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獲得伸張，才能為死者好好哭泣——談紀錄片《控訴獨裁者》

被稱為「黑色大陸」的非洲，總給外界動亂、貧苦、血腥的負面意象。外界對於這塊土地的聲音多是充耳不聞，其歷史創傷也鮮少被正視，即便有光透進，也很難被外界感知。但許多非洲的知識份子不接受這樣的處境，他們將攝影機帶回故鄉，讓這塊土地的變化與光芒，都能被傳播出來。

查德影像工作者麥哈梅沙雷・赫魯（Mahamat-Saleh Haroun）即是如此。他的第五部作品《控訴獨裁者》（Hissein Habré, A Chadian Tragedy），目前正在臺灣國際人權影展上放映。這部紀錄片透過無數個受害者的證詞，呈現1982年到1990年間前總統海珊・哈布雷（Hissein Habré）執政下，一段國家對人民施以暴力的黑色歷史。

不只是「黑人的事」

首位提出證詞的，即是導演赫魯。影片以他書寫哈布雷名字的場景開展，搭配獨白，散發一種少年無憂無慮不知黑暗到來的青春氣息——1974年，武裝反抗軍首腦哈布雷因挾持一名法國民族學者而聲名大噪，年方13的赫魯，這才第一次聽到哈布雷名字；四年後，經由一場全國和解協議，哈布雷成為總理。17歲青春爛漫的赫魯，並不知這是「引狼入室」，直至1982年哈布雷以武力奪權，才認知到「生活因為他而陷入長年黑暗。」

如同所有獨裁政權，哈布雷的工具除了獨大的政黨，就是政治警察（Documentation and Security Directorate, DDS）。在這體制下，人們只能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否則就會被強制徵收、停業清算，甚至逮捕。根據查德真相與和解委員會（Chadi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調查報告，自哈布雷1982年掌權至1990年逃亡這八年間，超過四萬人遭到政治謀殺（在獄中死亡），而被刑求虐待者多達20萬人。絕大多數人都是無故被逮捕、拘禁、凌虐，並死亡，且受害範圍還擴及家屬。

赫魯在哈布雷掌權不久，即遠走他鄉、過著流亡生活，直到1990年，無數亂葬崗被發現，他才知道家鄉發生了什麼事：「這段期間對很多查德人來說，是一場橫禍的開始，恐怖開始蔓延，法國和美國冷眼旁觀。」

事實上，美國、法國不僅僅是冷眼旁觀而已，當時正處冷戰時期，西方的頭號公敵是利比亞強人格達費（Gaddafi）。為了箝制格達費的勢力，美法大力支持哈布雷政權，給予金錢與軍事援助外，DDS成立後不久，美國中情局甚至協助成立情報中心、培訓特務，強化政治警察的拷問手段——如同扶植其他獨裁政權一樣。赫魯的獨白如此無力：「據說他（格達費）對和平是一大威脅，據說一定要阻止他擴張侵略才行，據說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有好多好多的據說，而我們通通照單全收。」

因此，這個顯而易見的屠殺暴行，在西方強權作為共犯的情況下，徹底被外界忽視。2016年5月，當赫魯帶著這部作品前進坎城影展時即對媒體強調，希望讓這個「屠殺」（genocide）能被世界看見；這些暴行之所以能背向世界執行，也是因為人們認為「那是黑人自己的事」，而被忽略。

《控訴獨裁者》就是在這個脈絡下生成的作品。如前所述，影片中幾乎每一位「黑人」都是哈布雷政權的被害者，他們說的雖是「自己的事」，卻也不只是「自己的事」——他們想要對那些曾經施暴於他們的體制提出控訴，想替逝者討回公道。

這部紀錄片大多依賴陳述，因為暴行無法公開，沒有留下新聞或檔案資料。但即使如此，也已足夠——這些受害者長期遭到噤聲，因此，光是說話，就自帶力量。這些話語被記錄下來，有很大的意義，除了成為得以永久保存的歷史證詞，也可以讓人們知道這個悲劇，甚至去指出邪惡之處，並將其講出來（name it）。

