千島湖事件（4.8%）、2008年馬英九總統第一次上任（4.7%）和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3.5%）。
除了馬英九上任總統，其他四個事件皆與安全與價值的威脅有關：台海飛彈危機時，中共向台灣外海試射飛彈，並舉行兩棲登陸演習，試圖干擾台灣的總統大選；太陽花運動和反送中事件，見證中共一國兩制的諾言不可信與政權底下的殘暴；以及千島湖事件24名台灣觀光客的生命，向台灣展現中國不透明法治下正義無法伸張，而威脅的起因就在於中國威權的本質未曾改變。
至於親中的馬英九上任，導致台灣人認同上升這件事，聽起來可能有些弔詭，不過這在於以2020年的時空背景看2008年的馬英九。當年因為陳水扁事件陷入困境的民進黨，加上馬英九慷慨激昂的說出「台灣不是西藏，台灣不是香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論述（即便他本人後來否認）就奠定了勝基。
選後在2008年總統就職演說中，光是「台灣」就被他提到49次，相較之下「中華民國」僅被提及9次，「中國」則只有2次。
可以理解的是，馬英九的勝選乃順應時下越來越多的台灣認同者，而其行為正符合中位選民定理，這可能也是為何2008年總統大選，馬英九可以創下中華民國史上總統候選人最高得票率的原因之一——當年「得票數」紀錄後來被2020年的蔡英文超越，但以「催票率」（得票數除以全體選民數）來看，2008年的馬英九仍然是較高的。
至於就統獨立場趨勢圖的部分可以發現，近十年來兩者似乎呈現正相關的關係，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台灣人認同的上升，代表支持台灣獨立的人也增加。就算台灣人認同與偏向獨立的主張有高度的重合，仍要考慮許多因素，例如對國家未來定位的主張，或是中國武力威脅的存在。
因此，我們更該關注的是「條件式統獨」。根據〈面對中國，台灣人選擇麵包或愛情？〉一文整理的資料，2017年，如果中國不武力攻擊台灣就支持獨立的人有將近七成之多，這暗示著可能有很多人是礙於中國武力威脅因素，而選擇維持現狀再決定統獨與否。這次統獨趨勢調查也透露類似的狀況：2020年偏向獨立的人雖然來到歷史新高的27.7%，但根據其定義，支持者仍是希望先維持現狀之後再獨立，而非無條件獨立。
這樣的結果也顯示，雖然台灣人的統獨傾向可能受到其他條件影響，但已有更多人願意表態、尋求改變：支持維持現狀再獨立的人，首次超過永遠維持現狀，且僅與維持現狀再決定統獨與否的人相距1個百分點。
當兩岸關係確診，台灣得到中國「抗體」
整體來說，1992年以來台灣民眾對台灣人認同的成長是明顯而快速的。雖然偶有跌幅但遇到重大安全事件時又會大幅回升，正如先前提到的台海飛彈危機或香港反送中運動等，特別是反送中事件爆發的兩年內，台灣人認同就成長了12.5%。安全議題對於台灣人認同塑造的影響清楚可見。隨著雙方政治、社會、文化長期的分歧發展，享受民主自由的台灣社會，始終暗湧著一股凝聚台灣共同體的力量。
我們見證肺炎疫情重洗國際關係的同時，也看到了台灣共同體的成形，台灣共同體的單向發展終在中國的強勢威脅下加速凝聚，只因當台灣民主化邁入另一個階段，中國卻走向極權。
可預見的是，因為中國的打壓導致台灣深陷健康安全的風險，以及台灣目前對疫情的成功掌控，不久後台灣人認同感勢必會再上升，但我們不該對此過度樂觀。固然台灣人認同有助於國家內部的團結，擔憂的是，中國一系列對台統戰政策成效不如預期後，可能會採取更激烈的手段，近期軍機擾台的常態化便是一個徵兆。因此在中國放棄統一台灣或民主化之前，僅與其隔著一道台灣海峽的我們，不能不謹慎以對。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為〈解讀台灣人認同趨勢：台灣共同體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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