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維人、廖珮杏／學歷至上的網羅：高虹安事件充分反映台灣社會潛在價值

阿黑：你什麼野雞大學的敢在這撒野？我們可是X大畢業。

守守：你覺得X大都能拿出來講，可見你沒遇過真正的強者。

許多現代人同意文憑不是評價人的唯一標準，若有人貶低學歷低落者，他們會表達不滿，認為這是不合理的歧視。然而仔細觀察，會發現許多反對文憑主義的意見只是看起來反對，實際上還是擁抱文憑帶來的效用。事情會如此弔詭，是因為文憑主義就像父權，有其源由和自我防衛機制。以下我們將分析為何文憑主義既不合理卻又如此吸引人。

是反對文憑主義，還是擁抱文憑主義2.0？

以先前高虹安學歷歧視的事件為例，當初熱議時，討論「學歷歧視」的論點大多集中於下列兩者：

• A.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只有井底之蛙才會炫耀自己的學校成績。學力最強的人根本不談文憑。
• B. 學歷是年輕人的玩意。成人出社會之後，就以歷練和貢獻來認同自己。還在炫耀文憑只代表你一事無成。

這兩種論點乍看之下都反對文憑主義，但其實都沒有。文憑主義（credentialism）是指過度仰賴學歷或證照，來判斷一個人有沒有資格承擔某些任務、是否具備相關知識，或是能不能在某些領域工作。文憑主義既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思維方式，而且因為使用文憑來判斷的資格，通常是收入或權力較高的工作機會跟發言管道，很多時候它也意味著文憑反映出某些德行（例如有紀律、負責、願意努力、重視知識），故有權利掌握相關資源。

文憑主義是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一種，功績主義認為，某些類型的表現越好（例如工作生產力）或者某些資源（例如收入）越多的人，在社會中的價值越高，也越有資格做出重要的決定與掌握相關的資源。論點A跟B不但都蘊含功績主義，而且其實都沒有否定文憑是功績的最低標準。

論點A認為，學力（而非文憑）跟能力正相關，而且學力頂尖以後，獲得文憑相當簡單，只有學力在中高程度到頂尖之間的人，才需要苦苦追求文憑；我們平常用文憑來鑑別的方式也只對這些人有作用。這種說法其實同意，從中高學力以上，文憑的鑑別能力相當準確，而且因為學力頂尖者很容易獲得高等文憑，只要將文憑門檻調得夠高，就能更容易找出哪些人學力頂尖。所以論點A其實沒有反對文憑主義，只是在嫌目前的文憑主義不夠嚴格。

至於論點B認為，成人的價值來自歷練跟貢獻而非文憑，這似乎反對文憑主義，但其實沒有。現實世界中無論是就職還是創業，文憑都是最穩定的入門門票。而且論點B認為貢獻反映人的價值，是典型的功績主義。

但人要做出越大的貢獻，通常就得先獲得越多資源跟權力。而現實世界中，資源或權力的來源大概可以粗分為兩類：不是你人脈家世很好，資源唾手可得，甚至可以用錢買到；就是你符合了某種門檻或做出某些表現，社會（通常是某組織的管理者）把資源交給你使用。

前面那種叫做世襲或買官，論點B和絕大多數的功績主義幾乎都不討論，他們討論的貢獻，主要還是符合門檻之後得到資源做出的貢獻。但他們沒有提出其他類型的門檻，所以其實轉了一大圈，還是在隱隱承認文憑主義。

總而言之，兩個論點不但都沒有主張「用文憑評斷資格或德性並不合理」，反而都認為我們應該在既有的文憑外增加更多條件。但無論你要加上什麼條件，都得先拿到夠亮麗的大學甚至研究所文憑。而且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德行、貢獻、經歷，如果連基本的文憑都沒拿到就來批評，你的判準就沒有可信度，只是酸葡萄而已。換句話說，這場批評是有門檻的，學渣請勿入場。

這似乎就能部份解釋，為什麼明明大部分的討論都反對學歷歧視，卻也有很多聲音懷疑台灣社會看人的標準不會因此改變，甚至整場論戰都只不過是高學歷者之間的「鄙視鏈」。畢竟無論支不支持學歷歧視，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相信文憑主義。

文憑只是一個光環，根本浪費社會資源

但這就陷入了某種衝突。畢竟大部分的人也同時認為，在現實世界生活所需的能力，絕大多數都是從職場、社會中習得，而不是從學校。即使是一流學校的書卷獎得主，剛開始工作時通常也都毫無技能，而且完全不了解職場或商場中的溝通與人事技巧。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相信，高等教育主要的效果只是延後工作時間，堆高學歷泡沫。

而且不光坊間這麼認為，就連經濟學家也得出一樣的結論。《理性選民的神話》作者卡普蘭（Bryan Caplan）在2018年出版過一本《反高教》（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書名暫譯），認為高等教育大部分的課程，對工作都毫無幫助。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根本只是向就業市場釋出一個光環（signaling），顯示你的能力可能更優秀，或者可能更符合該職缺的需求。但光環只是方便使用，既不代表相關性夠高，更不能顯示出背後的作用機制和因果關係。