接受審判，請求原諒

儘管這些受害者已然殘壞的身體無法復原、心理的創傷夢魘不能根除，他們仍然希望能透過體制尋找真相、獲得司法正義——他們要求布哈雷接受審判，最好布哈雷能「向他們請求原諒」。

這種「請求原諒」的觀念，在紀錄片開始不久即已展現。一個男人帶著另一名不良於行的男子拜訪一個老人，三人並排坐在板凳上。老人表示認識這位瘸腿男子，也知道自己對他做了什麼事。這時，觀眾才知道，原來這瘸腿男子是到了當年逮捕他、虐待他的政治警察家裡，與他對質，並讓對方請求原諒。

瘸腿男子在獄中被拘禁兩年，沒得吃沒得喝，受盡折磨，慘遭綑綁、毆打、凌虐，出獄時還被打斷腿，左眼也被毀，再也看不見。聽了男子的陳述，老人只是不斷重複自己僅是基層，只能聽命行事，「主人不叫狗咬人的話，狗是不會咬人的」，「我只是被訓練來咬人的狗。」

面對中介的男子要求他請求原諒，他也不想面對，只是說自己與對方就像奶油和麵包，宛如兄弟，「事情過去這麼久了，我不曉得他把這件事當作私人恩怨。」但瘸腿男子舉證歷歷，稱老人其實自己做了打他的決定。「做壞事前要注意，你明明有自己的腦袋，要分辨善惡。以後如果有人叫你去殺人，你要問自己是否跟他有仇？這就是我對你的期待。」

而老人還是不斷喃喃說自己很後悔，不應該做這份工作，他身不由己。「身不由己」這個詞跳針一樣出現。即便瘸腿男子稱為非作歹之人會有報應，老人仍然不想面對，一邊說自己已經受到報應，一邊質疑為何這麼多人，偏偏找上他。在這一來一往間，瘸腿男子忍不住嘆息：「他會再犯，一定會再犯，如果對他下相同命令，他還是會聽命。」

到最後，老人終於到瘸腿男子面前下跪，請求原諒，男子也接受了：「我原諒你。你不要變成狗，要變成人。記得要違抗命令。」

這簡單的場景，展演了如南非式的轉型正義機制：坦白而後和解。可惜的是，在影片中再無其他例子——即便曾有加害者願意同被害者見面，都突然反悔而取消。於是整部紀錄片充滿了被害者的陳述，不論男女老少或族群身份，都能說出自己被關了幾年，遭受何種對待，他們大多既殘且瘸，不是瞎就是聾，有人腦部損傷走路搖搖晃晃，有些人已經癱瘓，終生臥床。但至少他們活了下來，能活著指陳國家的暴力與自身的遭遇；死去的人，卻再也開不了口。

為開不了口的死者好好哭泣

58歲的克萊蒙（Clément Abaïfouta）是海珊・哈布雷政權暴行受害者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the Victims of Hissein Habré’s Regime）主席，也是貫穿這部紀錄片的主要角色，他帶著導演赫魯一一拜訪受害者，記錄他們的證詞。前述瘸腿男子與年老政治警察的「和解」，亦是由他帶領。換句話說，克萊蒙既是赫魯的關鍵報導人，也引導敘事的前進。他追求司法正義的決心，對哈布雷政權的控訴，也就成了這部紀錄片的主軸。

克萊蒙自己也不是什麼健康的人，被囚禁四年的他，在獄中受盡折磨，只能整天祈求上帝讓自己活下來。他被命令埋葬獄中死亡者，也時常睡在屍體上頭。在那狹窄的牢房裡，每當有人死去他會感到有些慶幸，因為那表示會多騰出一些空間，「我們簡直跟野獸一樣。」身體與心理都遭到破壞的他，認為自己已經是半個廢人，徹底被毀了。「難道我們要像波特萊爾說的，把人生如落葉般耙一耙？我哪拼湊得回來？不行，沒辦法了。」

