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俊銘/理想與困頓的避難所:30歲的台灣絃樂團

聯合新聞網 獨立評論在天下
台灣絃樂團1990年10月正式組團,今年將迎來30周年。 圖/台灣絃樂團提供

台灣絃樂團(以下簡稱台絃)是樂界公認最出色的民間樂團之一。這個樂團即將度過30歲生日,他們的存在本身,即是台灣社會的奇蹟。

1980年代留學比利時布魯塞爾音樂院的小提琴家鄭斯鈞,在一次聆聽羅馬音樂院演奏家組成的「義大利獨奏家合奏團」(I Musici)後,青春做夢,想著回到台灣也要成立一個室內樂團。1990年10月,他集合任教高雄中學音樂班的學生正式組團。隔年,他們租了2輛9人座小巴,跑到甲仙鄉旗山溪旁的民宅展開排練,隨即開始全省巡迴。30年一瞬,台絃名符其實成為代表「台灣」的絃樂團。

一張1991年全團在屏東大武山脈的留影,頗具隱喻性,寓意西方音樂與台灣在地交融,理想與困頓的處境:相片裡青澀面孔的團員,如今多成為國內各大交響樂團的台柱;台絃也蛻變成為指標性專業樂團,卻保有初心。

一方面他們應邀至德國潮汐音樂節(Gezeitenkonzerte)、德國阿默湖音樂節(AMMERSEErenade)、法國維森堡音樂節(Festival de Musique de Wissembourg)與慕尼黑愛樂廳等地演出,另一方面鄭斯鈞從2010年起就領著絃樂四重奏深入台灣偏鄉部落,推動「遠小孩—音樂造林計畫」,至今累積145場演出,並讓101位孩童獲得免費的學習機會。他認為,國家投資培育大批音樂人才,卻沒有舞台讓他們發揮,而偏鄉許多小孩連樂器都沒見過,因此主動發動募款,媒合偏鄉學校一起推廣音樂教育。

1994年開始,台絃獲得中興保全的長年贊助,得以轉型成為較具規模的專業演奏組織。中興保全的總裁林孝信年輕時曾和鄧昌國學過小提琴,成為台絃最關鍵的贊助人,該公司也因為獨自贊助藝文團體逾20年,2017年獲頒文化部第13屆文馨獎「長期贊助獎」。台絃同時吸引了一些愛樂人的小額捐款。他們從2001年就入選文化部與國藝會的頂尖表演藝術團隊(Taiwan Top),至今不墜。

鄭斯鈞從2010年起就領著絃樂四重奏深入台灣偏鄉部落,推動「遠小孩—音樂造林計畫...

2017年台灣絃樂團在台北的傳統市場舉辦音樂會,打破古典音樂是屬於殿堂的刻板印象...

當代浪潮中,重新尋找自我定位的古典音樂

台灣絃樂團集結了台灣留學歐美的優異音樂家,他們多半自年幼開始接受苛刻、極鍛鍊性的演奏家訓練,起步於台灣中產階級開始壯大、民間社會與都會文化消費生活隱性浮現的1980~90年代。當時政府廣設音樂資優班,「精緻藝術」成為眾人的嚮往,而等到他們學成歸國後,台灣則逐漸走向多元競逐的文化方向。當日常生活即是「文化」,藝術的正當性危機湧現,古典音樂或許仍有「秀異」,卻已不是唯一文化劇目,古典音樂家開始在台灣尷尬地尋找自己的「身分認同」與方向。

我心目中的台絃,是「傲骨」與「接地氣」的對位法風格。他們的音樂活動大致有幾個方向:

首先是經典曲目,經常邀請國際名家合奏,讓樂迷與世界同步,也透過合作自我成長。柏林愛樂長青首席安永徹(Toru Yasunaga)、杜梅(Augustin Dumay)、皮凱森(Victor Pikayzen)、維特哈絲(Antje Weithaas)等精湛傳世演出,留給樂迷難忘印象。

這方面我私下觀察,台絃有些「潔癖」,他們不操作偶像,邀來的都是「行業」裡被認肯的大師,而非被媒體或經紀人炒作出來的短暫明星。這種判斷極賴專業與理想,有時甚至與市場背道而馳。台絃的曲目始終在「做自己」、「樂迷想聽什麼」與「台灣社會需要知道哪些曲目」之間抉擇,這是「音樂與社會」的難題,本身即是有意義的生命探問──這也讓演奏部主任兼首席譚正少年老成,頻生白髮。

另外,台絃長年不設指揮,全憑默契與專注力來決定音樂行進的方向,這讓它有別於某些英雄特質或帝王色彩的國內外名團。同時,他們也做較小編制的絃樂四重奏全套演出(例如還在進行中的貝多芬全本);固定舉辦小提琴比賽,因為受不了台灣音樂競賽總是「三分鐘喊卡」,想為專業樹立標竿;他們也賠本舉辦4屆叫好叫座的國際音樂營;而在教育方面,台絃固定推出「嘻音哈樂」,鎖定親子家庭做為企業回饋,每回看見大叔團員秒變頑童,令人笑絕。他們真是一心一意想讓「古典音樂好好玩」。

台絃有些「潔癖」,他們不操作偶像,邀來的都是「行業」裡被認肯的大師,而非被媒體或...