舉例來說，我們選購家電或化妝品的時候，經常是看品牌，認為大的品牌，售後服務或品質就比較好。但品牌是可以用廣告操作的，我們往往在開始使用產品、產品出了問題、或者發現其他牌子售價更低品質更好之後，才開始後悔。

高教的光環也是一樣。雖然能力優秀的求職者，更容易獲得優秀高教文憑，但他們大部分的學習能力跟工作潛力，都不是學校教出來的。也就是說，即使優秀的求職者完全沒有上過大學或研究所，工作能力很可能也一樣好。職場採用文憑這種光環，只是因為標準比較統一，使用起來比較方便。

所以卡普蘭認為，當下的高等教育只是在堆高競爭成本，逼每個人浪費青春時光，逼大部分的家庭傾全家之力、背負天價學貸讓人擠進名校，對窮人造成不成比例的傷害。

請注意，卡普蘭並非左派，反而是一個自由放任主義者（economic libertarian），相信自由市場可以調節量價問題，政府應該盡量不要插手¹。如果連這種崇尚自由競爭的右派學者，都同意文憑主義是浪費社會資源，那我們真的得重新思考「文憑為何用」的問題。

心理偏誤和結構遺緒，讓我們更難打破文憑主義

但既然幾乎所有相關輿論，都反對學歷歧視，而且都反對文憑主義的惡果，為什麼立論的基礎還是幾乎跳不開文憑主義，甚至還奠基於文憑主義？

對此我們沒有答案，但有幾個可能的猜想，希望能夠拋磚引玉。

猜想一，身分保護認知（identity protective cognition）：哈佛法學家卡漢（Dan Kahan）根據心理學研究指出，如果某項命題或推論，會危及我們所屬群體的利益，我們就更不容易看到。如果卡漢的假說正確，那麼學歷歧視的批評，變成一群高學歷的人在互搶道德高地就不奇怪。畢竟我們需要夠多的知識才能說明學歷歧視跟文憑主義造成哪些問題，但如果你的知識夠多，你就會下意識地相信自己比低文憑的人更有價值，不承認低文憑的人只要經過訓練就能跟你有相同的工作能力。

猜想二，政府與人民的二元對立：英美國家，以及像台灣這種在人才養成與國際關係上都嚴重仰賴美國的國家，討論社科議題時都隱隱預設政府是統治者，人民是被統治者，不容易想到開放政府或勞資政府三方協商之類的方案。而台灣的民主相當年輕，很多政治與經濟體系都還有嚴重的威權遺緒，即使是知識分子也很少真正參與決策，而且會覺得自己根本沒有權力去思考目前的技能訓練系統出了什麼問題。

猜想三，可得性偏誤（availability bias）：人類很難看到不存在的選項。台灣數十年來的聯考文化、代工產業、古中國的士大夫思維、來自英語國家的大學體系，再加上我們的媒體過度集中英美而不常報導歐陸技能訓練體系，使得大部分人想到衡量能力跟價值時，幾乎都只想到文憑與金錢，而想不到其他的方式。當人們發現既有的訓練體系無效或不公平，最多只會想到多元入學這種總量恆定的重分配手段，不會想到額外設置幾套不同的訓練體系。

小結：爭議成為反思文憑主義的契機

就結果來看，這次爭議似乎是個契機，讓整個台灣開始反思，學歷到底有哪些價值，以及文憑主義帶來多少問題。

雖然大部分的討論方向，並沒有準確抓到文憑主義的惡果，也很少提出改善的建議；而且光從結論幾乎集中於道德勸說，反而顯示目前台灣對於人力資本、人生發展、個人價值的觀點，還是深深被文憑主義所束縛，不容易去思考如何跳脫。

再加上現實世界的各種資本（文憑、工作能力、金錢、人際網絡、權力）彼此相互助長，讓我們更難從系統設計的角度，用文憑主義以外的想法，去思考資源應該如何分配，人生道路應該如何建構。

說到系統設計，我們一直很喜歡從遊戲的角度切入。當代遊戲發展相當專業，從如何改良玩家體驗、如何讓玩家願意繼續玩遊戲、到如何擴展新玩家，都已累積相當厚實的知識，而且很多部分都跟現實世界對應。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用遊戲的角度，來思考文憑主義相當於遊戲系統設計的哪些問題，並藉此提出一些猜想，用遊戲的方式找到可能的改革方向。

• 本文感謝朱家安的建議與修改。
• 文：劉維人，自由譯者，主要翻譯當代民主問題、政經制度類書籍，並零星撰寫相關主題文章，如《反民主》、《暴政》、《修辭的陷阱》、《北歐不是神話》等。廖珮杏，自由譯者，偏好議題性的人物故事，從中探討機制縮影、價值與文化衝突等結構問題，例如《重返天安門》、《憤怒與希望》、《重病的美國》、《獨裁者的養成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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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卡普蘭在該書的建議也很右派，他主張高教退場，人們從十幾歲開始進入職場工作，這樣窮人起碼不會背債而且可以獲得一項技能。這乍聽之下很合理，但完全不考慮富人容易壟斷高薪職訓課程，貧富差距將更加惡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