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理和小行星——「原鄉意識」的難題

2008年10月23日，中央大學天文團隊於鹿林天文台觀測發現，在火星與木星的小行星帶當中存在一顆直徑約2000公尺不規則馬鈴薯狀的小行星，這顆新發現的，國際編號237187的小行星被命名為「鍾理和」，高掛天空。

對此，中央大學的解釋是：鍾理和窮盡畢生致力於文學筆耕，曾在小說〈原鄉人〉中，反覆探討「原鄉」的概念，就像天文學家研究小行星，探索太陽系起源一樣，具有指標性意義。

想起這件事情乃是起因於年前作家朱宥勳撰文〈敬告彭明輝教授：一個說故事的小常識〉回應彭教授〈失去真相的台灣史〉。雙方以電影文本探討文化現象、歷史敘事乃至認同歧異的複雜問題，其中引起筆者關注的是，兩者都提出作家鍾理和與其作品來為其論述佐證。

彭明輝教授援引〈原鄉人〉提及受到殖民統治壓迫底下台灣人對中國原鄉的孺慕之情，而朱宥勳則援引〈白薯的悲哀〉提到戰爭結束後旅居北平台灣人遭遇祖國歧視欺壓，導致對祖國情懷的幻滅。

同一位作者前後提出矛盾的敘事——認同指向，成為台灣文學研究者一個重要研究課題．

認同意識昨是今非？

鍾理和創作的《原鄉人》留下一個文學史上的難題，理和早期在〈原鄉人〉中聽從耆老所言的原鄉描述，乃至於對中國原鄉的嚮往，乃至晚期〈祖國歸來〉、〈白薯的悲哀〉當中傳達出戰後台灣人的尷尬處境，前後的認同敘事確實有相當的落差。在70年代晚期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鍾理和文學中的認同指向，也成為夏潮左翼與台灣認同作家的筆戰根源。

1977年，陳映真在《中外文學》藉由評論鍾理和北平時期作品《夾竹桃》（1944）對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描述，轉化為對中國民族感到絕望與悲哀，陳映真嚴肅批判理和的「認同危機」與「殖民地作家性格」，稱其「錯誤」是根植在地主階級意識並自外於民族命運，不見中國在危急存亡關頭當中奮起振作。

同樣地，在1970年代台灣政權風雨飄緲,國民政府為維繫中國法統，而大肆透過電影報紙等進行愛國教育。其中李行改編出《原鄉人》電影（1980），《原鄉人》彰顯台灣人在日治時期仍堅持民族氣節。劇中的愛情，悲劇、俊男美女、傳播堅忍自強的民族性格，並創造鍾理和最廣為大眾熟悉的形象，政治正確雖違作品精神，然而卻無減其獲得商業市場上的成功。

2004年中國總理溫家寶發表對台講話時，引用〈原鄉人〉當中一句：「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同樣引來理和長子鍾鐵民回應，指出鍾理和當年在戰後被遭歧視壓迫，被迫在「祖國幻滅悲憤返鄉」的情況下返台，亦即溫家寶錯誤且刻意「斷章取義」，而未尊重作家整體思想的轉變。

「原鄉人」一詞從1959年發表以來背負沉重的政治意涵，在不同階段學術、政治與文學研究屢屢成為話題，撇下後見之明，筆者認為應該回到作品存在的歷史情境當中理解。

重返歷史脈絡看待〈原鄉人〉

鍾理和與鍾肇政通信中提到寫〈奔逃〉（1957）講述到私奔滿洲國的歷程，其中看不慣「滿州國、日軍」種種作為。在出刊時卻被簡化扭曲為一種出於「愛國主義者情操」的肉麻行為，理和抗議主張作者人格權無效之下，透過書信向鍾肇政抒發身為創作者「哭笑不得」的心情表明對於官方主導反共文學，愛國文藝的厭惡，他認為寫作完全是一顆「熱情的心」，在完全自由的意志下才能創作傑出的作品。

理和寫信給廖清秀（1957）表述自己被迫離開故土旅居海外九年，第一是出於個人因素（愛情與婚姻的自主），另一個較為隱晦的是一些「民族意識」作祟，我們不妨理解為一種不滿於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本土知識青年普遍思想苦悶、精神抑鬱的狀態。

當時1937年戰爭全面開打，日軍先後攻下太原、北平之際，在屏東的日本人提著燈籠在屏東郡遊行慶祝「歡呼之聲通宵不絕」，而面對此景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心情似乎是很複雜的。