「DDS受刑人出獄時，要簽下切結書，他們逼迫我們以古蘭經或聖經發誓，為了禁止我們談論獄中的所見所聞，和談論他們的惡形惡狀。」克萊蒙對著導演補充這個背景，但為了不讓兇手逍遙法外，當1990年哈布雷逃亡後，他與其他倖存者決定組織起來追討正義。「我出獄時很忿忿不平，很想報仇，但該怎麼做？因此我想自己必須挺身反抗，成立個協會，讓大家能表達不滿或憤慨。透過這個協會，我們心想：我們還活著，不代表情況好轉了，仍要繼續爭取，好讓獄中死者的遺念能流傳下去。」

克萊蒙說，說到底他們的努力都是為了這些死者，因為對他們而言，那些死者仍未安息，「因為我們親眼見過他們的死狀，不能讓人們遺忘他們。免得明天有人冒出對他們不敬的話，這是我們的動機，也鞭飭著我們要努力，直到正義伸張為止。因為直到今天，我們仍無法悼念他們，必須等有朝一日，正義獲得伸張後，我們才終於能為死者好好哭泣。」

許多人談及轉型正義，多評論那是挑起仇恨，搖頭說「為何過去都過去，何不放下一切往前行」？但對身心皆是傷的當事人來說，要走到和解與原諒，或是所謂「修復式正義」之前，也都要有一定的程序：要讓真相出現、要釐清責任、要加害者面對錯誤、要讓加害者現形，能夠被指認，才有和解的可能。這不能被狹隘界定為私人仇恨，而是一整個受害族群需要的正義。

仇恨未必會延續，但暴力結構呢？

紀錄片的最後，是一個正向的結局，在塞內加爾舒服過生活多年的哈布雷，終於要在位於首都達喀爾的非洲特別法庭接受審判。受害者們歡欣鼓舞大肆慶祝，準備迎接這好不容易得來的結果。而赫魯也在審判前，陪著克萊蒙逛一圈法庭，就在他們緩慢地走過法庭的旁聽席，朝後門走去，並打開門迎進光時，一個畫外音響起：

我代表4,445名受害者，我們為他們發聲已超過15年…，這是我們首度站在這裡為他們鄭重發出聲明，這是以他們的名義，也是和他們站在一起…替沒有聲音的人發聲，還要代表那些失蹤的人，過世的人，遭受虐待的人，所有那些因為海珊・哈布雷暴行，而永遠無法來到各位面前作證的人…。不帶絲毫報復之心，卻以無比堅定的意志，在各位面前，傳遞受害者的心聲。

儘管哈布雷不服審判，屢屢在法庭上造次，但最終仍以反人類罪、戰爭罪等罪名遭判終身監禁。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判決《控訴獨裁者》在坎城影展首映的那個月底做出，也算是巧合。

哈布雷的終點或許就在這裡（但查了一下新聞，因疫情關係，年邁的哈布雷得以出獄），但這判決未必是查德這個國家的幸福未來。我忍不住注意到，導演赫魯在影片中剪進一個看似無意義，但非常值得思考的情節——一個因被懷疑是利比亞間諜的男子，在獄中慘遭凌虐，險些失去生殖能力，最後靠醫生幫忙才能生下四個孩子，鏡頭前，他一邊哄著孩子趕緊吃早餐以免遲到，一邊詢問孩子遲到老師會不會打人？在獲得正面回應後，點頭稱讚：「那很好。」

仇恨未必會延續，但暴力結構若不反省，就不會改變。作為曾遭國家暴力對待的受害者，如果只看到自己的痛苦，卻無法思考結構，甚至反省改變，那麼暴力永遠存在，也有一天會再回來。如同那瘸腿男子說的：他必定會再犯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