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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彭明輝教授:一個說故事的小常識

《海角七號》電影劇照。 圖/果子電影提供
《海角七號》電影劇照。 圖/果子電影提供

大約一週前,彭明輝教授在他的部落格發表了〈失去真相的台灣史〉一文,主張:「在國民黨的遮掩與扭曲下,我那一個世代的『台灣人』很難了解真正的台灣史;後來,在綠營各路人馬的遮掩與扭曲下,野百合和太陽花世代很難了解另一面的台灣史。」但在這個兩陣營各大五十大板的宣告過後,這篇文章主要的篇幅和批判力道,都是向著台灣人「親日」或「認賊作父」的方向而去的。

姑且不論在討論歷史的時候,仍執著於「真相」一詞,是多麽過時的方法論。歷史學的部分,可交由方家指正,身為寫小說的人,我特別注意到的是他提到了描述日本時代的電影,並且批判這些電影的意識形態:「在海角七號等一系列『懷日』電影裡,台灣人跟日本人只剩浪漫或淒美的情感,而徹底忘記慰安婦的故事,也忘記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這段說法,讓我們很明顯地看到了彭明輝教授學力未逮、思慮未周之處——如果不是惡意地「未逮」、「未周」的話。

彭教授也許有所不知,在我們評論一個文本,無論是小說、電影還是其他敘事性文類時,有一些評論者必須遵守的「紀律」。其中之一是:

我們必須盡可能以「文本中呈現了什麼」來作為評價依據,而盡可能避免批評「文本中沒有呈現什麼」。

也就是說,如果你覺得一部作品寫錯了什麼部分,或者哪裡沒寫好,我們應該直接指出是哪個段落、哪些部份出問題;但除非你有非常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比如說在推理小說最後,沒讓你知道兇手是誰之類的),你不能自己認定「作者應該要呈現什麼」,然後因為沒呈現就覺得它寫壞了。

因此,彭教授對《海角七號》這類「懷日」電影的批評是完全不成立的。他的狀態就是先預設了,凡是寫到日本時代,就應該寫到慰安婦、寫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階序關係,然後因為《海角七號》沒有寫到他的預設,所以這部電影就有問題。這基本上是一套自high的批評方式,因為綜觀《海角七號》的情節,很顯然主要是發生在當代的台灣,裡面的絕大多數角色,都是沒有經歷過日本時代的人,他們「理所當然」可以感受不到當時的殖民氣氛,也「理所當然」不會提起慰安婦;除非故事中的角色剛好是慰安婦。要加進去處理當然是可以的,但不加也不是什麼罪,就像我吃嘉義火雞肉飯喜歡加一顆半熟荷包蛋,但我不能說沒有半熟荷包蛋的火雞肉飯很難吃一樣。

沒錯,《海角七號》是一個浪漫化的故事,但並不是一個脫離現實的故事。不管是故事中年輕一代的愛情,還是長輩一代的羈絆,都是可能發生的。除非彭教授能先論證這樣的愛情並不存在於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否則一萬個慰安婦的例子也不能抹消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

而為什麼會有這條紀律呢?因為任何文本都有篇幅上的限制,不可能毫無節制、包山包海地一路寫下去。如果彭教授這種「從虛空中生出問題」的批評方法可行的話,那理論上所有的作品都會是劣作,我永遠都可以說某作沒寫性別、沒寫族群、沒寫階級、沒寫科學、沒寫宗教、沒寫倫理⋯⋯這樣的地圖砲,終究只是讓文學批評成為一場虛無的嘴砲秀而已。這通常好發於喜歡在演講場合中以發問之名、秀「我很有想法」姿態之實的生嫩聽眾,發生在堂堂貫通人文學理的教授身上,著實讓人訝異啊。

依照同樣的「沒寫」邏輯,我也很想反問彭教授:您的文章既然舉了《海角七號》為例,為什麼會漏掉同一位電影導演的《賽德克・巴萊》?那裡面所描述的殖民體制,可是活生生的血肉拚搏、善惡交錯的。或者漏掉了同樣由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的《KANO》?在殖民觀點上,它可能是最接近彭教授(宣稱他)所在乎的「平衡」觀點的——在故事裡,既有無視種族藩籬,對日漢原學生一視同仁的近藤教練,也有歧視這支雜牌軍的校方人員、地方仕紳和體育記者們,這難道不正是彭教授訴求的「客觀而完整地面對台灣的歷史」?

還是說,面對「中國」、面對「漢文化」就需要「客觀而完整地面對」,面對日本時代,就只須一概的批判,無須面對歷史中每個行動者的複雜關係?

事實上,像魏德聖、馬志翔這一系列的電影,才是在創作上比較接近「客觀而完整地面對台灣的歷史」的方式。因為創作者的技藝和藝術素養,讓他們知道不可能強求一部作品講完所有議題,所以他們願意不斷推出有不同認同框架的新作,而不只是固守在單一的「親日」或「反日」的框架裡。這些作品的藝術成就多高暫且不論,但這種願意正反並陳、多元交雜的態度,在創作者的政治倫理中,已是無可挑剔的了。

除非論者也是刻意只挑單一作品,來批評其空缺,刻意無視整個創作藍圖的互補性。

最後,彭明輝教授也提到了作家鍾理和的例子,認為鍾理和也曾以中國為「原鄉」,呼籲大家無需在文化認同上割裂與中國的連帶。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我還可以再加碼一例:像戰後初期的左翼作家楊逵,也是毫無疑問認同中國這個祖國,希望它能茁長強大的。

但很可惜的是,「祖國同胞」似乎沒有把他們當作同胞。鍾理和在戰後初期,目睹了北平官員以「接收日產」之名,順帶搜刮台灣人財產的情況——因為他們假裝自己無法分辨誰是日本人、誰是台灣人——甚至不願意接納台灣人為中國人,認為他們都是奴化的日寇餘孽,因而有了〈白薯的悲哀〉一文。(非常推薦彭教授一讀,google找得到,特別是在彭教授前一篇文章〈了解時事與政治人物的幾個要領:一個教案〉才示範了使用google的方式;這不難,您做得到的。)而楊逵,在發表了反對台灣獨立、希望祖國中國能加速政治改革的〈和平宣言〉之後,就因為這篇文章被關了整整十二年。(這也google的到)

所以您將「排中、反中與去中」歸咎於綠營,很可能完全搞錯了。打從1945年開始,中國人就沒打算讓台灣人成為中國人呢。與其說台灣人追求「台獨」,倒不如說台灣人是「被台獨」的;與其說台灣人天生親日,倒不如說是戰後70年國民黨成績斐然的「德政」,使得台灣人竟然在兩相比較之下,覺得「被殖民好像比較愉快」呢。

這是要怪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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