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教授，您或許還是需要一點台灣文學
數日前，趙剛於苦勞網發表了〈「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一文，再次談論他近年十分熱衷的作家陳映真。2011年，趙剛即出版了《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2013年再出版《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台灣1960年代》，兩本書都旨在「細讀」陳映真的作品，發揚其小說中的思想意涵。
而前幾天發表的這篇文章，也大致延續了前二書的立場。以一名社會學教授而言，這份反覆閱讀某一文學作家的熱情並不尋常；站在台灣文學研究者的立場，我其實是衷心歡迎的，文學作品本來就可以由各種不同的觀點來介入、詮釋，這是多多益善。我也很好奇，一位受過嚴格的社會科學思想訓練的學者來閱讀陳映真，會產生什麼有趣的詮釋。
然而，趙剛這一系列的文章，卻往往有過度詮釋之嫌。
這些文章描述出來的「思想意涵」並非不佳，但看起來更像是趙剛本人披著陳映真的外皮在說話，而不是合法合式的文本分析結果。那樣的解讀，似乎預設了一種沒有時間性的、神學一般的知識體系，彷彿陳映真不是一個在思想上會成長和變動的知識份子，他一生下來就是戰後台灣思想最深邃的左派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對陳映真的傳記資料略有認識的研究者，大概都不可能同意這種讀法。畢竟陳映真1950年代開始與台籍作家往來、進入文壇、認識日本左派人士淺井基文、乃至於入獄親炙許多地下黨員，這都是有明確歷史軌跡的。 很弔詭的是，最強調應「歷史地認識事物」的左派，閱讀陳映真時反而是去歷史的。關於趙剛詮釋文學作品的方法有何問題，我曾撰寫過〈為什麼過於熱愛作家是危險的：商榷趙剛的若干陳映真小說論述〉一文，在此不贅述。
陳映真有那麼「孤獨」嗎？
在〈「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這篇近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趙剛除了在文學詮釋的方法上有問題外，也過於輕忽了台灣文學史的基本成果，導致這篇講稿充滿了不可思議的錯謬斷言。
討論這篇講稿之前，我們必須稍微說明一下「文學研究」或「文學史」的基本性質。事實上，文學研究或文學史，是一門以「比較」為基礎的學科。在漫長的歷史當中，我們劃定出帶有某些特徵的作品，將之稱為「文學」，然後將這些作品、以及寫出這些作品的作家串連起來，編纂成一系列文學史。而這種編纂，並不是純粹客觀的史料收集，「有寫有保佑」的；這個過程其實充滿了研究者的價值判斷——這篇作品夠好，好到值得寫入文學史嗎？這名作家的表現，與其他作家的表現有何不同？他的特出之處何在？他有哪些形式上的創新或思想上的洞見？
所以，當我們討論任何一篇作品、一名作家時，一定要將它們放回文學史的脈絡裡面，去與已知的所有作品、作家來做比較。透過比較，我們才會知道他到底是庸才還是天才，作品是珠玉還是砂石。
由此回看該文，在「陳映真是台灣當代文壇上唯一賡續五四傳統的一個作者」一節，就頗讓識者愕於其信口開河的程度了。在這一節當中，趙剛試圖描述出一個「五四、魯迅、傳統中國文學」三位一體的文學傳統，並且認為陳映真是當代台灣文壇唯一繼承這個文學傳統的作家。但仔細分辨他所描述的這尊三位一體大神，其特徵也不過就是兩點：一、這樣的文學，往往是與政治目標深刻結合的，比如主張反帝、反封建；二、這樣的文學，有其道德上的核心，是「文以道而尊」的。
我們可以姑且不挑戰這三位如何能夠一體，但無法不問：這不就是寫實主義的文學傳統嗎？這種文學主張，無論在過去一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史還是台灣文學史，都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光說台灣，日治時期就數度有作家以「為人生而文學，而非為文學而文學」為旗幟，來指導文學活動、創辦刊物、進行寫作。當他說陳映真是繼承這種傳統的唯一一人時，那可是信口開了一條黃河那麼大的河啊，這條黃河一瞬間就淹沒了以賴和、楊逵、呂赫若、吳濁流為首的一大票作家，淹沒了將五四之火接引到台灣來的張我軍。就算把範圍限縮到戰後，也至少淹沒了鍾肇政、鍾理和、葉石濤、李喬等人。
