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下去或不要做以外——不爽，何不來搞工會？

6月12日，《中國時報》地方記者廖肇祥於個人臉書頁面公開發表了一篇自己離開旺中集團的內部離職信。信中指出《中國時報》的資方與主管階層，為了遂行親近中國政府的立場，不惜侵害新聞專業，製造假新聞與惡意扭曲的內容。這種自砸招牌的作法，使得許多多民眾對旺中集團喪失信任。他更表示，對於許多基層員工來說，喊出「我是中國時報記者」、「我是中天記者」成了很丟臉的一件事。

他認為，中時集團種種受外界批評的作法，主要都是由高層主導。而基層記者為了保住飯碗，往往只能選擇隱忍，選擇麻痺自己良知以執行奇怪的指令，最終做出連自己都不認識的東西。整個中時集團正在向台灣人民輸出謊言，且惡意掩蓋真相，逼迫記者配合。辭職是價值的選擇，「我寧願當一個人，而非被奴化的記者。」廖肇祥表示，他並不期待高層在讀過自己的離職信之後能有所反省。為了不讓自己變成「連自己都討厭的人」，因而選擇離開這間待了12年的公司。他呼籲各界支持媒體改造運動，讓基層記者能有自由的空間得以發揮。

廖肇祥的這則發文引發相當大的迴響，至6月26日為止，兩個星期內，在臉書上一共獲得近八萬個「讚」，超過五千則留言，以及2萬5千次分享。其內容還獲得多間媒體轉載。絕大部分的網友在肯定廖肇祥的道德勇氣之餘，亦贊同其對旺中集團的批評。

這不是第一次有中時記者公開於網路上發表離職宣言。2010年，在《中國時報》工作了超過16年的資深記者黃哲斌，在其部落格上發表了〈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一文。文中痛心於中時高層大力推動「業配新聞」，讓媒體為廣告主量身製造看似新聞，實為廣告的媒體內容。他感慨：

於是，記者變成廣告業務員，公關公司與廣告主變成新聞撰稿人，政府與大企業的手，直接伸進編輯台指定內容，這是一場狂歡敗德的假面舞會；花錢買報紙的讀者，卻不知道自己買了一份超商DM與政府文宣。

黃哲斌認為，業配新聞的氾濫已經越過了自己認為應該堅持的底限，因而決定離開《中國時報》，並開始投入反對置入性行銷的媒體改革倡議。

從2010年黃哲斌因反業配新聞而去職，到2019年廖肇祥因拒絕接受新聞造假與扭曲報導而離去，我們見識到一個老牌商業媒體如何因市場獲利考量而出賣其信譽與招牌，以及如何在資方與高層的意識形態與利益考量下，迫使員工違背其良心與專業倫理。

事實上，這不僅僅是特定媒體集團的問題，而是台灣主流商業媒體普遍存在的狀況，不同媒體集團間，大多僅是程度上或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市場考量與資方立場，一直都是干預媒體工作的主要因素。而橫在媒體工作者眼前的選項，似乎只有被迫接受，或是黯然離去兩種選項。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不爽就不要做」。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VOX》媒體工會的勝利

6月14日，在廖肇祥沈痛地公開離職信的兩天過後，美國VOX媒體集團工會成功地在談判桌上迫使公司接受工會的訴求。VOX媒體集團（VOX Media）成立於2005年，是美國知名的網路原生媒體，旗下擁有多個不同領域的媒體品牌，涵蓋科技、體育、遊戲、美食旅遊和房地產等等。其中最為一般讀者熟知的是新聞網站《VOX》。在2015年，VOX媒體集團的營收多達1億美元，每個月吸引超過1.7億位獨立訪問者和8億個內容瀏覽量。2017年被商業雜誌《Fast Company》評為全球最具創新性的媒體公司之一。

