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過兵役才能立法？讓義務役審查軍人年改的話

月初立院召開軍人年改公聽會時，有反年改代表脫口說出「沒服過兵役的立委不配審這個法案」，而鬧了笑話。這是因為委員會中的國民黨立委多為女性，只有江啟臣當過兵，而民進黨立委卻多數都當過兵；若沒當兵的就不能審這法案，那麼軍人年改反而會因此火速過關。

反年改代表會口出此言，可能是因為軍人總設想那些批判他們的人，多是逃避兵役的屁孩。其實狀況正好相反，台灣最愛罵軍人的，正是當過兵的退伍軍人，尤其是義務役。沒當過兵的人，頂多聽聞軍中逸事，哪來的切身之痛呢？

但不妨放下舊怨，一起來思考未來該如何安排。政治哲學家設想過許多立法時的條件或狀態，像是「無知之幕」等等，也曾有過「納稅」或「貴族身份」的條件，但似乎不曾存在「只有服過兵役的才能立法」這種設定。現在就把這種設定加進去，看會造成什麼樣奇妙的後果。

「忘掉自己」的政治哲學

在現實的政治中，民意選出的每位立法者，都會代表其選民的價值態度或偏好，像農業區來的就為農民講話，勞工選的就談勞權，軍方人馬就推出軍系立委。

但立法還有許多其他影響要素。像立法者個人有特殊的價值偏好，如喜歡棒球，那麼或許就會特別關切運動政策；除此之外，立法機關也有許多關說掮客，會代表特定利益團體施壓或利誘立法者。當然，「黨意」也會來插一腳，甚至插好幾腳，那原本的「民意」就會更加的萎縮，常會縮到看不見，變成「政見也不一定要兌現」。

那該怎麼改善呢？

有些學者認為應該採用像「無知之幕」的震撼療法，因為要參考的意見太多，那乾脆就全都先放一邊，先思考根本的分配原則。所以他們主張進行立法之前，要先確定我們社會分配的根本原則，而這些根本原則的立約（法）者應該進入一種情境，就是「忘卻自身個人條件與偏好」，只抱持追求公平的想法，運用理性來建構一個所有立約者都能接受的共識。

但這一套顯然太過理想化，其情境在現實世界中不太可能出現。我個人碰過最接近的狀況，就是當兵第一天晚上決定各班職務分配時，因為同梯都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也不知道當兵是要幹嘛，更不清楚自己在外頭的優劣勢對服役會有什麼影響，就意外進入了無知之幕中。我記得最後是派代表猜拳決定職務的。但這狀況非常特殊，之後也就沒再看過類似的例子。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我們就算努力想要排除自身條件與偏好來參與立約的過程，也不可能真正忘記，因為討論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並不是中性的，會帶有特定的價值觀，像中文原本沒有西方的正義觀念，西方也沒有中文的孝。

當然，這種政治哲學假設還是有其價值。即便我們不太可能真的忘記一切，但在參與立約或其後階段的立法過程時，還是應該盡量保持客觀；因為在訂定一個牽涉到不特定社會成員的法律時，若只參考特定的資訊來源，的確會存在比較高的風險。

像是這法案可能會對特殊族群有利（很會關說放消息的），而對弱勢團體比較不利；而前述那種「忘掉自己」的政治哲學建議，可說就是為了保障弱勢而生的。

誰才可以審年改法案？

於此可回歸原來的爭點：「沒服過兵役的立委不配審這個法案」。跳脫政治席次的算計，這話能成為一個被認真討論的意見嗎？當代的確有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專家審查」，在牽涉到特定專業知識的法案或政策，應該納入一定的比例的專家學者意見，甚至在專家學者建議的少數選項中來做決定。

但與「軍人年改」相關的專家是誰呢？理論上應該是年金營運的專家學者，但「服過兵役」，算不算是相關的專家學者？原文說的「服過兵役」，指的應該是義務役退伍，才會稱之為「兵役」。義務役頂多就三年，多數兩年，近十幾年還有一年和四個月的，頂多就算是有點服役經驗，算不上「軍事專業」，對於年金體制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也看不出什麼相關性。

當然，反年改代表會提到這點，應該是基於當過兵會比較同情軍人處境，或知道軍人的苦處。義務役的確比沒當過兵的人清楚軍人工作的特殊性，也能體會其中的辛苦；但這些義務役也會檢討，到底這些苦，是誰造成的呢？

不就是那些志願役高官嗎？不就是那些可以領月退俸的嗎？不怪你，那怪誰呢？難道是怪我囉？

因此由義務役退伍軍人來審月退俸，可能反而更會「大打折扣」。沒當過兵的人，可能會因為軍方或退輔會說客的溫情攻勢，就認定軍人勞苦功高，而多給一點。但找退伍的義務役來聽同樣的話呢？他們會拿自身軍旅經驗來驗證、比對，出來的結論，可能就會有點殘酷了。

就這個角度看來，由服過兵役的立委來審查，好像會比沒服過兵役的要更加有「內涵」，考慮到的層面更廣，更不容易被利害相關者「唬爛」。但我們也應該考量到，若搭配前面提及的政治哲學理論，你會發現這存在一種「道德風險」，就是義務役可能會藉機「報復」，以替過去有所損失的自己討一個公道。

這樣的想法不見得有真正客觀的說服力，因為義務役服役時之所以會那麼慘，其責任有待更進一步的釐清。而且他過去當兵時過得很慘，又和年金制度本身有什麼直接或間接關係？

年金制度不是軍人自己的事，需要整個社會一同支持，才有辦法因應其巨大的財政支出，因此為了保險起見，我們還是應當訴諸最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意見，搭配最客觀的學理來進行判斷推估。是以若要說有什麼是與此案最相關的，那除了數學之外，大概就是「多數民意」吧。

至於義務役和志願役之間的冤仇呢？不如召開個「兵役國是會議」，讓大家坐下來好好談一談，看看大家對於自己「失落的一段人生」，有沒有「金錢補償」以外的解決方案。畢竟真正的道德責任，不是錢能夠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