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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是一場不會贏的遊戲:讀《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圖/時報出版提供
圖/時報出版提供

一開始的時候,我並不覺得《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會是一本跟我切身相關的書——當然,它討論的是我感興趣的話題,身在「隨機殺人事件」不斷出現的台灣,這本書從近年全世界發生的「大屠殺」(也就是我們說的「隨機殺人」)切入,分析這個現象背後更深層的結構問題,確實令人好奇。這樣的好奇與困惑,應該是許多台灣讀者共有的,這點可以從胡慕情在端傳媒的報導〈血是怎麼冷卻的:一個隨機殺人犯的世界〉刊出時的「瘋轉」程度看出來。

但我錯了,我或「我們這種人」跟這本書的關係,並不僅止於知性的好奇而已。

如果要粗略地描述這本書所帶給我的圖像,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它首先建立了「大屠殺」跟「自殺」之間的連結,讓我們理解到,這種隨機殺人本質上是一種自殺行為,並且是一種帶有強烈表演性的自殺行為。(鄭捷就曾說過,他從國小五、六年級開始,就認為往後人生會很痛苦的,所以不想活下去,但是又沒勇氣自殺,想藉由殺人被判死刑,了結生命。)接下來,《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從兩個方向說明這樣的「自殺」為何會在當代世界中成立:一是媒體景觀、網路工具所形成的認知結構,使得這樣富有表演性的殺傷行為(不管是對人還是對己),能夠成功攫取眾人的目光;二是「符號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壓榨,已經從體力勞動轉移到精神的、創造力的勞動,從而使得人們心神脆弱,而在那樣碎片化的勞動狀態中,「自殺」竟而成為一個理性的解脫方案。

所以,大屠殺是某種意義上的自殺;而在我們的時代,自殺不但可以迫人注目,甚至還是某種必然的理性方案。

▎我們這種人

終卷之後,我感到強烈的罪惡感——這不就是「我們這種人」所賴以維生的結構嗎?

我說的「我們這種人」,指的是在網路上活躍地發表各種言論的人。有時會被稱為「意見領袖」,比較正式的稱呼通常是「專欄作家」,討厭你的人有時會諷刺地稱你為「公知」。這樣的「職業」其實一直都存在,但在最近幾年,因為社群媒體的成熟、新媒體湧現和台灣人政治關懷的升溫,使得這樣的意見領袖人數顯著地擴增了。任何人只要回去翻自己的臉書、推特或G+,一年內最常轉貼的那些人,大概就是我上面描述的那種人。這些人基於各式各樣的理由投身於媒體,或許是出於名利上的考量,或許是有某種理念想要推動,或者只是出於單純的分享衝動,但無論如何,他們聯手將網路的某一個角落,打造成一個「爭奪注意力」的場域——如何在時事發生時,認準風向、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站上數個小時乃至數日之間的「言論浪頭」?

我從不諱言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我對這樣的行為,其實沒有什麼強烈道德評價;在我看來,這樣的事情既不偉大(其中的媚俗成分顯而易見,無論出於多崇高的動機)、但也不卑微(它所能產生的罪惡後果,就和它所能產生的良善效果差不多微弱)。我曾經寫過〈時事的快速反應部隊——網路時論為什麼這麼快?〉一文,比較後設地談論這樣的論述產製模式,也曾在若干場合分享過我的「工作經驗」。整體來說,我並不討厭我現在的「工作」,但我確實也在很多時候感覺到疲憊與虛無,特別是論述打造出來的世界和現實世界總是油水分離,像是一款做壞的甜點一樣的時候。然而當我讀到《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的這個段落時,我才知道我們其實正陷在一個更大的精神困境的結構裡:

認知工作與金融資本的重組已經完成。自由代理人、自我剝削者與虛擬產銷者,這批青年部隊已經轉型成現代的不穩定認知工作者:認知者、認知的無產階級、與網路奴隸,只能投入神經能量以交換不穩定的收入。

臨時工(Precarity)是符號工作者的普遍情況。在社會領域中,臨時工的基本特徵不是缺少固定的勞動關係,因為儘管有法律規範,工作多多少少一直不穩定,重要的是,勞動過程數位化帶來的根本轉變,是個人工作的持續性變得破碎化,以及工作時間的分形(fractalization,指形式改變)與分裂(cellularization, 指分割成很小單位)。工作者不是以完整個人的方式出現或消失,而是被抽象的時間分割取代。因此,全球生產的網路空間,可以被視為一種人類時間去個人化的浩瀚空間。(p.191-192)

這不就是我們嗎?雖然以產值來說,這麼講有點往自己臉上貼金,跟書中所舉的例子比起來,我們應該都是奈米級的符號/認知工作者——當我在描述網路時論作家們是「以小時為戰術單位的快速反應部隊」時,我所觀察到與經歷到的,正是這樣的一種對時間與精神的全面性掠奪。當我向有志於此的聽眾、工作坊學員講解這些「自由工作者」的生存方式時,我其實正在不知不覺地引導他們走向一個充滿深度剝削的場域,而且這一切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比起在某家公司上班,這是更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和「推自己想推的理念」的生活。因此,平均十多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就被合理化了,因為這是「自己」選的。