這次談判中，VOX工會贏得了豐碩的成果，資方同意大幅提高工作人員的底薪；提供16週的帶薪育嬰假、10天的喪假，以及增加其他的休假條款。工會還拿到了新的解僱保護措施，以避免資方以新增加的特約自由工作者取代現有的正職員工。除了這些勞動條件改善與保障之外，VOX工會與資方的協議中還包括了兩項很特別的條款。

第一項是編輯自由保護條款，這項條款確保了VOX生產的媒體內容僅由編輯室決定，資方及廣告主不得干涉。此外，該條款也保障了VOX的媒體工作者不會被迫生產廣告主所要求的內容。這對於資訊、新聞與廣告界線越來越模糊的網路媒體工作者來說，是重新確立其工作倫理與專業的重要條款。

第二項則是僱用多樣性條款，這項條款規定了VOX集團未來在招募新進工作人員時，從電話面談進到下一階段的人選中，必須要有40%的人是少數族裔或弱勢背景。如果是招募最資深、最高薪的職位時，這個比例得提高到50%。這項條款目的是要促進員工多元背景，並確保公司招募員工時需考量種族、性別、文化方面的平等與多樣性。這項條款對於工會是很棒的一步，證明工會不是只能爭取自己會員的利益，還可以促使公司的各項決策更加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編輯自由保護條款，確保了VOX的編輯與記者能夠有獨立自主的工作空間，他們的工作成果將不會受到資方和廣告主的意見左右。這正是黃哲斌、廖肇祥兩人極力想要爭取，但最終只能黯然離開的條款。如果說VOX工會有能耐迫使資方讓步妥協，那麼旺中集團的員工能否也透過工會來爭取他們的勞動權益跟尊嚴？事實上，《中國時報》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工會……。

中時工會的興與衰

2008年7月17日，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討論並表決罷工提案。這次會員大會的前因在於《中國時報》當時因獲利狀況不佳、發行量下跌等等因素造成虧損，中時資方於6月18日宣布預計將現有員工1,166人將近砍半，大量裁員575人。中時工會提出全面結清年資，並保障留任員工5年勞動條件不變等訴求。經勞資爭議調解失敗，進而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表決是否罷工。

歷經會員大會激烈的討論，最終投票結果是117票贊成、21票反對。因合法罷工門檻為會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也就是122票，所以中時工會未能通過罷工提案。罷工提案失敗，使得許多工會幹部和會員感到心灰意冷，也讓資方得以順利進行裁員計畫。8月27日，中時工會再度召開會員大會。在會中，119位出席的會員，以超過九成的比例通過了中時工會的解散案，中時工會於2009年1月1日正式解散。

中時工會當時面臨的狀況十分艱困。事實上，中時工會的成員以藍領工作者佔絕大多數，主要為《中國時報》所屬印刷廠的員工。在網路崛起，報紙等平面媒體萎縮的浪潮下，報社不斷地裁撤藍領工作者，或者透過更多臨時人力以取代正式員工。2001年至2008年7年之間，中時工會的會員人數就從1,300人大幅滑落至200多人。既有的會員與幹部人數大量流失，使得工會在運作上原本就已經遭遇困難。再經過當時的大裁員之後，中時工會恐怕將一蹶不振，更糟的狀況則是被資方派人滲透把持，就此淪為附和資方的「黃色工會」。這也是會員們最後決定投票解散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中時編輯部的記者、編輯，以及業務部門的白領勞工長年以來不願意加入工會，也是造成工會力量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中時工會幹部對中時記者編輯們一直頗有微詞，他們認為，這些白領工作者往往自視較高，對自己的個人能力充滿自信。記者編輯經常不認為自己是勞工，不認為需要加入工會，甚至對工會抱持反感，認為工會成員都是鬧事分子。

