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未曾停止（五）：無法決定生，無法決定死——失去人的位置的台灣兵（上）

阿潑 11 Aug, 2015

出征前的台灣兵於攝影社內合影，前排右者手持日本軍旗。 photo cedit：Wikipedia.org

八月二日，南台灣一貫的風和日麗，約有一百八十名日本人從各地前來，在高鐵左營站集合，出發前往貓鼻頭。他們不是看海不為觀光，而是專程到潮音寺慰靈。

潮音寺位在恆春半島偏僻之所，寺內供奉著太平洋戰爭期間，在巴士海峽遭美軍軍艦擊沉的水兵，這些海中亡魂不僅來自日本，還有許多是殖民地台灣與朝鮮的青年。他們或志願或被迫，為大日本帝國打仗。

潮音寺外表看似普通，白屋紅頂兩層樓房，前院立著觀音像，四周雜草叢生，卻也有引渡韓籍水兵的地藏菩薩像、慰靈碑和日式燈柱散落於其中。當地人稱之為日本廟，平時並不多人參觀，但每一年到了這個時候，日本水兵及其後代便會大批來此悼念。今年亦然。

巴士海峽戰歿者之子，七十三歲的吉田宗利也到了現場，悼念其父「驅逐艦吳竹」艦長吉田宗雄。父親離開時，吉田宗利才三歲，什麼記憶也沒，但母親在一本文集中，記下當時的情景：「丈夫對長子用力握手說，我要出門了喔，要保重喔。只留下這麼短短的一句話後便決然離開。長子宗利此時大聲哭叫爸爸，不想讓父親走。丈夫為了回應幾次返回，揮了揮手，非常有精神的離開，那個樣態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裡。」這個當年三歲的男孩，七十年後，從佐賀這個小城市來到台灣，追悼父親與其他十萬名亡者。

曾在巴士海峽做過大量研究的文史工作者門田隆將也到現場，直言不可忘記這些人，這等於讓他們二次死亡：「人會死兩次，一次是所謂肉體的死，也就是物理性死亡，第二次是，連其存在都失去，也就是被遺忘的時候。」

門田隆將當日簡單解釋了這段歷史：太平洋戰爭末期，美國在巴士海峽使出群狼戰術，將日本出發往南方的運輸船擊沉，「太平洋戰爭中，日美決戰的主力戰場是菲律賓的呂宋、雷伊泰島，當時兵力甚缺，於是總部便往那兒運送大批軍力，造成大量犧牲。」1944年到1945年間，日軍總部對巴士海峽相當恐懼，稱其「魔鬼海峽」、「運輸船的墓場」。

命葬巴士海峽的日軍數量至今仍難以估算，保守估計約有十萬人。門田隆將以倖存的通信兵中島秀次的生存故事為主軸，描摹當時的景況，完成《慟哭的海峽》一書。1944年，搭乘「中津丸號」的中島，欲往菲律賓出發，途中遭美軍攻擊，船艦被擊沉，中島與50名同袍攀著船筏在巴士海峽漂流了整整十二天，既無飲水又頂著酷暑，簡直難以生存下去。最後，也只有中島獲救。

戰後，中島為了追悼死去同袍，亟欲慰靈且為其鎮魂，半生奔走，四處籌款，最後，終在許多日本與台灣人的幫助下，於1981年在貓鼻頭附近建了潮音寺。對他們來說，這是鎮魂之寺。

photo cedit：Lover of Romance(CC BY-SA 3.0)

台灣人戰爭犧牲慰靈碑

也有台灣人為了慰靈與鎮魂，四處奔走。

旅居沖繩的台灣人許光輝，十二年前在今日的和平公園處見到韓國人設置的慰靈碑，深感震撼。這座朴正熙擔任總統之時（1975年）設置的「韓國人慰靈塔公園」幅員遼闊，面積甚廣佔606坪，並居高點，足以俯視1988年才建成的和平紀念公園──在日本為其戰歿者設立慰靈碑前，韓國官方已經搶先十餘年，替他們在戰爭中犧牲的子弟，留名留念。

