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下心靈的傷痕——離鄉的父母、留守的孩子，與鄉村教育的沒落

中國一胎化政策深植人心，於是，今日中國孩子的畫面意象，再也不是流著鼻水的鄉村小孩，而是裝扮時尚的「天子驕子」。小孩少，於是寵，捧在手心上，像是媽寶，例如孩子當值日生，是爸媽出動幹活，這等誇張樣態，莫怪媒體稱呼這個世代各個像個小皇帝。

但也有許多爹娘不愛的孩子。例如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穎州的孩子》，便將鏡頭伸進安徽省阜陽的一個村子，那裡的孩子們多是母體感染的愛滋帶原者，一出生就染病，親人避之惟恐不及，怕的並非感染，而是遭人歧視。孩子們獨自生活，背負污名，嚐盡羞辱，除了沉默就只有沉默。

愛滋村或許是極端的例子，那麼，看看其他地方？去年夏天，一個名叫楊六斤的14歲孩子，在中國爆紅，成為話題^註1。他之所以受到關注，並非學業傲人，更非品德善行，而是他窮。怎麼窮法？獨自生活在破宅子裡，吃飯配野草，偶爾自己做工具抓魚。根據媒體報導，楊六斤6歲時喪父，母親帶著弟弟改嫁，將他留給爺爺奶奶，爺爺奶奶過世後，就只剩他一人過活。偶爾堂哥會接濟他，約是一星期十塊人民幣，但堂哥在外打工，沒有多餘心力，楊六斤只能自己想辦法，偶爾幫鄰居做些農活，換些白米。半碗米飯吃一天，嚐遍山上各種野草，卻笑說嚐出滋味。

媒體給了一個標題：廣西棄兒。

當時我和幾個共產黨幹部一起吃飯，這專題報導播報時，這些大男人專心盯著螢幕，顧不上吃，碗都放了下來。「唉，留守兒童真的是我們國家的大問題。」

改革開放後，身強力壯的農村勞力往城市移動，只留老弱婦孺在鄉，老的帶小的，是農村常見景象。這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就被稱作留守兒童。

前陣子，貴州畢節市有四名孩子「自殺」，引起社會譁然，人們爭相發問：究竟怎麼了？而他們正是父母長期在外的「留守兒童」。事情真相至今仍不清楚，卻足以震撼世人。

這畫面在台灣也不少見，隔代教養一直是偏遠地區的問題。前陣子竹東國中少女被謀殺一案，王浩威醫師寫了一篇〈冷血不是一代造成的〉，文中指出：「父母不再能扮演最基本的角色，下一代的子女自然是毀了。然而，當一城鎮有有某一部分的父母是如此，這恐怕是整個地方也要毀了。七○年代以後，美國的社會開始出現都會貧民窟的社會問題，所謂的城中城（inner city)成為地方政府一直沒辦法解決的問題，甚至幾個月前巴爾地摩黑人抗議白人警察殺人的全城示威事件，也是同樣的社會結構。然而，在台灣，這樣的類似問題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了，但我們卻沒有看到。」

「在我們不願意承認的地方，有許多小孩是像英國小說家高汀筆下的《蒼蠅王》一樣的長大。他們生活中無父無母，然也沒有生命應有的態度。這樣，一代又一代，演化出來的孩子只有更加冷血罷了。」

在幅員廣闊的中國，農民工回鄉不是容易的事，一趟就必須花上整天，有時一年兩年不回家，甚至還更久。我們若以為科技發達，可以克服客觀地理的問題，恐也是天真想像。中國獨立電影《殯棺》的創作背景，便源於人人出外打工，但通訊不便，製造出來的荒謬情事。即便能打上一通電話，對疏離的親子關係，並不會有太多幫助。

於是，留守兒童，日漸壯大，日漸成了問題。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梁鴻在《中國在梁庄》中，特別耙梳留守兒童的問題。這篇章名是〈救救孩子〉。篇章開頭就以「穰縣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新聞資料 」中的數據點出問題：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案件數及犯罪人數呈雙上升趨勢。2007年共審理青少年犯罪案件53件81人，其中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15件18人；2008年共審理青少年犯罪案件59件83人， 其中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27件35人； 2009年全年共審理青少年犯罪案件69件133人，其中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38件53人。

