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課成中文系先修班：我們要給孩子甚麼樣的世界觀？

延續〈斷開魂結之必要：從「國文課≠課文國」粉專看中文系的焦慮〉，觸及國文課文「經典」與「實用」打架的問題，有必要更具體就選文背後運作的邏輯來討論。

粗略比對了高中國文的選文策略，並詢問高中國文老師的意見，為什麼是這些課文？是依照文學史來編排嗎？還是依照學生在不同年齡不同的學習目標來設定？到底選文的邏輯是什麼呢？老師們也很坦白的說：「不知道耶，因為編教材的委員們覺得重要。」「因為這些作品一直都在課本裡，早就有穩定的教學系統啦。」

不知道選文邏輯，老師怎麼教？

以高中國文選入〈廉恥〉為例，老師傳來了自製教案，看得出他在暖身活動中為了引起學習動機，非常努力與學生所處的現代社會接合，也讓我好奇高一國文課本選擇收入〈廉恥〉時，設定的學習目標是什麼？講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時，高中生是怎麼理解的？古代的士大夫，與現在的公民，社會責任以及社會實踐一樣嗎？其實，與高中老師討論到最後，發現難處在於，他也是在既有的選文框架中，想方設法說服自己與學生這一課非上不可，最後大約也只能以「因為這是中國文學經典，經典必讀」，或者「學生讀完就能知廉恥」作結。

到這裡，大概可以隱約看出，意識到國文教育在地化與當代化的國文老師們，難免在現有的教材編選下感到綁手綁腳。即使教師手冊每一課都有教學目標，提示老師這一課要教學生關懷家國，那一課要教學生平提測注，但是他們仍舊不清楚整個國文課本選材的邏輯是什麼，又如何能說服學生呢？

此外，文言文核心選文基本上篇目沒有什麼變動的空間，就這樣沿用下來。無論規定四十篇或三十篇，除了「台灣題材」之外，目前選的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並且為了符合國文科範文選材綱要的規定，即「各冊編排需由淺入深，兼顧不同文體文類，及其發展變遷的脈絡」，按照朝代平均分配篇數、文體、文類，這種架構看起來其實朝向「中文系先修班」去安排，而選入的「經典」，也大致符合中文系課程架構。此外，「由淺入深」的編排準則則是依據生難字多寡，稍微打散文學史的時間軸，其實不太像考慮學生的年齡對議題的理解力而作調整；更由於中學必修沒有哲學科，國文課也往往擔負提供哲學思辨的教學任務，但從選篇來看，其實也是在思想史的框架裡揀選。

因此，如果說這些選文有什麼必要性，再參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總綱」中所提出的總教學目標之一為：「為大學教育奠定基礎，課程設計除重視學生生涯發展外，並應注意銜接大學基礎教育課程」，推測對將來要念中文系的孩子而言，讀〈燭之武退秦師〉、讀〈典論論文〉或讀〈訓儉示康〉，某種程度的確是在奠定基礎。不過，既然國文科是必修，是共同教育的基礎課程，如果「國文課——國（中）文系」一條龍的生產線，置入當前的學院架構中並不理所當然，國（中）文系在學院中不是唯一的文學科系，更不是唯一的人文學系所，對於這樣的課文編選架構，縱然能列舉許多條讀〈出師表〉、讀〈師說〉的好處，問題是要怎麼對未來不念中文系的學生說明，為什麼你非念不可呢？

國文課的世界觀濃縮成圈與叉的是非觀

或許，有人會說，難道不能先丟開「國文」背後的中華文化民族意識，不討論文言文比例，來談談文學，或者人文教育的意義。好吧，大概不會有人不同意，引導學生閱讀、詮釋與創造的能力，是文學課應該負擔的教學目標。這個理念不是現在才突然蹦出來，體制外的教育者如朱宥勳最近出版的《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其實就已經在實踐如何以小說的技術閱讀、拆解各種資訊。回到體制內，情況沒有改善嗎？與現職國、高中老師討論過後，卻感覺人文教育的理念要有效地在教學現場實踐，目前還是束手無策。因為，無論課綱怎麼修訂，大考題型如何朝向測驗閱讀能力而改變，各校的段考出題方式不一定會跟上。教學的短期目標，是要滿足段考，也影響了老師們教學策略。

我知道，像我這樣不在體制內的人談理想總是比較容易。或者，在資源比較多的學校談理想，談教學的創新可能也相對容易。

一個年輕老師在體制內嘗試改革段考出題方式，要面對的問題往往不是怎麼實踐教學理念而已，而是更複雜的人事問題。例如，某老師與我分享，他在期中考出了文意默寫題，希望學生能默寫符合題目文意的課文段落，並說明理由。

本來，「說明理由」可能是文學閱讀與批評最重要的能力，也列在學習指標裡，你可以喜歡，你可以討厭，但你必須說明理由。可是，出題後，這位老師在會議上被檢討題目太難，導致其他老師無法批改。問他下次還會出類似的題目嗎？「應該不會了。」對於一個新進教師面對的各種職場壓力，也無法苛責他放棄嘗試。那麼，文意默寫題的批改難度在哪裡？其他老師反對的原因，不外乎是「這牽涉到主觀判斷啊！」、「大家沒有共同遵守的唯一評判標準，這要怎麼給分？」一想到要處理家長或者學生的投訴，這種容易產生給分爭議的題目就直接出局，記憶取向、有客觀答案的題目還是最穩當。

影響出題方式的原因還有百百種，在非都會中學教書的老師說，校方怕低分打擊學生信心，擔心國中國文的文言文比例與高中銜接不上，希望教高一的老師們出題要以記憶題為多。而他的挫敗還來自於，儘管嘗試過各種新式教法，帶過各種與當代議題接軌的討論，學生知道這些段考不會考，他們就不願意學。因此，問題大概就像厭世哲學家說的，「翻轉了教室，然後呢」？家長的觀念，學校同僚的觀念，社會的觀念，甚至城鄉的差距翻轉的了嗎？當我們說人文教育要引領學生了解的是關於生而為人的事，是獨立思考，是批判，是審美，是同情共感，是用有效的語言表述自己對事物正反面的觀察，卻在檢驗他們的學習是否達到這些指標時，又要他們不需說明理由，直接回答圈與叉，為什麼學生要相信他們能在國文課帶走什麼理解世界重要的方法呢？

中文系能提供國文教育的行前訓練？

所以，究竟應該怎麼辦？說來說去，我的描述對在教育現場搏鬥的國文老師們不是新聞，而更多學校職場上的眉眉角角我也並不清楚，誰替出版社選文？老師選用哪家出版社的理由？中間都有無數權力關係競逐與各種教學上的考量，我終究還是霧裡看花，給不出有效解答。雖然，我在前面提出「國文課——國（中）文系」的鏈結不再是不證自明的公式；但是，目前中文系、國文系仍舊佔有大部分國文教育的資源，負責生產、提供國文教育師資。

在這樣的現況上，一個中文系學生短期內能做的，或許是重新思考當前中文系課程，能否訓練出理想中國文老師應該具備的能力，包括思辨，包括閱讀，包括表述，包括思考語言與世界運作的方式，當然也包括中國古典文學要怎麼回應台灣主體性建立的問題。另外，國文課本的選材與編排，如果無法完全打破文言文與現代文學的比例的規定，能不能不要作為中文系先修班來規劃？我更想知道在選文背後運作的邏輯，是基於何種教育理念，是否扣合學生的心智發展？究竟我們規定孩子讀特定作品，是要把什麼樣的世界帶往他們的面前？那似乎不再只是用「經典必讀」就可以輕鬆解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