「台灣人呢？台灣戰歿者的紀念碑在那裡？」許光輝不免自問，但無解。過去台灣官方僅看重國軍榮民，不承認台灣兵，長期漠視下來，也就失卻了聲音。即使1988年，和平紀念公園建成，將台灣兵放進日本各縣亡者名字之中，也只有三十四個名字。這些名字是日本自己調查的，有些名字則是家屬要求取下：「不想讓別人知道家人替日本打過仗。」

和平紀念公園列有二十五萬名太平洋戰爭中，台日美韓犧牲者名單。根據比例計算，列名其間的台灣犧牲者遠不到千分之一。根據日本厚生省統計，二戰中，台灣人死亡約三萬、失蹤約一萬五千人，韓國方面則估計韓人傷亡約一萬多人。「替日本打仗的台灣人，怎麼只有三十四人？」許光輝不滿，特別是日本各縣各組織在沖繩戰激戰的紀摩文仁山丘設立了慰靈碑，每到六月二十三日慰靈日左右，日本戰爭遺族都會前來悼念致意，甚至包含美國人。但台灣，從來就無法參與。

許光輝五年前開始奔走，三年前籌組了台灣戰歿者慰靈祭，每到慰靈日前夕，他們就會到和平紀念公園對這三十四人悼念，同時在台灣與沖繩縣政府間遊說，主張設置台灣人戰歿紀念碑。事情發展並不順利，因為受限於森林法和公園法，沖繩縣政府並不想要多行其事。但許光輝多次對這些日本人說：「我們台灣人替你們打仗，你們不聞不問，沒有武士道精神啦。」激得許多日本人挺身幫忙，2012年六月向沖繩縣議會提出「設立台灣人戰爭犧牲者慰靈碑」陳情案，同年十月已獲沖繩縣議會五十二席不分黨派議員無異議通過。比台灣這方還積極熱中。

或許因為我們對外沒有強烈主張，對內也充滿爭論：這場戰爭中，台灣的位子到底在哪裡？是戰勝者，是戰敗者，是盟軍，或是盟軍的敵人？

許光輝熱切對我談他的想法時，並表示希望日本總理前來膜拜，「這將使許多台灣人心理得到安慰。」

對此，我總帶著疑惑。我想起靖國神社爭議，考量到高砂義勇軍到底歸祖靈還是歸日本神道的弔詭；新加坡也有個「從軍南洋會員戰死者之墓」，列著台灣軍伕。我想起在廣島比治山上陸軍公墓，見到台灣兵的碑位孤單窄小地塞在其他縣市碑石之間，不由得難過。我不知在他們閤眼之前，想些什麼？但究竟是有些不堪的，到底為誰赴死，而死後又如此卑微。他們同意自己歸屬於日本嗎？

我在意的是，戰爭就是錯誤，發動戰爭者應該道歉，我以為這就是慰靈。日本兵、朝鮮兵或台灣兵，不論在當時因為被迫或貧窮，而參與這場戰爭，從頭到尾這都是悲劇。設了一個碑，是哀悼，是紀念，是平撫，或是警惕，恐怕由人詮釋。但我完全同意，不論哪個政權，都徹底忽略了這麼一群戰爭犧牲者，以致於這座島國面對這樣的歷史，面對戰爭，總是扭捏，沒有適當的姿態。

或許有個姿態，我們一貫熟悉的——「抗戰勝利紀念」，驕傲而喜悅，捲入戰爭的軍兵悲苦還是被忽略，接下來持續著的戰爭也沒有反省。沒有直面戰爭，就不會有反省。我以為，這就是為何必須設立台灣人戰歿慰靈碑的原因。台灣的土地上，也應該有一座。