而弔詭的是,為了成就這樣的「自己」,我們同時也必須打造另外一個「自己」。我們可以找到不計其數的案例,關於某位意見領袖在公開場合和私下交誼時的巨大落差(我自己也常被初次見面的人說:「你看起來跟網路上完全不一樣。」)。我會透過一些案例告訴學員,這種「表演性」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必須想清楚,如果要跳進來,這戲是演不完的。」——想想那些平日呼風喚雨,但遭遇公關危機時就想以自己「只是在個人版上發表意見」的說法卸責的人吧。

但這種獻上你所有時間、把整個人絞入符號資本主義的工作,事實上正如書中所描述的,是一種終極的剝削,而這是我在讀這本書之前沒有意識到、也無能警告那些充滿期待的學員:

在工業生產領域中,抽象的勞動時間具體展現在工作者的身軀上,並帶著某種公認的政治認同身分。當老闆為了資本調控需要人類的時間,他就必須雇用一個人,且必須面對這個人身體上的弱點、疾病與權利,也必須處理這個人帶來的工會主張與權力需求。當我們進入資訊勞動時代,每個人就不再需要一天投入八小時工作。因為資本家已經不再雇用一個人,他只要買套裝時間,而這些時間與那個人可以脫離關係。在網際網路經濟中,彈性已經演化成一種工作分形的形式。(p.192)

這幾乎就是「我們」日常工作的寫照。而依照書中的推演,有兩種情況可以讓你暫時「下戲」。一是睡眠;但這僅是暫時且可壓縮的狀態。第二種,就是死亡。

▎製造奇觀

在解釋這類人何以成為這類人時,我常用的一個概念叫做「製造奇觀」。簡單來說,任何一人能在網路上創造流行,都是因為他製造了某種奇觀,只是差別在於手段——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拍了一部很驚人的影片,PO了一張讓大家很有感覺的圖……。任何人想要以此維生,關鍵就在於他能否「穩定地製造奇觀」。有些人能夠一夕爆紅,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引誘你每星期都轉貼他的東西。

而相較之下,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人,比較可能運用一種無傷無害的方式來製造奇觀。比如說,一名大學教授很容易可以憑著寫作就受到關注,因為他所擁有的知識對大部分讀者來說,就是一種令人「嘆為觀止」之物。但在這原理之下,我們也常常討論到:如果沒有這樣的資本可供躉售,或者是在某種急迫的情況下必須立刻獲得關注,有什麼方式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答案是「用自己的肉身去換」。是的,這幾乎可以解釋大部份社會運動的抗議劇碼的邏輯。無論是示威遊行、各種抵制與不合作運動、佔領運動,乃至於絕食、自殺、自焚這類行為,都是一種肉搏戰。我們一無所有,但我們還有肉體。在這樣的事件中,人們不在乎是否能夠穩定產出,解決當下困境的慾望,強大到了願意一次性地燃燒,換得一次奇觀的地步。

但當我這麼說時,我還沒能意識到:如果這個邏輯推演到極端,那任何一名隨機殺人犯,其實就正是在製造我所謂的「一次性奇觀」。就像在今年「內湖女童割喉案」之後數天,台灣社會瀰漫著前所未見的躁動一樣,那樣的急切關注和媒體狀態,幾乎就是在暗示所有人:你只要這樣做,全世界就會被迫注視你了。如果說在「湯姆熊案」和「鄭捷案」,我們感受到的是突然的衝擊與震驚,則最近的案例,帶給我們的卻是令人難受的「駕輕就熟」,不管是嫌犯還是我們,似乎都進入了一個彼此非常熟悉的刺激—反應模式當中(比如說,內湖女童割喉案的新聞一披露,馬上就有意見領袖預言:「接下來廢死團體要被罵一個禮拜了。」),而且似乎找不到擺脫這整套劇碼的出口。

就此而言,《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的分析是非常精準的。他所談的那些結構上的轉變看似渺遠,但都是讓大屠殺之能成為「奇觀」的可能條件,包括資本主義的抽象化和去疆界化、身份認同的召喚、人類被全面性徵用「精神」而產生的耗弱、越來越高度的競爭體系與越來越困難的「勝利條件」。如果作者的概括正確,我們這個世代基本上是「透過機器來學習語言」,並且被大量的電玩遊戲改變了思維模式的話,我們似乎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我們生而為人的感受:「幹,這場遊戲根本是地獄級的。」

面對這場遊戲,《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最後提出的建議是「嘲諷」——相較於本書分析問題時的縝密,這個僅僅只有四頁的方案,顯得有些單薄,讓人懷疑作家自己是否也有些茫然。但如果我們是這樣孤伶伶地被拋進地獄級的遊戲裡,如果絕大多數的人都注定了不會贏,用「不要那麼認真玩」的嘲諷,來抵抗「我不玩了」然後拔掉自己腦後的插頭的慾望,似乎真的是莫可奈何中的唯一選擇了。

但這樣的搖擺幅度,距離虛無主義似乎近得令人有點不安。而「不要那麼認真玩」的建議,更讓我想起詩人廖瞇在網路上分享過的案例。一位總是在廖瞇的寫作課堂上寫別的作業,不願意參與寫作的小學生,某次終於提筆起來,寫了一系列句子

很努力寫功課的人並沒有辦法。

很努力讀書的人並沒有辦法。

很努力長大的人並沒有辦法。

這段句子,一時之間成為文藝青年圈子裡的熱門話題。大家震懾與這幾個簡單句式裡流露出來的詩意與無奈,它天啓一般代替我們說出了地獄級玩家的困惑:是啊,如果連努力與否、認真與否,都並不是我們有辦法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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