中國像是理和父親（一個成功的殖民地農企業家）口中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那個「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嘆息」的親戚被打的落花流水，該是高興還是難過呢？又或像是鄰人看衰的「每個人都只愛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的自私民族。

鼓勵理和走向文學的「二哥」鍾浩東為避免被日軍徵兵到華南戰場，赴渡海到「內地」日本明治大學就讀，這位熱血青年完全為30年代左翼思潮所感召，對於伸張民權、解放殖民地乃至民族自決心有所向。某次回台招募同志「昂奮而緊張，眼睛充血」地以流利的日文談論「殖民地、祖國、革命、文化協會、六十三條等名詞」。

思想益發激進的知青「二哥」最終輟學渡海參加抗戰，寄望通過中國對日戰勝，解除殖民統治的桎梏。歷史場景有時殘酷地叫人無言，為浩東送行那天，高雄街上一隊隊即將出征的台灣兵員肩繫紅巾，拉長脖子高唱帝國陸軍進行曲：

替天伐彼不義，我三軍忠勇無比……

不久後，理和也被編納入防衛團，個人、家族乃至整個台灣即將捲入戰爭。「二哥」奔赴原鄉戰場後，理和感到「生活彷彿被抽去內容，一切都顯得空虛而沒有意義」，決心離開尋找自己答案，前往「滿州國」開闢新天地，兩年後他回來帶走台妹。

在〈原鄉人〉(1959)的結語中，理和強調「我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接著說「但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我將理和的強調理解為「我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無論原鄉好壞，我都想親自去這個祖先由此而來的地方一探究竟」。

在殖民統治底下，鍾家兄弟對中國懷抱著理想與文化的仰慕，理和在命運選擇上他選擇私奔出逃到滿洲國，更激進的鍾浩東則是通過直接參與戰爭，結束殖民地統治的機會。

鍾家兄弟的原鄉意識不只是追根溯源的一種情懷，他們的行動其實懷抱著掌握自己開創命運的契機，這種行動的意識根植於叛逆與自主，「原鄉」觀念是一種敘事上的輔助解釋，但是敘事與認同的關係如何解釋呢？

認同敘事存在於安身立命的解釋

敘事認同研究的先行者提出一些理論性思考或可參酌，其認為激發人們勇於採取行動促進變革發生的動力，同時存在於個人對自己所處社會結構的歷史性理解以及對個人生命經驗提出一套可供「安身立命」的敘事作為道德參照價值。

敘事認同者認為「認同」並非先驗存在的本質，也不是可以任意置換的工具，而是人類在面對情境轉換與環境變化後所選擇的行動——提出一組新的認同與敘事，藉創新敘事以提供制度安排、公共敘事與社會實踐的價值參照。

例如許多進步的政治主張都可能提出類似過去是「在壓迫底下被迫承認或隱忍的認同」，而現在是「揭穿歷史假象的時刻」諸如此類的宣稱。

敘事認同研究者認為，當舊敘事不再提供足夠的解釋效力會促成行動者尋求合理的敘事與認同指向，然而要完全弭平這種出自於認同歧異而導致敘事邏輯上的衝突，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新啟動的敘事在宏觀上雖能夠逐步擴大跟隨者，但也可能無法回應存在他者真實的生命經驗，最終仍須進入到政治議程提出制度性的安排。

鍾理和小行星的啟發

如果將個體認同敘事當成小行星軌道來比喻的話，鍾理和小行星跟其他小行星群們一樣受到更巨大質量的重力干擾，在各種向度力量的運動中取得平衡。我們或許可以更寬容地去理解，為何這三十年來，台灣社會的歷史課本與公共領域當中的認同敘事產生如此巨大變化？

現在鍾理和小行星的模型陳設於美濃鍾理和紀念館二樓，同樓層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故事閣樓」，它提醒來訪的旅行者，「說故事」本身就是一種有意義的社會行動。透過說故事連結過去、現在、未來，提供指向與參照，在面對環境變遷時凝聚新的共同體想像採取行動、也會在舊的敘事失效時創造變革，重塑群體探尋未來方向。

回到鍾理和「原鄉意識」的難題，不同的時空處境產生相對不等的認同感受，行動者回應環境變遷的自我認同梳理。我們不妨再多讀幾次這位堅毅地書寫鄉土的作家及作品，以了解其整體思想內涵及轉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