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城市精神：如何發展並維持文化特殊性與多樣性？
一座城市有沒有獨特的精神氣質？如果有，台灣的各城市又有著怎樣的精神氣質？在全球化的年代，隨著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逐漸弭平，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差異將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更為顯著，因此，能維持世界多樣性的，實是「城市」無疑，獨有的城市精神在當代更顯珍貴。這是《城市的精神》（The Spirit of Cities: Why the Identity of a City Matters in a Global Age）一書的主張。
該書作者為加拿大籍政治學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及以色列籍學者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他們為曾長期居留的九座城市——耶路撒冷、蒙特婁、新加坡、香港、北京、牛津、柏林、巴黎與紐約——歸納出屬於每座城市的精神氣質。此書英文原文版2011年出版，翌年亦初次譯介至台灣，最近在台的重新出版則經作者同意，於原本包括的九座城市外新增「台北」，由林夏如與趙哲儀兩位女士主筆。
本書若如作者所言，是關注那些「擁抱開放和全球團結而非排外、種族主義和仇恨」的城市，選擇的城市又是「與當代政治思想主要議題有關且特別強調某些價值觀和主題」者，那麼，此次台灣再版中作者同意新增台北，代表台北應該是被視為符合這些條件的城市了，讀者可自行從台北專章中一探究竟。
促進城市精神發展的六種因素，台北符合幾項？
城市與其居民是會互相影響的。正如本書作者所言，城市用很多方式反映並塑造了其居民的價值觀和觀念，而城市建築的設計和構造也反映了不同的社會文化價值。而不管喜歡與否，城市的主流精神氣質往往影響了生活在這些城市的居民。
本書討論的主題正是城市的精神氣質。在研究了耶路撒冷、蒙特婁、新加坡、香港、北京、牛津、柏林、巴黎與紐約後，作者在前言中歸納出六種有助於促進城市精神發展的因素，分別為：經濟平等及族群融合、國內的城際競爭、外部力量對認同的威脅、自主的立法權、旨在實現公共精神的城市改造計劃，以及外部認證的城市特徵。作者說，這些因素存在得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們若循這套標準來檢視台北，即知台北於六種因素中具備四種，可說坐擁諸多條件，利於形成城市精神：
經濟平等及族群融合：否。
台北貧富差距冠於全台，關鍵評論網就曾報導，根據2013年全台各鄉鎮市區的綜合所得稅統計資料，家庭所得分佈最分散的前20名鄉鎮市區中，台北都會區就囊括了一半以上（有七個位於台北市，另有四個位於新北市）；而戰後的台北也因眷村政策而長期處於一定程度的族群隔離狀態，以1984年為例台北市就有多達175處眷村、是全台各縣市中數量最多的，1990年代起眷村改建為國宅後的混住才使族群隔離狀態逐漸減少。
國內的城際競爭：否。
台北自清治時期之1894年起正式成為台灣政治中心（清國台灣省省會），在日治時期始終為台灣總督府所在，1920年（距今正好是一百年前）初次設市（日本台灣台北州台北市）時，人口十六萬餘人已大幅超越清治台灣首府台南市之七萬餘人，及至1949年以來又一直是中華民國政府駐地，作為島都已逾百年，建設與發展程度遠超過台灣其他城市。
外部力量對認同的威脅：是。
台灣及周邊島嶼自1949年以來作為中華民國僅有的實際領土而以獨立政治實體之姿存在，持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處於軍事對峙狀態，台北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中心首當其衝，而隨著中國與世界在政治上擴大交往、在經濟上逐漸整合，中國對全球的文化影響力增加，也削弱了中華民國以台北為中心嘗試扮演中華文化代言者角色的正當性，而台灣認同卻仍在形成的路上。
自主的立法權：是。
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後，台北歷經省轄市、院轄市與直轄市地位，一直享有制定自治條例的權限。
旨在實現公共精神的城市改造計畫：是。
兩位市長及兩位專家締造了台北的重大公共建設，高玉樹市長時代（1954-1957、1964-1972）採納藝術家顏水龍建議開闢仁愛路及敦化南北路的林蔭大道與圓環，接見建築師郭茂林聽取其台北車站鐵路地下化及鐵道沿線綠廊構想（此即日後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計畫的原型），並在轉任交通部長後推動台北鐵路地下化及辦理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初步規劃；李登輝市長時代（1978-1981）採用郭茂林提出遷移市政中心的信義副都心構想並委託其規劃信義計畫區。
外部認證的城市特徵：是。
郭茂林的信義計畫內規劃建造的高層辦公大樓，即是現今台北最廣為國際認可的城市特徵台北101大樓。
如果我們都同意，在全球化的文化同質化趨勢下，台北應該要致力發展並維持文化特殊性與多樣性，那麼，參考上述六種因素，對於試圖開發或繁榮台北的精神氣質，或許是有用的。
台北未來應如何開發或繁榮其精神氣質？
至此，我們不難看出台北未來應該要努力的幾個方向：
平抑房價及房租
應平抑房價及房租以降低非富族群的居住支出負擔，例如在供給面可透過推動都市更新及賦稅手段增加住房供給，在需求面則可透過興辦公共住宅及分散產業分佈降低住房需求。
鎖定國際城市競爭
- 應於亞太區域內鎖定競爭對手城市，並為競爭設定具體目的、目標及時間表。
提升人權
- 應持續提升行人、台灣原住民族、身障者、露宿者、國際移住勞工、穆斯林、非慣用華語者等群體在城市中的權利。
促進國際化與本土意識
- 應使全球語言英語更加流通，例如可將高中部分科目（數學、物理、化學、生物、世界地理、世界歷史等）改以英語及英文教材教學。
- 應提升台灣本土語言（台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在公領域的活力與尊嚴以扭轉過往國語政策對台灣本土語言造成的傷害，例如可採公辦民營模式開設只使用本土語言的幼教機構，也可在小學擴大教授及使用本土語言的羅馬拼音及標準用字，亦可將本土語言檢定納入公務員任用或升遷的條件。
- 應讓行政區里名、道路名與捷運站名改正為符合地方歷史的名稱。
加強地方自治
- 應透過民政及教育改革加強社區自治，例如可推動里長制轉型為以小學為中心的社區自治協議會制。
- 應推動台北市與鄰近縣市合併為一個大都會政府（metropolitan government），而各縣市原本轄有的各行政區則應適當整併為若干個人口規模各為數十萬人、有民選市長及市議會的自治市。
打造新的開放空間
- 應創造更多能為市民大眾以行人身份所親近利用的開放空間，例如可推動高架道路、馬路、水岸堤牆等既有公共建設的轉型改造。
台北的城市精神，應該朝著上述這些方向來發展，以形成集體的身份認同，讓台北的居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驕傲，並努力推廣其獨特的身份認同。
※ 本文改寫自《城市的精神》一書推薦序，經雙囍出版社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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