因此，趙剛此一無知得理直氣壯的段落，就更令人疑惑他是真的如此無知，還是被某種政治判斷遮蔽了視野：
正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我們得以描摩陳映真的文學實踐的核心精神樣貌。陳映真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孤獨」並非修辭，而是一個歷史事實的描述。我們只需以這樣的一個提問即可作為充分的回答：在戰後台灣的這半個多世紀以來，除了陳映真，能找出第二個如此嚴肅面對文學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與政治性的文學創作者嗎？
有沒有第二人？當然有，我上面列舉的就不只二人了。但我們或許可以寬容地理解，其實他所謂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政治性」，是限定在「左派—統派」的組合當中的。趙剛真正想說的是，在這條左統的路上，陳映真是唯一一人，因而是「魯迅—五四運動—傳統中國文學」這尊三位一體大神的孤獨繼承者。畢竟我們大概可以理解趙剛心目中的價值階序：只有左派稱得上理想，只有統派稱得上值得追求的政治，這是他所定義的道德與時代。
我當然完全不同意此一價值階序，但我暫不在此進行挑戰。我只想推薦一位完全符合上述條件的作家，既左且統，其作品在「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政治性」都有深刻的表現。而且也完全繼承了那尊三位一體大神的文學傳統。（只是他還有很多來自別處的養分）
那名作家叫做郭松棻。一名我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文學成就更高、思想訓練更紮實，卻總是被台灣的左統忽視的作家。在他的小說作品裡，〈月印〉寫的正是左翼在白色恐怖中的潰敗；〈秋雨〉寫了自由主義者的終局；〈雪盲〉和《驚婚》有著明確的魯迅線索。在政治活動上，他投入保釣運動，喊出了將保釣運動連結五四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精神的口號。在文學創作之外，他更有一系列探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文字，明眼人一望即知，他在左派哲學上的浸淫有多深。2015年底出版的《郭松棻文集：保釣卷》和《郭松棻文集：哲學卷》兩本書，都能夠證明上述的歷程。
本文的目的並不在介紹郭松棻，只是希望透過這一名幾乎為了趙剛上文量身打造的反例，提醒論者：在你粗率幫你熱愛的作家加冕，宣稱他在文學史上是各種「第一名」或「唯一一人」的時候，請你確定自己盡了最基本的資料爬梳義務。
又當趙剛說：「陳映真長期以來對於日本的關注，我想在台灣的思想界與文藝界裡是少有的堅持的。但整個島嶼的知識潮流是反向的，也就是拒絕把對於台灣的自我認知拉到日本殖民時期」，請你不要忘記鍾肇政、李喬的大河小說，不要忘記陳千武的《獵女犯》。當你說陳映真首先「檢討了台灣初生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鄉移民與貧困議題」時，請你不要忘記台灣在1930年代已經有過一次資本主義社會的繁盛期了，呂赫若早就寫過〈牛車〉，楊逵的〈送報伕〉已經遠赴東京，而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已經痛苦過了。當你說陳映真「首先探討了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係」，請你記得先上網google一下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
陳映真當然有其成就，但其他台灣作家也並不都是死在那裡沒有動作。
陳映真是不是一名現代主義者？
在〈「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一文當中，趙剛糾結於另外一個問題上，即：陳映真是不是一名現代主義者？從他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我們可以再一次看到他過度輕忽文學知識而產生的謬誤。