當古典成為小眾,音樂家要往哪裡去?

古典音樂家在台灣是一項特殊的存在,其實並不好玩。他們不像劇場人嫻熟於將生活經驗轉化為表演文本,也不像雲門舞集擅長「台灣論述」而易獲共鳴。這些在西方音樂院競爭激烈倖存下來的台灣人歸來,未必能順暢接軌本地生態。即便古典音樂在台灣具備高度資本象徵,但那多半指的是極少數享受盛名者,這種案例在台灣微乎其微,背後是贏者全拿(the winner-takes-all)的明星邏輯。

古典音樂家除非任職於公家支持的交響樂團,其它多半生活並不牢靠,一些音樂家須流浪於各級學校有限的教學機會及舞台。令人挫折的是,他們所學,是甚具特定方向的「西洋古典音樂」,好不好「應用」,全憑社會變化。音樂院的培育以演奏家為導向,少有那種即使人文與社會科學科系逐漸倡導的「可轉用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如果有,可能也會被嗤之以鼻。

從大環境來看,年輕人喜歡音樂者未有縮減,但當前最有吸引力的方向是組團玩「獨立音樂」,而非巴赫、貝多芬等前世經典;與20、30年前的光景不同,更多企業新貴崇尚的是建築、設計或者收藏「當代藝術」,學習古典音樂實在缺少誘因,這或許是品味的「典範轉移」,值得深究。比較起來,古典音樂更像「小眾音樂」,絃樂團或其它更小編制的室內樂團,命運神似初萌芽的「獨立樂團」。但這樣的危機,或許即是轉機。

社會學者阿多諾在1961至1962年法蘭克福大學的音樂社會學講座裡,曾以「室內樂」為題,深具社會譬喻般指出:與交響樂相較,室內樂更強調自由,更少倡議一體化、更少權威及暴力特徵。誕生於家庭音樂、屬於業餘愛好者的室內樂,甚有「遊戲」(play)特徵,能體現互助、互為主體與相互傾聽,是競爭精神化(spiritualization of competition)的社會範圍。他認為,室內樂本意為自我解放,能透過合作自我生成、自我否定且自我證實,本身即是對奢華與裝飾的批判。

不過阿多諾憂慮,室內樂的危機也是個人主義的危機,他擔心藝術家朝向完全的自律方向,很容易自我陶醉,呈現自我局限,與公眾社會逐漸疏遠;但若過分強調大眾,音樂服從於社會與適應市場,藝術成為優雅的裝飾,「精神事物變成消費商品」。阿多諾的評斷於當今,可能並未「過時」,適用於所有音樂類型。

即便古典音樂在台灣具備高度資本象徵,但那多半指的是極少數享受盛名者,這種案例在台...

在那裡,音樂以昇華與超越作為補償

台絃30歲,讓鄭斯鈞有感而發:三十而立,或許踏實工作,人生理應平穩順實,「但對我們這種民間表演藝術團體而言,洶湧波滔的小舟,隨時會傾覆」。他深信精緻藝術的表演,「不可能大眾化,然而小眾票房永遠不足弭補支出」、「更好的舞台演出,依賴更多踏實訓練,意味更多支出;更多的支出稍有不慎,就是夭折。」他認為,「這是表演藝術團隊的宿命,也是我們的原罪」。

最近疫情期間,台絃的朋友認真學起「社群媒體行銷」,固定舉辦直播絃樂四重奏談話音樂會(標題很「佛系」:絃絃沒事,聊聊吧),並剪輯了多種排練實況短影音。當許多樂團撙節開支,逐漸減少排練次數(樂團最沉重的成本往往就是排練費用支出),台絃反其道而行,將「音樂會導向」的排練改為每週固定排練。鄭斯鈞說:「在混亂不確定的時代,把音樂弄好,是我們唯一確定能做到的事情。」這種「台絃」思維頗為傳神,我不確定在社會裡是否已逐漸絕跡。

古典音樂數百年至今,交雜西方多重意義的指紋,但我認為台灣絃樂團的道路,仍暗示著極「進步」的方向:它完全是在台灣社會成長起來的樂團。這些團員並不遺世孤傲,亦沒有讓藝術音樂淪為陪襯,他們持續探索音樂與社會,走向一個令人尊敬的方向,並試圖維持某種可塑性;或許,少了職業樂團建制化與舒適安逸,反而鑄造理想與現實感,在那裡音樂以昇華與超越作為補償。

走進東門市場,水果菜肉攤販林立的臨沂街巷弄,很難想像,這裡是他們的絃樂之家。室內樂天性上是一種「朋友的音樂」(music of friends),音樂即是這群人理想與困頓的避難所。德國媒體Emder Zeitung的樂評家Ina Wagner曾形容台絃:「這個15人的樂團展現出如同巨浪般悠揚的琴聲」,我認為相當貼切,因為那些熱烈琴音,呈現精神上的獨立與互助,彷彿自心靈湧出。

(※ 作者:黃俊銘,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學士與碩士,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學碩士,愛丁堡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政大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古典音樂數百年至今,交雜西方多重意義的指紋,但台灣絃樂團的道路,仍暗示著極「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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