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辯論再不改革，還要放任候選人與媒體胡鬧到什麼地步？

2019年12月29日，舉行了本屆總統大選唯一一次的電視辯論會，比起上屆大選的兩場總統辯論與一場副總統辯論，顯得倉促且單薄許多。

辯論內容與結果也相當令人失望，三位候選人比上屆更不在乎程序與規定，更輕視政策與政見，換來更多的口水與口號。根據2015年的調查，有31.7％的台灣民眾會依據候選人的辯論表現來選擇投票對象，品質不佳的總統選舉辯論，將使選民的投票行為更為難以預測與不理性。

誠然，候選人辯論不若針對單一政策的政策辯論，候選人的人格特質與誠信問題是合理的交鋒重點，但我國歷史上的候選人辯論中，政策內容從未如此被邊緣化。

綜觀整場辯論，除掉口號式空泛的列舉之外，勉強算是政見的內容，僅僅出現在宋楚瑜的第二輪提問問題中，那耗時一分鐘的四項保證：「每年到立院進行國情報告、執政團隊單一政黨不會超過四成、兩年之內加入至少一個國際組織、陸客400萬人次」。

其他的兩個半小時，便再也看不見、聽不到實質的政策內容，當然就更沒有交鋒與檢證了，實在令人感到太悲傷。

脫序、無視規則的提問與回答

在脫序提問方面分成兩種，第一種是過往也常出現的，將第三位候選人邊緣化的問題。例如韓國瑜的第二輪提問，僅問了蔡英文關於貪污與派系的問題，他的第三輪提問只問了蔡英文的施政表現；蔡的第二輪提問，也僅問了韓國瑜選上高雄市長便立刻選總統的誠信問題，她的第三輪提問也只問了韓國瑜能源規劃問題。

這樣的問題在兩大一小的選舉中很難避免，對於候選人而言，當提問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時，想讓問題的效益最大化也是人之常情，必須靠制度設計來解決。

第二種，是無厘頭得令人難以理解的提問。例如韓國瑜的第一輪提問，問其他兩位候選人「是否相信有神」，這個沒頭沒腦的問題讓其他兩位候選人很難認真回答，各自都只能簡單交代一下便講別的去了。

其後，韓國瑜在回答宋楚瑜的第一輪提問時，完全沒有回答問題，表示他之所以問其他兩位信不信神，是因為他自己行得正坐得直，追問蔡英文團隊是否心安？

我完全看不懂這個提問安排到底是想達成甚麼效果，唯一可能的猜測，是想博得有宗教信仰的選民好感，但這種呼告放在申論與結論中更適合，為什麼要浪費一個提問，以及不回答問題減損形象來達成，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宋楚瑜的第一輪提問，問蔡英文民進黨派系像不像三國人物，這部分還能勉強說是用比喻來問派系問題，也還好蔡有老實回答。但後半段問韓國瑜馬幫會不會班師回朝來黑宋，也令人摸不著頭緒，是想要問國民黨內的派系問題嗎？還是單純表達對馬英九的厭惡？雖然韓國瑜打定主意完全不回答，回答也將方向帶往他的有神論，但宋楚瑜這輪提問的品質確實糟糕。

在回答方面，則是大量出現完全不回答問題的狀況，有的時候是在相近的議題上閃躲，更多時候更完全當作問題不存在，直接去談別的。

這方面蔡英文最老實，大致上都在提問的範圍內回答，或至少會在某種程度上回答問題之後再談別的。

宋楚瑜在媒體提問階段則完全沒回答《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的問題。

韓國瑜最誇張，在媒體提問階段不回答《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的問題，在交互提問階段，面對六個問題，有四個問題沒有回答，尤其對宋楚瑜的三個提問完全充耳不聞，無視辯論規則與程序的行徑，令人難以接受。

失格的媒體提問

四報一社在媒體提問階段表現出的水準也參差不齊，表現較好的是《蘋果日報》與《中央社》。《蘋果日報》針對三位候選人分別提了三個問題，問蔡勞基法修惡，問韓誠信問題，問宋參選是否只為延續親民黨生命，對三人來說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壓力。作為國家通訊社的《中央社》，問韓與宋如何不在主權上讓步，也問蔡在兩岸僵化的現實上如何因應中共的壓迫，並未特別維護執政黨。