在趙剛預設的框架裡，「現代主義」乃是一個貶義詞，代表了西方的主流霸權、重視形式輕視思想的文學流派，因此他當然極力否認陳映真與這個流派的關聯性。這再一次證明了，趙剛安置陳映真的框架，其實就是很普通的寫實主義。這仍然不脫張誦聖在《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中設定的「寫實主義對抗現代主義」文學史框架，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然而，趙剛的區辯並不完全正確。
作為小說家，陳映真確實不是現代主義者。如果我們回到現代主義最根本的精神，即「銳意創新，對傳統的創造性破壞，旨在透過『新』來震撼讀者」的話 ，台灣並沒有太多作家符合這個條件。不管是在1930年代，從日本引進的新感覺派；還是在1960年代，台大外文系系統引進的英美「現代主義」，都不是真正的現代主義。關鍵就在於「引進」二字：如果現代主義的根本精神是創新、是反傳統，那你引進一套別人寫過的東西，照著那個方法寫，如何能宣稱自己是現代主義？這裡面沒有任何實驗性可言，因為大部份台灣作家只是重做一次別人早已成功的實驗。
在這個定義下，王禎和、七等生、舞鶴、施明正、王文興等作家，或許比較可以算是現代主義者，因為不管成就如何，他們確實在某些層面上創造了新事物、背離了某種文學傳統。但像是白先勇這樣的作家，無論其自我宣稱如何，他其實是沒有現代主義精神的，我們可以輕易地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福克納的影子。但麻煩的是，他雖然不是現代主義者，但他有著「現代主義的外型」——因為他挪用了英美現代主義者研發出來的寫作技術，寫出了有同樣特徵的作品。
我們只要抽換幾個動詞來想這件事，輪廓就會很清楚了：
- 有一名作家非常創新，發明了寫法A。因為他的創新，所以被稱為「現代主義者」。
- 另一名作家學習了寫法A，寫出了自己的小說，因此也宣稱自己為「現代主義者」。
很顯然，（2）的陳述是有問題的。（1）的作家，並不是因為寫了A才被稱為「現代主義者」的，而是因為他創新；在這個意義下，（2）並沒有創新任何東西，所以不能這樣自稱。我們或許可以稱他為「擅長A寫法者」。因此，我們可以說白先勇擅長「意識流」手法，但白先勇並不是「現代主義者」。
以此來區辨陳映真是否是現代主義者的問題，答案就很清楚了。趙剛大可不必煩惱：陳映真本來就不是現代主義者，因為睽諸文學史，他的創新程度並不大。但不管在思想層次上如何抗辯，陳映真早期最好的作品，就是帶有過去某些現代主義者研發出來的「寫法」，比如〈麵攤〉裡那顆「橙紅的早星」，〈蘋果樹〉裡癲狂的思緒流動。而且，正是因為這些趙剛所鄙夷的「形式」，才使得陳映真的小說勝過1960年代前後的大部份作家（特別是台籍作家）。當陳映真出獄，開始「華盛頓大樓」一系列寫作，力圖滌清作品中的「現代主義式寫法」時，反而使他的小說來到拙劣不堪的生涯低點。
因此，在一個文學研究者看來，趙剛無疑熱愛陳映真，但他熱愛陳映真的姿態總有些古怪。為了意識形態上的要求，趙剛必須反對「美帝」，從而必須反對「美帝的文化霸權：現代主義」，所以總是努力地在作品詮釋中剔除陳映真的「現代主義毒素」，希望這名作家只剩下純粹的「思想」。
弔詭的是，趙剛的閱讀感畢竟是敏銳的，那些意識形態的雲霧並沒有辦法遮住他最誠實的感覺；筆下說不要，讀起來倒是很老實。趙剛在《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的自序中就提到：「陳映真這個名，與以此名出之的小說，以一種我所不能理解的怪異力量，引出了二十出頭的我的那點微薄得可憐的熱情。」這種「我所不能理解的怪異力量」是什麼呢？不多也不少，那就是文學，就是形式帶來的神秘經驗。那是純粹的思想著述不會有的（在這方面，趙剛比陳映真高明非常多），那是困於語言而顯得笨拙的鍾肇政、葉石濤這些寫實主義者也不會有的。如果不是這樣的「形式」，恐怕趙剛也不會開始閱讀陳映真，正如他不會去閱讀差不多時期當中，才份不如陳映真的鍾肇政等人一樣。
誠實面對自己的感覺吧。喜歡陳映真的小說，真的不需要找那麼多外圍的藉口來壯膽。同樣的，想要發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民族認同，也不必塑造一位假的先知來壯膽。放過陳映真，也放過自己，好好地自己把自己的話說清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