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慶樺／白色的憤怒：德國「強制接種疫苗」爭議

新冠疫苗上市後，德國社會正發生一場激烈的爭論：在養老院及醫療院所擔任醫療與照護工作的人力，是否應該強制接種疫苗？

會有此爭論是因為，直到2021年1月中為止，德國醫護與照護人員接種疫苗的比例不高。巴伐利亞邦邦總理瑟德（Markus Söder）便認為，應該立法強制醫護人員接種，因而引發了激辯；而《明鏡週刊》做的民調顯示，民意多數支持他的提議。更有評論認為，醫護人員在防疫第一線，視同作戰，必須有接種義務，否則就如同軍人在戰場上，卻不服從軍令。

一時間，媒體上熱議「接種義務」（Impfpflicht）、「接種強制」（Impfzwang）、「接種的道德」（Impfmoral）、「願意接受接種」（Impfakzeptanz）等詞彙。 投入辯論各方除了醫護行業從業者、新聞界、政界以及社會大眾，也包括倫理學學者。

政府可以要求你打疫苗嗎？

自歐盟允許疫苗上市、德國在2020年12月27日開始為民眾施打疫苗後，疫苗成為重新恢復正常生活的寄託。在德國，多數民意都接受疫苗，願意接種，但是仍有不少人拒絕。身為民主國家的德國政府不可能強制全民施打疫苗，可是問題來了：即使不能強迫全民，某些行業中的人，是否可被強制施打？如同在戰場上軍人沒有說不的權利？

德國的聯邦最高行政法院已經宣布，德國國防部強制執行軍人施打疫苗是合法的。拒絕施打的軍人，必須接受軍令懲戒。這就是目前激辯中的「視領域而定的接種義務」（bereichsbezogene Impfpflicht）。除了軍方，被認為有接種義務的領域，主要就是醫護與照護產業。

與瑟德意見不同，德國聯邦衛生部長許班（Jens Spahn）表示，他傾向非強制的做法。除衛生部外，司法部長、勞動部長以及其他在野黨立場也多是不應強制。可以理解，因為強制人民接受醫療措施，很有可能違反憲法保障的「身體的完整性」（die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以及自主權。

前聯邦憲法法院院長Hans-Jürgen Papier即表達了他的疑慮，Oldenburg大學法學教授Volker Boehme-Neßler也提出警告。不過，醫事法專家Alexander P. F. Ehlers則認為，在滿足一定條件下，接種義務在法律上是可行的。

這場爭辯還在進行中，我認為比較可能不會有強制措施。除了政界與醫界的反對、以及法律上有必須釐清的灰色地帶，有一個棘手處是：這可能翻動德國歷史裡敏感的一章。法西斯獨裁時代，醫療以及人的身體都曾經為政治目的服務過。但是即使可能不會通過強制性法令，為什麼醫療與照護人員施打意願不高，仍值得討論。

資訊不夠透明，讓人對疫苗產生疑慮

部份德國醫護與照護人員對於疫苗的安全性仍有疑慮。德國向來就存在抗拒疫苗者，在新冠病毒出現前就已不少。每次流感疫苗的接種，總是會有部份民眾明確表示拒絕。而根據媒體報導，照護人員中更是有大約10～15%拒絕接種新冠疫苗。《德國醫師報》就報導，根據12月時一項匿名問卷，願意接種的醫護人員大約有四分之三，照護人員則大約一半有意願。

每一位拒絕接種的人，都有自己的原因，不應該一概而論。但根據《藥房報》（Apotheken Umschau）報導，醫護人員心有疑慮的原因可能是資訊不足。例如，究竟疫苗的效力是否在預防你受病毒攻擊外，也能阻止你具有帶原傳染的能力？目前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巴伐利亞邦總理瑟德在呼籲強制接種的記者會上舉例說，當初強制所有在幼稚園與學校的工作人員都必須施打麻疹疫苗，以保護學童，就是值得學習的例子。他指的是2020年3月開始在全德正式生效的《防護麻疹與強化預防接種法》（Gesetz für den Schutz vor Masern und zur Stärkung der Impfprävention）。根據這項法律，不打疫苗的小孩無法上幼稚園，家長會受罰；不打疫苗的幼稚園教師員工也必須受罰，且無法在這類教育場所裡工作。

有鑑於麻疹的高度傳染力以及無可治癒，是公共健康的極大威脅，所以德國衛生部在2019年提交該法案，但一如預期，引來社會激烈辯論。德國醫師協會也認為，現在接種麻疹第一劑疫苗的比例已經高達97%，政府硬要通過此立法，是「民粹」以及「盲目行動」，「不符合比例原則」並可能違憲。

不過，即使引來激辯，國會還是多數贊成。因此，在新冠疫苗上，也有不少人認為可以比照強制接種疫苗，瑟德並不孤獨。

但是，基爾大學醫院的醫師及醫學倫理專家Annette Rogge認為，那是因為醫學界已經釐清麻疹病毒以及疫苗的性質。與新冠疫苗的情形相比，資訊充分度是不同的。如果要強制醫護人員接種，必須要有很充足的理據，釐清疫苗效力的程度。否則執行這麼高強度的醫療命令，可能達到的抗疫效果卻有限。

強制、鼓勵或限縮自由

如果不接種，對聘用這些人的醫院或養護院來說，會有什麼後果？

首先，很有可能是一場司法災難。雇主必須面對無數訴訟，因為每一個在這間醫院確診的病患，都可以合理懷疑，傳染源是這家院所中某位未施打疫苗的員工。因此，對雇主來說最合理的做法，就是不再讓這些人到醫護前線工作。可是這樣一來，勢必有大幅度的人事異動，長久下來，雇主可能會解僱這些人——這又可以預期會帶來無數的勞動訴訟。