《自由時報》對宋與蔡都提了做球送分的開放性問題，而問韓對反送中的看法，相形之下是較為爭議敏感的。

《中國時報》雖然不斷強調是問三位候選人，但大部分的問題都是針對蔡政府國防外交政策的質疑，只有最後「如何建立務實有效的國防安全政策」較為持平，明顯對蔡英文不利。

四報一社中，提問品質最不理想的是《聯合報》，其提問根本不是在提問題，而是就公投、陳水扁與陳師孟三個面向對蔡英文發起攻擊，通篇都是價值判斷與預設前提，完全不在乎外界觀感。

提問最後丟了一句「同樣三題也請教另外兩位候選人」，但這三件事都與另外兩位候選人無關，他們最多也只能一起跟打蔡英文而已。

辯論改革從改變主持人角色開始

參與的媒體與候選人都越來越失序，那麼未來總統辯論該怎麼辦呢？除了制度上要避免一問一答式，難以鎖定問題的安排之外，改變主持人的角色定位，也是必然要進行的方向。（可參考筆者〈台灣選舉辯論的制度改革〉一文）

一直以來，我國的政治辯論主持人都只是花瓶般的角色，開場說大家好，散場說下次見，中間說明辯論規則，再逐一唱名而已，其實沒有什麼「主持」的功能。

筆者自己在去年底主持「2020政黨不分區立委辯論式政見發表會」，由於活動規模較小，結語時能夠更自由一些，但在絕大部分流程中也僅只負責唱名。這次總統辯論會的主持人陳信聰，在辯論會尾聲時講了段不足一分鐘的結語，就被政論節目評論為太多話。而陳信聰也在自己的臉書上表示，希望未來能有由具公信力的主持人引導的辯論會，以讓討論更深入。

陳信聰說的沒有錯，選舉辯論從英國的國會辯論傳統中萌芽，於1960年的甘迺迪 vs. 尼克森美國總統辯論發揚光大，一直是以英美兩國為主要學習模板。而英國與美國的選舉辯論中，完全公平的時間分配並不是最主要的考量，更為重要的是讓論點能夠充分交鋒。

英國在2015年大選時舉行的七黨領導人辯論（The ITV Leaders' Debate）中，保守黨、工黨、自民黨、蘇格蘭民族黨、英國獨立黨、威爾士黨和綠黨的領導人全部都在同一個舞台上辯論。辯論流程完全由主持人艾翰姆（Julie Etchingham）掌控。她必須控制每人發言的時間長度，選擇追問者，決定議題的追問深度，照顧較邊緣化的代表，平衡發言時間，更必須在場上偶爾失序時，強力介入維持秩序。

2019年10月15日，美國CNN與《紐約時報》共同舉辦了民主黨內總統初選辯論（CNN/NYT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Debate），這場辯論更是有12位民主黨總統初選參選人參加，舞台上一字排開非常壯觀。

由於人數實在太多，這場辯論連申論都沒有，三位提問人，CNN主播庫柏（Anderson Cooper）和伯內特（Erin Burnett），以及《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雷西（Marc Lacey）直接對參選人提問，再由提問中去延伸出與其他參選人的交鋒。

例如主持人針對健保問題，先向聯邦參議員華倫（Elizabeth Warren）提問，再現場選取希望回應的參選人，或是主動點名曾對此議題表示意見的參選人發言。整個過程是高度動態的，會點到誰發言、誰回應、誰澄清有相當高比例是臨場決定。有的參選人過往對該輪主題沒有表態，現場也沒有要求發言，所以一整輪問題都沒講到話也不奇怪。

在這樣的流程之下，每位參選人說話的時間長度不會相同，當天聯邦參議員華倫的發言時間最多，為20分46秒，為發言時間最少的企業家思特爾（Tom Steyer）5分50秒的3.5倍以上。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重視形式公平，對媒體的信任度也每況愈下，目前難以想像能接受這樣由主持人主控的總統辯論會。

同時，具有高度思辨能力，對政治實務背景了解透徹的適格主持人也確實難尋，短期內能靠主持人獨力扭轉總統辯論沉痾的機會不高。但或許先從小規模的辯論場域，小幅度的主持人角色轉換開始，依然是未來改善我國候選人辯論效能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