中時工會成立於1988年，解嚴後一年。挺過報社資方各種分化與打壓手段而成立的中時工會，長期以來堅持其組織性與戰鬥風格，是台灣媒體工會中最有行動力且最為活躍的工會。然而，卻在成立滿20年時，由會員們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自行投票解散。不禁令人有英雄遲暮的感嘆。而少了工會這個勞方的屏障，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也就順利地於2008年11月3日，併購了中時集團，及其旗下的「三中」，中天、中視和中時，組成現今的旺旺中時集團。

不論是黃哲斌所批評的「業配新聞」，或是廖肇祥指出的新聞造假與扭曲資訊，都是自旺中集團入主《中國時報》之後的發展。事後諸葛來看，如果中時工會尚存，又如果記者編輯們願意積極加入工會，那麼他們是否有憤而離職之外的選項？中時的記者編輯們能否透過工會來捍衛自己的專業與尊嚴？留下的人能否不要跪著，而是站著把錢給掙了？

當工會成為過去式，這些都只能是假設與想像。然而在當下，還有著許多現在進行式的工會。

工會就是產業民主

近期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引發社會各界關注。許多人開始以放大鏡檢視工會所提出的各項訴求。其中工會要求設立「勞工董事」的訴求就遭到許多非議。

批評者大多認為，私營企業的資方對於公司的營運管理權力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工會要求公司董事會席次要有勞工代表的要求是無理取鬧。但事實上，工會代表進入董事會的「產業民主」做法在許多國家早已行之有年。「台灣勞工陣線」在2000年整理了歐洲八國勞工參與公司董監事會的相關規定，包括丹麥、法國、德國、愛爾蘭、盧森堡、荷蘭、挪威、瑞典，各國均有程度不一的產業民主機制，例如丹麥要求五十人以上企業的董事會席次需有三分之一的勞方代表；瑞典要求25人以上企業董事會需有至少兩席勞方代表。

德國於1951年即規定煤鋼產業中1千人以上企業，其監理委員會之組成勞資各佔一半席次；1952年則規定其他產業500人以上公司，勞工代表應占其監理委員會代表的三分之一；1976年近一步規定各產業2,000人以上公司，監理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席次為勞方代表。在60年前的德國就已經有產業民主的相關規定，然而當前的台灣社會光聽到「勞工董事」四個字，許多人就氣得跳腳。這反應的不僅僅是兩國勞方整體實力的落差，更呈現了台灣民眾對於工會的定位與作用缺乏理解與想像。

以前面提到的VOX案例而言，我們可以發現，工會提出的編輯自由保護條款可能會被視為「侵害資方的管理權」。而僱用多樣性條款，更是「侵害資方的僱用自由」。但實際上，工會的存在原本就是勞工以集體的方式挑戰資方的管理權力。

從比較常見的協商工資、工時、休假、福利津貼等等，到工作規則的爭議，甚至是爭取參與公司決策的權利，這些作法都是在宣告公司不是僅屬於出資方所有，公司的營運也不是都由資方說了就算。一個活躍的工會，其存在本身就是在實踐產業民主。

不爽，何不來搞工會？

近20年來，台灣的經濟維持成長，但勞工實質薪資卻停滯不前，可見台灣的經濟發展立基於全體勞工的「犧牲奉獻」之上。這樣的模式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勞資之間的矛盾也日漸加深。近年來多起大型勞資爭議、罷工行動等等，正顯示出這樣的趨勢。而派遣、外包等等非典型的彈性勞動風潮，也讓一般勞工的生活越來越沒有保障。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受薪勞工，無法自外於台灣的整體處境。

要扭轉這樣的局面，不可能期待資方「集體釋出善意」，也無法仰賴政府「主動照顧勞工」。解法無他，唯有勞工團結。強大的工會能夠為會員向資方爭取更好、更有保障的勞動條件。而社會上如果有足夠強大的勞動階級，就有能耐在政策層面和資方團體抗衡，制定更好、更有保障的勞動制度。

不爽做，做得不爽，不是只有吞下去或不要做這兩條路。不要再說「不爽不要做」了，或許下次我們可以試著這樣問，「不爽，何不來搞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