這只是一個縣的資料。梁鴻正是河南省穰縣梁庄人，她透過詳細田野，記錄中國農村在改革開放後劇烈的變化，青少年與兒童亦為其一。文章以一個品學兼優內向文靜的王姓少年為主軸，描述他如何姦殺一名老太太，又如何冷靜地過著日常。當他被確定為兇嫌，村莊都震驚，沒人想得到這麼個孩子可以如此殘忍，梁鴻追到最後認為那是父母缺席，愛的缺乏所致。除了這少年，還有諸多孩童的問題，他們或頑皮或無法管教，甚至還有個五歲孩子以自殺的方式拒絕心靈疤痕被揭開，「這裡面該蘊藏多少痛苦呢？在這樣一種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長起來的孩子，怎麼能健康、快樂、幸福呢？」

在台灣，我們仍相信教育能挽救一切，於是許多熱心人士或志工，總念著偏鄉教育，在那兒耕耘課輔班，讓孩子不致於沈淪。但在中國，父母外出打工無非就是要給孩子安穩生活，好好讀書，但見著父母離開，孩子也無心向學。紀錄片《歸途列車》裡的老張夫婦千辛萬苦在春運中趕回家，不料已然疏離的孩子對他們說：不要唸書，要去打工。

梁鴻透過梁庄的田野，也發現，教育在鄉村沒落了，「讀書無用論」正時興。一個離職的小學教師感嘆，「現在就算咱們村的學齡兒童，開個一二三年級，根本沒問題。沒人操這心。」有個村民竟然承包了校舍，養了一窩豬，晚上趕到校舍也沒人理，「現在人們思想消極了，各吃各里，村裡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沒有人管這些事了。」

「說到底，家長還是有一種心思，只要小孩願意上學，哪怕賣房賣血，總認為有文化有知識好，家長的第一願望還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現在的失學率比八十年代那時候要高得多。現代化是現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後輟學率非常高，學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進去， 升學最大的障礙是網絡遊戲。家長在外打工， 都是爺奶管，哪兒管的住。」這位老師點出留守兒童的問題，就在隔代教養。但梁鴻認為，一種整體向上的精神都失去了。如果連曾經讓大人們期待、團結的學校都消失，都凋零，還有什麼可以約束人心？

我想起了緬甸山區。我在緬甸健行時，曾路過一個又一個山區部落，那兒的年輕勞動力亦外出奔忙，只留孩子在家。但每個部落都有學校，每個學校都傳來學生朗朗讀書聲，儘管貧窮，老師都會想辦法讓孩子們用心向學給予獎勵，於是，路過旅人如我，便一路聽到他們的擔憂，以及被問到：能不能捐些錢，給孩子們買禮物？

我甚至在一個山上部落，經過個課輔班。教室以簡單木頭打造，非常簡陋，村裡的孩子大大小小都聚集在這裡，甚至還有大小孩一直牽抱著流著鼻涕的幼童。課輔班的老師來自遠方，她說，村民集資共同創辦了這個課輔班，讓孩子們下課有地方去，「再怎麼窮，都不能放棄孩子。」除了老師外，村裡的婦女會輪班負責照顧所有的小孩，如此一來，大人們才能安心工作。

這是與中國相比，稍微落後的緬甸。他們或許不比中國富有，他們的孩子或許沒有更多物資享受，但他們的社會有足夠的意識與心力照顧自己的孩子。台灣雖有竹東那樣的問題，卻也有許多部落、社區的家長不想放棄自己的孩子，勇於負擔起教養責任，例如屏東獅子鄉伊屯部落，就有個媽媽利用既有空間，開辦課輔班，透過販賣山蘇，募集教育經費。部落裡的孩子們在這裡吃，下課到這裡，上下課也由課輔班接送，單親或著隔代教養的孩子漸漸感受關愛，原本調皮、個性偏差的孩子，也慢慢學會負責與照顧他人。課輔班的老師說：他們只是寂寞需要愛。

留守兒童，或者更多不在父母身邊、成長過程中被忽略的孩子們，最需要的，也不過就是關心和愛。面對越來越多像畢節市這麼悲慘的故事發生，社會就不得不去思索，該如何建置完善的社會網，讓這些寂寞的孩子能夠被好好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