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紫吟／為什麼我們該給婦女有薪產假？
《性別工作平等法》提供婦女產假和新生兒雙親育嬰假，自2002施行後引發許多勞資爭議。有些人認為孕婦是自行選擇懷孕，企業不需要給婦女有薪產假。以下本文將探索這個論點，說明為什麼它不合理。
自願選擇不該被補償？
有些人認為，考量重分配政策、救濟金以及補助金，應先觀察這些需要政府或其他人來給予額外好處的人，是出於什麼原因而達到需要被幫助的境況。
法理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認為分配要「鈍於稟賦，敏於志向」，如果一個人是出於自己的「志向」，也就是「選擇」使自己落入某個較差的處境，則這個人應該自己負起責任，其他人並沒有提供幫助的義務。
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也認為分配要「敏於志向」。諾齊克的「資格理論」（Entitlement Theory）主張，只要不涉及暴力及欺騙，人們有絕對的權利依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置財產。
資格理論的核心概念是「自我所有權」（Self-ownership），意即因為一個人屬於他自己，那麼其天賦也屬於自己，其透過天賦所獲得的財富，便也屬於自己。如果政府要求人民交出自己的部分財產來幫助他人，那是侵犯人民的自我所有權。
我不確定上述兩位哲學家在產假方面的立場，不過基於以上論點，許多企業主便可以主張：雖然婦女在生產後落入「不便工作」這個較差的處境，但由於這是婦女的自願選擇，因此企業方沒有義務提供有薪產假。
進一步來說，即使懷孕並非預期，但由於在台灣並沒有限制婦女墮胎的權利，因此婦女懷孕而後生產，確實是出於其意願。現行的法律規定雇主必須給予產假，是雇主的自我所有權遭到侵犯。
更積極的平權措施
支持產假制度的人大概難以同意上述說法。
首先，雖然法律上不處罰墮胎，但若是孕婦非預期懷孕，往往也會因為社會觀感以及親情壓力而無法墮胎。甚至根據《優生保健法》，已婚婦女如要施行人工流產，尚需配偶同意；而未婚的未成年人，則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
此外，懷孕時間漫長，期間必須承受的痛苦在懷孕前亦難以估計，且在懷孕4個月後便無法墮胎，與一般的其他選擇並不相同。基於以上，有些人可能會主張：懷孕及生產不一定是自願選擇。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應該要重視男女在生理上及社會處境上的差異，採行能夠真正落實平等的措施。女性因為生理構造而懷孕，且社會上又普遍有女性應負擔照護工作的思維，若是沒有更積極的平權措施，則性別平等將難以實現。1
以上基礎可以說明有薪產假和育嬰假為何合理。有薪產假是為了彌補婦女因懷孕及生產，而落入較男性不平等的處境；而雇員不分性別皆能在子女出生後享有育嬰假，則是為了削弱社會上「女性應負責育兒」的刻板印象。
除此之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也認為，母職責任減少了女性的人生選擇。
資本主義使大部分現代母親處於孤立狀態，女人因地位低、經濟弱勢，而承擔回饋報酬慢而少的養育工作。為了擴大婦女的選擇，使其免於被迫在無子女或做個異化母親之間選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要求母親的經濟安全，例如有薪的產假、育嬰假，單親母親的經濟支持，及由公共基金設置的社區托兒設施，使婦女能真正自由地選擇母職，而不必被迫放棄或限制參與其他工作事務，或在經濟上依賴男性。2
除了女性主義者的看法，根據中研院今年的研究，台灣目前的低生育率，主要來自就業與社會環境不夠友善。也就是說，因為當前職場上孕婦遭受歧視的情況頻繁發生，且儘管《性別平等教育法》已實施多年，但仍有許多人存有刻板印象，認為男性不需分擔育兒工作。這些因素，都使得女性不願意結婚或生育。
因此該研究認為，若要提高生育率，落實性別平等、改善社會及職場氛圍，將會是比提高生育補貼更為根本的解決之道。
婦女懷孕，誰該負責？
主張自願選擇不該被補償的人，未必就認為落實平等不重要，他們可能會認為，藉由加強學校裡的性別平等教育，就可以改善社會氛圍。至於職場上，婦女在懷孕時期很可能就無法勝任原本的工作，此時雇主未將孕婦予以解雇，就已經落實了性別平等。
若是雇主還必須給予有薪產假，則不僅是雇主無端蒙受損失，也對於職場中其他未懷孕的人不公平，有薪產假反而造成了不平等。因此，他們將主張：實際在工作的人才可以領薪水，這樣才是平等。雖然並非是女性一人便可懷孕，但需要為此負責的，應只有讓該名女性懷孕的男性。
然而，對於社會上的責任該如何分配，政治哲學家米勒（David Miller）提供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不是只有蓄意造成他人蒙受損失的人要負責任。在一個群體中，若群體成員在某人的某些行為實踐中獲得利益，而某人卻在他的行為實踐中遭受損失，那麼這些獲得利益的人也需要為此損失負責任，此為米勒「結果責任」（outcome responsibility）中的「合作實踐模型」（cooperative practice model）。3
換句話說，儘管這些獲利的人並非導致某人蒙受損失的原因，但只要他們同處這個群體、共享了某人所創造的這個利益，那麼就有責任。
舉例而言，目前隨著科技的發展，有許多工廠引進了AI技術，假如某個工廠使用了內建AI診斷系統的機器，讓AI幫助工人們判斷機器的運作狀況是否正常，工廠內所有人都因接受AI幫助而獲得好處。如果某天這個AI診斷系統發生故障，造成某個工人受傷，依照米勒的責任觀點，所有人都應該為此負起責任。
婦女懷孕及生產，對整個社會都有好處。除了維持人類這個物種的繁衍，一個國家的人口越多，國內市場便越大，有利於經濟發展；人口越多，各項建設及發展如交通、國防武力等的人均成本便越低。種種好處都是目前各低生育率國家之所以積極鼓勵生育的原因。
婦女在生產後無法即刻復職是一種損失，而根據米勒的責任觀點，即使婦女懷孕和伴侶之外的其他人皆無直接關聯，但以結果而言，社會上所有人均獲利，因此所有人都應該負起相應的責任。
按照我國目前的法規，婦女產假期間的薪資是由雇主支付，以米勒觀點，我們似乎也可以說，這項支出應由整個社會負擔。
小結
本文試圖藉由米勒的責任觀點來主張：給予婦女產假是應該的。如此一來，我們便不需要討論婦女懷孕是否確實算是一種自願選擇，也不需要去追究什麼樣的平等才算是真平等。因為人口的增加對所有人都有好處，因此我們便有責任去彌補婦女在懷孕及生產後所蒙受的損失。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於2014年所做的調查，婦女在產假期間的薪資，在所調查的185個國家中，有58%是由社會福利提供、16%的國家由雇主和社會福利共同負擔。由此可知，由整個社會來共同分攤責任，已是當前大多數國家的共識。
我國目前有薪產假只有8個星期，遠低於國際勞工組織所建議的至少14星期之規定。若我們希望減少就業歧視、提高生育率，就應該從現在起正視責任。
- 顧燕翎〈追求自由、平等與獨立〉，載於《女性主義與流變》，顧燕翎主編，貓頭鷹出版。
- 范情〈解析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載於《女性主義與流變》，顧燕翎主編，貓頭鷹出版。
- David Miller (2007).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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