我認為，以法律強制、以道德壓力或甚至意識形態壓力來提高接種率，都不是首選的做法，甚至可能會帶來部份反效果。現在最重要的，可能還是建立人們對疫苗（以及通過疫苗之機制）的信賴。這需要公開透明且詳細的「啟蒙」，提供足夠的資訊以及諮詢。

政府需要儘速在科學上釐清疫苗的效用，不只能說服醫護人員，也能說服人民。例如有醫師在電視上表示，這次准許疫苗上市的時間比起以前的標準程序實在太快了，究竟整個審核過程如何，需要更多的公開資訊，才能化解疑慮。所以政府應該要能證明，時間之所以縮短，只是把行政程序最速化，該做的專業審核還是沒有忽略，德國專門負責此類審核的機關依然做到了專業把關，且公開審核的整個過程、接受檢驗，才能平息醫療照護專業領域以及一般社會大眾的疑慮。

另外，也可以透過一些政策制度設計，創造接種疫苗的誘因。已有國會議員在討論，與其討論是否立法強制接種，不如討論是否該獎勵那些願意接種的人。此外，政論節目也討論到，未來是否可限制拒絕接種者的某些權利，在不損及其基本人權前提下限縮部分自由，以提升接種意願。例如已有航空公司表示未來可能會拒絕未施打疫苗者上飛機，以保護機組工作人員及其他乘客；或者某些有集會情形的娛樂活動如球賽、演唱會等，也必須證明自己已經施打疫苗才可參加。

我不會為了你們去接種

除了對疫苗資訊掌握不夠充分之外，勞動條件的惡劣以及缺乏相對應的尊重，可能也造成部分醫護人員無法建立對政府信賴感的原因，並因此缺乏施打疫苗的意願。尤其是照護人員，他們接受疫苗的意願明顯更低，雖然這群人面對的風險極高。曾擔任護理師超過30年的德國醫學史學者Monja Schünemann，於2021年1月13日出刊的《時代週報》上，寫了一篇非常值得讀的文章〈白色的憤怒〉（Weiße Wut），敘述照護人員面對的勞動困境，提出一些犀利見解。

她說，在強制施打疫苗與否的討論中，政治人物與社會都忽略了照護人員的立場與心情。在疫情發生以前，原本照護人員應享有的喘息時間就常被剝奪了，醫學報告也指出，在過度密集的輪班表下，照護人員的心理也開始出現狀況。此外，女性照護人員還常必須面對性騷擾等事件。這些身心壓力，在沒有疫情時，早已難以承受。

一年來，照護人員更是在防護物資短缺、人力短缺的情形下工作，人們期待他們做得更多、投入更多、冒更大的風險，以社會團結為名，無止盡徵用他們的勞動力與身體，彷彿他們天生與病毒絕緣。「照護者的身體必須無間斷的付出，而其他行業的人卻可以暫停運作。」Schünemann認為，在這一點上照護人員確實如同戰場上的士兵，被期待必須絕對服從命令，必須要有犧牲的準備。

但另一方面，這個社會又長期以來輕視照護人力的專業與貢獻。且不論薪資過低的問題，在疫情發生前，社會早在道德上傷害了照護人員（moralisch verletzt）。疫情期間，照護人員應有的勞動條件保障被暫停，例如人力愈來愈短缺、防護衣及口罩不夠，照護人員卻還是得排上愈來愈密集、愈來愈長的班，照顧愈來愈多的病患，大家都到了人類的極限。但是社會中許多人卻歧視他們，認為他們是最前線最危險的一群，甚至有超市工作人員拒絕為之服務。

此外，社會也不夠尊重照護者的專業。德國政府之前為解決照護人力短缺問題，曾宣傳「照護，每個人都做得到！」（Pflege kann jeder）口號，希望多一些年輕人投入。可是，照護長者甚至病患不只是職業，還是需要嚴格訓練的專業，政府卻以輕鬆的說法，想吸引覺得可以賺輕鬆錢的年輕人，許多在這行業裡工作多年的人都覺得受到侮辱。

Schünemann說，「白色憤怒」產生的原因，就是社會不承認這個職業多年來的貢獻，而這明明是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職業。所以可以理解憤怒的、受到虧待的照護人員，此時會拒絕其身體再被徵用：「我不會為了你們去接種！」

所以，這時候社會發現照護人員不願施打疫苗，不應該一味要求「社會團結」（Solidarität），或者指責他們缺乏專業的自覺，甚至將他們打為陰謀論者。這只會使白色的憤怒更加憤怒。

曾任醫師的喜劇演員Eckart von Hirschhausen在談話節目上說，包括他在內的醫界大多反對強制接種疫苗，因為那會帶來更多問題。例如一旦強制，那麼反抗的人就會越來越多。而現在的說詞都是，大規模施打疫苗才能達成「群體免疫」（Herdenimmunität）——這說法無法打動人，因為沒有人喜歡聽到自己是可能染病的群體之一。

他認為，更好的說法是為了保護共同體（Gemeinschaftsschutz）。可是，一個共同體要能運作下去，不該一直是單方面地動員、要求某個群體配合；不該是照護人員必須證明自己願意與社會團結，而是社會應與他們團結。這個社會需要他們，而以前的作為傷害了他們。

下一步該做的，是彌補長年來對照護者身心造成的過度壓力，是建立照護者的正義，不管是從薪資結構上、醫療院所管理制度改革上，或者建立一種正確的與之相處的倫理，社會必須尊敬他們的專業，以及正視勞動者身體與生命的有限性。不管面不面對疫情，沒有人有那麼強大的身心，可以被無盡地徵用或耗用。

（※ 作者：蔡慶樺。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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