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關何處？KANO與集體記憶

當然，嘉南大圳是1930年完成，比起嘉農揚威甲子園的背景早了一年。八田與一和當年選手的邂逅，當然更是劇情浪漫化的產物。錠者博美到底有沒有到過嘉義？一點也不重要。這些敘事就如同電影中的字幕刻意以日文「野球」而非「棒球」一樣，都是KANO這部電影裡，透過突顯嘉「農」、「野」球與嘉南大圳的意象，連結棒球這運動與台灣這塊土地的操作。

所以必須先釐清的是，社會集體記憶與歷史是不同的，歷史強調的是真確性，但那是歷史學家的職志，然而，屬於大眾的集體記憶卻與史實的真確性沒有必然關係。集體記憶可能是片段的、選擇性的、穿鑿附會、甚至從未發生過的，媒體的再現強化了歷史與集體記憶的差異。美國紐約州的古柏鎮（Cooperstown），與棒球起源天差地遠，但卻是百年來美國共同記憶裡，棒球浪漫主義下難以動搖的伊甸園。

臺灣的運動集體記憶中，我們選擇記憶了打赤腳、以石為球的紅葉，摒棄了超齡與冒名的不堪紅葉；七虎也往往被遺忘在巨人與金龍之間；KANO這部電影，相信也是未來許多人對於1931嘉農甲子園歷史的集體記憶，甚至取代紅葉成為台灣棒球起源的浪漫想像。但別忘了，在KANO裡，我們選擇記憶吳明捷、而非陳耕元，貫穿全片的三族共和的訊息，也必然掩蓋了族群衝突的痕跡。訊息的產製與傳播中，個人選擇的理解與記憶都是不同的，愉悅與光榮可能被強化，反之痛苦與羞辱卻可能被壓抑；而在臺灣的社會記憶中，屈辱也可能被操作，1931嘉農在冠軍賽的落敗，當然也可以詮釋為「贏」得亞軍。

我必須要強調的是，儘管馬志翔與魏德聖的作品（乃至於所有以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再怎麼強調忠於史實，KANO作為一個電影作品與歷史就不能相提並論，紀錄片況且都有選擇性敘事的成份，更何況是一部劇情片？從分析集體記憶的角度，我們該更去理解KANO在此時空拍攝的意義，大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漸漸在這塊土地上蔓延下，棒球作為區隔兩國鮮明標記的國球，卻始終欠缺一部建構集體記憶的文本，但是一些人台灣人誤把紅葉當成世界冠軍，知悉陳智源和許金木的人數可能遠不如Jeter和Rivera的歷史空缺，嘉農絕非台灣棒球的伊甸園，但KANO可以是運動電影作為集體記憶的重要標竿，藉此映照出你我認同建構的線索。

也正因為這是集體記憶的建構，KANO觸動了台灣族群認同的敏感神經，正因為它所發生的時空背景。無疑的，日本是台灣社會顯著的他者，卻是極端的他者。對一群人而言，他是台灣現代化基礎建設的源頭，因此帶著後殖民「那個美好年代」的依戀；對另一群人而言，卻是軍國主義與殘暴的「狗日」，一看到旭日旗、聽到台灣人講日語就難以下嚥，把棒球追溯至日本殖民時期的根源，甚至歌詠那「美好的年代」必然使得這些人坐立難安，當帶給他們多少美好回憶的國球卻是源於贏下甲午戰爭的「狗日」時，那是一個認知多難以協調的概念？

但，我們是否只能依此粗暴的二分法來建構彼此的認同？棒球之所以是台灣的國球，就在於它可以是超越族群的符號，1930年代下的台灣就是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不管你喜不喜歡，旭日旗、日語、霧社事件、嘉農、棒球，都是那個年代與這塊土地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以葉啟政的話語來說，那是一個「搓揉摩盪」、「正負情愫交融」的過程，而非一刀兩斷如此簡單，魏德聖不同作品中的史觀及認同，不是、也不該被單一解讀的。

KANO的片頭與片尾，彷彿象徵著屬於台灣棒球的故事。它，始於戰爭，最後，殖民者走了，只留下一顆投手板上的棒球，關於它的故事要怎麼述說？希望KANO只是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