許光輝有句話說得極好：「對過世的人若不平等對待，就不會對活著的人平等對待。」

大時代中的台灣兵

人們談起歷史往往是大是大非，宏意滔滔，立場鮮明。就像課綱微調爭論中，誰都不讓誰的堅持。歷史中的小人物時常發不了聲，他們無法真正道出自己的卑微，例如他們沒有什麼英雄主義，不想壯烈赴死，根本不愛什麼國，他們只想活下去。

有時我會感嘆，讀歷史還不如看小說，後者來得有人性，更能呈現生命的複雜。例如作家李喬在《寒夜三部曲》最後一部《孤燈》中，便將客家庄青年送上南洋戰場上，諷刺的是，青年的父祖輩抗日，但子孫當起了日本兵。他們並不真心想打仗，卻又不得不然，一家子的青壯全上了戰場，忍受飢餓酷暑與各種血肉模糊，平時在庄子裡結仇的，此刻都放下，幫彼此活命。這哪是為誰打仗？不過圖個讓自己活下去的機會？

「活著回國回鄉，不必埋首異國。啊！多麼奇妙的想法，那是很久以來就深埋的幻夢哩。這個想法一旦被拾回，而且肯定，它就化為一圈火，日夜不熄地，永遠熊熊地在每個人心田裡燃燒著。」故事主角在菲律賓叢林裡這麼想。只是仗打久了，恍恍惚惚地，連自己是誰都忘記。很多人都瘋了。

日本女高生歡送駕駛一式陸上戰鬥機執行神風任務的隊員。 photo cedit：米軍が押収した戦場写真集 cc by Wikipedia.org

馬來西亞作家陳團英的新作《夕霧花園》談的也是太平洋戰爭的影響。小說中男女主角分別是日本天皇園藝師與日軍俘虜，戰後他們在互動中各自平撫傷痕。但小說最觸動我的，是一對男同志，他們強忍著心中的感情，直到因參與神風特攻隊的生死抉擇，而點亮生命的火花。戰爭之中的人，永遠超乎想像的複雜。為生為死或為愛。

近日藝術家高俊宏作品《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出版，以一名強徵為神風特攻隊隊員的老人為主角，編織出虛實交錯的反思。主角張正光本在日本留學，卻被迫加入神風特攻隊，並在沖繩戰中，以身體為炸彈，攻擊美軍。張正光並不想死，於是，想方設法活命，「一切結束了，第三小隊全都覆滅了，大阪學校的生活、宇佐飛行場的漫長等待也結束了。他泡在森冷的東海海水裡，心中感到無盡喜悅，這一刻對他來說，戰爭總算是結束了！」張正光最後被美軍俘虜，戰後，又因為會日語，協助日本與中國大陸做生意，被國民黨政府視為匪諜。曲折一生。

神風特攻隊在過往的敘事中一直被美化成某種壯烈美學。但前陣子媒體採訪神風特攻隊員，他們吐露當年怕死的心情。就是呢，人怎麼被洗腦，都不可能像機器一般生死無感，端看如何詮釋自己的行為和過去。我忍不住想起，有次在北京飛台灣航程中，與鄰座的台商交談，才知他年輕時家貧，曾經報名參加神風特攻隊，但年紀不到，所以暫時去修理飛機。在搖搖晃晃的飛機上，他大聲唱著《台灣軍之歌》：

太平洋の空遠く　　輝やく南十字星

黒潮しぶく椰子の島　　荒浪吼ゆる赤道を

睨みて立てるみんなみの

護りは我等　臺湾軍

あゝ　厳として　臺湾軍

這首歌於1940年10月發行，由台灣軍司令本間雅晴作詞。1943年，電影《沙韻之鐘》中，女主角李香蘭兩度率眾高唱此歌。歌詞如下：

太平洋上天遙遠，南十字星閃閃光

黑潮溢洗椰子島，波浪沖過赤道線

睨目企騰在南方

守護有咱台灣軍

啊！嚴防的台灣軍

歷史芬芳五十年，戰死做神盡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