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六四，別只問有沒有死人

六四天安門事件，到2014年已屆25周年。這四分之一世紀以來，這件事情在中國還是個隱隱約約的符碼，年輕人有聽過，但並不清楚知道那是什麼。我時常在朋友的臉書上，看到中國年輕人鄭重留言道，我們都被騙了，六四沒有死人，近日香港親中團體年輕人也這麼說。彷彿最了解真相的是他們這些當時還是個娃兒的當事者，而世人都被迷惑了。

六四沒有死人的言論，不知為何變成某種論事的主軸？某大亨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也提到這件事，瞬間成為無知的代表，淪為笑柄。當然有人在那場事件中喪生，只是，死亡沒發生在廣場上，媒體記者問柴玲，柴玲愣愣說有，她的錯誤不代表歷史的錯誤，木樨地的血和證言，都不是虛假。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每年都在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她們的孩子也不是憑空喪生，憑空失蹤，是有時間有地點的故事。那在在指向了25年前。

只不過就是，媒體和歷史從來就只在意權力者的意見，書寫菁英的證言。所以那些你的我的說法，不過就代表自己選擇的偏頗印象。

中國作家廖亦武在《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死故事》中提到一個故事：

六四難屬中出了個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誰呢？王丹的回憶錄我也看過，他沒提一件事兒，就是在監獄中曾與六四暴徒們狹路相逢。

隔了幾米遠，他大聲問：「你們怎麼進來的？」
暴徒們答：『我們是為六四進來的。』
王丹於是很激動地說：「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為爭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
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要怎麼挺得住啊，哥兒們？』

語音一落，全場啞然。精英和平民擦肩而過，他們之間的牆是無法逾越的。

亞洲許多國家都有轉型正義的需要和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被一一細算，找到當事人，挖出真相，不是讓幾個人說說話就好，是要全面的、徹底耙梳，例如韓國過往的集權鎮壓，已經被整理了大半，台灣的白色恐怖還在進行，馬來西亞的五一三仍是禁語，中國自是不少，更是空白。在中國清算、整理三年大饑荒成為主流，但六四，始終是碰都不能碰的禁區。而正是經濟極快飛展，政治卻幾乎沒有改革痕跡的證據。

六四前夕，中國諸多人權律師和媒體人紛紛被捕，中共仍然極力掩蓋這段歷史，鬆不得一點手和一點口。

因為，當六四有沒有死人這問題成為人民抗拒和辯解的主題時，就不會搞得清楚25年前，為何發生這場運動——它不只是學運，不只是廣場上的學運，它還是媒體改革運動和工人運動，但同樣的因為學生的純潔性和高度，讓人們始終定位其為天安門學運——那場運動不就是發生在改革開放帶來的混亂和貧富差距，以及對民主自由的需求嗎？25年前這樣，25年後富起來的中國，體質就沒問題嗎？不需要改革嗎？工人不需要維權嗎？

法律公正和媒體自由，難道都不能夠存在嗎？

當以枝微末節來爭論時，就看不到需求和真相。

全世界都期盼中國改革，但最需要中國改革的，難道不是中國人自身嗎？歷史的真相和中國的改變，是中國自己要去證明的，不是中國以外的其他人。但紀念六四的，卻是除了中國以外的人民。

天安門運動發生前，鄧小平才與英國談好，九七讓香港回歸。原屬英國殖民地，享有自由經濟發展的香港，突然面臨自身和中國關係的轉變，他們意識到中國的自由民主，與其自身命運休戚相關。於是，香港成為最支持那場運動的地方，六四那天，自然也成為世界上最心碎之處。25年來，香港人不斷營救民運份子，不斷舉辦六四紀念活動，恰恰是反映自己的焦慮和渴望。

對六四的態度，正是香港和中國在同樣追求經濟發展下，最明顯的分壘。

香港和台灣的差距，也反映在六四上頭。

1989那年，我是小學高年級學生，天安門事件恐怕是我人生中第一個密切關注的「國際新聞，我以為那時整個台灣都是熱血的，畢竟《歷史的傷口》旋律揮之不去，不過後來我才了解，台灣知識份子當時態度並非這麼投入，還帶點距離。六四20周年，台灣的紀念會場上，范雲就提到了：「那時候想的是台灣要有自己面對六四的態度。」亦即台灣要成為另一個民主陣線，解決自己的問題。

知識份子的主張是如此，台灣商人對六四的態度也都不在意。當全世界資本因為六四而撤離中國，以示懲罰時，台商卻傻傻前進，因為那時為了挽留外資，中國開出極好條件，對台商而言頗富吸引力。於是，大批大批台商登陸，為改革開放的中國增添力量，那位說出六四沒有死人的大亨，正是得利者。

而他們面對六四，自有其立場、視角，乃至於盲點。

而我這一代、下一代的台灣人，又該以什麼樣的立場紀念六四呢？

無論如何，這段被中共黑布遮蓋的過去，還是得靠一代又一代的訴說，逼其不斷面對。

只是，六四有沒有死人，真的不是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