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在乎的是你的孩子

朱宥勳 29 Jun, 2016

在6月22日的《國語日報》文藝版專欄上，刊出了我的文章〈你可以為任何人心動〉，文章中藉由動畫《庫洛魔法使》為引，向讀者談論了人的情感不應為生理性別所限，而可以自然流動，無論你是同性戀、雙性戀還是哪一類性少數，你的情感都是合理的。這篇文章在某些家長群體當中引起了爭議，他們的論點大致相向，都認為《國語日報》是讓年幼的學生閱讀的刊物，我不該「混淆他們的性別認同，讓他們順其自然發展」。

在這次爭議中，不管是我的論點還是對方的論點，其實都是了無新意的。在那個只有一千字的篇幅限制當中，我所使用的素材、做出的詮釋和導出的論述，都是非常初階的；而對方的反應，就跟所有恐同的宗教團體和保守派人士一模一樣，全都是在論述上不堪一擊的幻想。如果說這件事有稍微特別一點的地方，大概就是：這篇文章刊在《國語日報》上，而且是許多教師和家長會推薦給中小學生的刊物；它雖然不是官方刊物，但一直以來都獲得教育體系的背書支持，幾乎有著「半教科書」的地位。

對於反對這篇文章的人來說，這一特殊地位就是反對這篇文章最好的理由，因為官方不該為這樣的觀念背書。但對我來說，這一特殊地位，正是我希望在上面持續寫作專欄的理由，因為我可以從而傳達正規學校教育應該傳達、但不曾傳達的觀念。

在討論為什麼我會這樣想之前，我想先來談一個文學史上的故事。

孤立無援的同志社群

在紀大偉的《台灣同志簡史》中，曾經提到一個案例。1981年，小說家王禎和的作品《美人圖》被一位郭姓男子告上法院。郭男主張，王禎和小說當中的「小林、小郭」兩名男性角色的男男情慾，是影射了他自己和林姓友人之間的關係，王禎和把他們的隱私寫成了小說。紀大偉指出，這一控告雖然看起來很荒謬，但衡諸當時封閉的資訊環境，像郭姓男子這樣的讀者，很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台灣社會中的唯一一個同性戀者」，而：「身為台灣極少數的同性戀者之一，我如果不是被小說家偷窺了，小說家怎麼可能寫出這種情節？」

在2016年的現在，這故事看起來像個蠢笑話，但我們可以想像，當年像是郭姓男子之類的同志讀者，是活在什麼樣的黑暗中。在異性戀主流極為不友善的氛圍下，身為一個對男人有慾望的男人，他不但會覺得自己是骯髒的，甚至會覺得自己是唯一一個骯髒的人；那種強烈的孤獨，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壓力。

而這個蠢笑話，很可能還未完全在2016年的社會中失效。因為這種精神壓力是階級性的。所有同志人口比例的調查結果都告訴我們，越是受過較高教育、有較豐沛資源的階級，自我認同為同志的比例越高。而教育程度較低、資源較困蹇的階級，自我認同為同志的比例越低。——事實很明顯，不是念書念多了或家裡比較有錢就會變成同志，而是缺乏上述的因素，人就越沒有能力去抵抗周圍的壓迫，越不能承認自己的認同，即使是在完全匿名的學術調查中也不敢承認。

我們無法排除一種可能：在某些階級當中，還存在著孤立無援的同志，他的身邊毫無支持系統。

為了掃除這種情況，我們應該全面性地建立支持系統。

性平教育是教師義務

我認為，最重要的場域之一，就是義務教育。透過義務教育體系的全面性，我們可以提供給所有學生——也就是所有國民——一套「文化腳本」，讓人們的行為大致落在某一個範圍之內。舉例來說，早期的小學國語課本第一課，就有「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勤打掃」的句子，這樣的模式深深烙印在好幾代人的心中，形成了強大的性別刻板印象。然而，反過來說，如果連續好幾代人讀的課本，都自然而然帶有性別平權的觀念，那這樣的「文化腳本」也就可以自然而然融入人們的生活中，內化在大多數人的言行之中。

事實上，早在2004年，台灣就已經通過了《性別平等教育法》。這個法條的前身是《兩性平等教育法》，從「兩性」到「性別」的用詞改變，就顯示在官方教育體系中，早就同意這個世界上不是只有異性戀男女，所有不同的性別認同和性傾向都應該被尊重。

此外，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第十八條也明文寫道：「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這部法是規範所有官方教育體系的，並未特指是大學、中學還是小學階段。這樣的法規，也早已年復一年的融入師資培育的教材和資格檢定當中，這十多年來培養出來的教師，如果不負於己身的專業的話，對此應該早有理解。因而某些家長主張不該讓學生在小學階段接觸到「同志」、「性少數」之類的概念是莫名其妙的。——在學校當中推行這些東西，不但是「可以的」，而且還是「應該的」，這是身為教師的義務。

真正該憤怒的是：明明在法規上早就明定的事，教育現場的執行仍然十分消極，只能盼望少數有心的教師。

我們每年都要提起「玫瑰少年葉永鋕」，但為何到今天為止，中小學教材當中仍然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出現與異性戀主流相異的性別認同、性別傾向和性別氣質之角色？為什麼在實務的現場當中，「同志議題」往往會被丟給「教官室」（這意味同志有錯，必須懲罰）或「輔導室」（這意味同志有病，必須治療）¹，而不是一個稀鬆平常，應該要讓所有學生都能融入生活的心態和知能？

如果每年至少有一篇課文，提到不同類型的性少數角色，那些在黑暗中孤立無援，以為自己是「唯一一個喜歡男生的男生／唯一一個喜歡女生的女生／唯一一個跨性別者……」的孩子，至少能夠得到一點支持：你並沒有錯，你也不奇怪，我們的體制沒有排除你。同時，圍繞著這些課文的教學活動，也能讓異性戀的學生學習如何和性少數相處。這對整個社會來說，都是重要的「文化腳本」。

比起你，我更在乎的是你的孩子

教育現場的實務經驗讓我知道，這樣來自「官方」的支持，對孩子來說很重要。如果你親眼看過學生囁嚅著對你出櫃，而你表達出支持之意時，學生露出的表情和之後的行為變化的話，你會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剛剛真的親手救了一個人的性命。這只是幾句話，一念之間的事情。這一點都無法令一名老師感到得意，反而是一種不經意走過鋼索的，冷汗直流的驚恐感，如果我剛剛說錯話、露錯表情……。但每個老師能做的畢竟有限，那些沒有遇到好老師的人要怎麼辦？唯有從教材上從頭改革，這才能根本地解決問題。

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在《國語日報》寫下〈你可以為任何人心動〉這篇文章的。我不知道這篇文章會有幾個孩子看到，但就算這些讀者當中，只要有一個人因而不再被自己的性別給困擾，這一切就是值得的。一篇文章當然也遠遠不夠的，在性別平權議題正式進入教材之前，這樣子對性別研究學術界來說陳腔濫調的文章，還要越多越好，最好多到每一個角落的孩子都看到煩的地步。

因此，對於那些明顯恐同的家長，我必須非常明確地告訴你們：你的孩子到底會是什麼性別傾向、有什麼性別認同，不是你可以決定的。如果你營造的是一個性別友善的開明家庭，不管這個世界對孩子多糟，至少他／她還可以回到家裡來。但如果你營造的是那樣一個恐同的家庭，不管這個世界對孩子多友善，你都會是他／她永恆的創傷和壓力來源。

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不會也不能在此處妥協。這是攸關性命的事。

比起你，我更在乎的是你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