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一凡／我們應該同意江宜樺回校任教嗎？！

11月29日大選開票後，行政院長江宜樺因為國民黨敗選而突擊式地下台，人民的下巴也差點掉下來。我們原本以為，在洪仲丘事件或者324行政院事件的警察權擴張後，院長會為了平復群眾的憤怒，而主動下台；我們原本也以為在黑心食品連環爆事件中，院長可能會為政府對食品安全把關不力而辭官；結果台灣人民等不到為施政錯誤或過失下台的院長，反倒因為國民黨敗選自請下台，隨後，就傳出江宜樺可能會回到台大政治系教書的消息。我對於江宜樺返校服務，有很大的疑慮，我認為不只是台大，所有學校系所跟所有學術研究機關，對於收留江宜樺的選項，都應該審慎考慮。

政治哲學是什麼？

這件事要從政治哲學是一門怎麼樣的學問談起。在我的理解裡，政治哲學研究總是伴隨對於特定價值的關懷和探究，政治哲學總是不斷詢問：到底我們應該保持有什麼樣的政治價值與理想？例如，對於「怎樣的民主理論是好的？」不同的學者會各自隨著不同的價值與思想脈絡去發展論述，為自己的價值辯護。若一個政治哲學家終生為某個學說或價值辯護，通常代表他衷心認為，這項學說或價值的實踐，能夠協助人類獲得追求幸福與良善。例如：小彌爾（John Stuart Mill）認為言論自由可以促進發現真理的可能性。

如果一個研究者同意小彌爾的看法，那麼他會為小彌爾辯護，並回應其他不同的看法與批判的論點。一個政治哲學的研究者的論述，是他必須發自內心相信的；甚至我們可以合理地宣稱不只是政治哲學研究，任何領域的研究者如果不能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又何必將這些研究或文章投稿公布於研究同儕及大眾面前？無論寫論文或寫書，代表你是發自內心去相信這樣的主張，而不是反串。如果你根本不相信自己寫的文章，就代表你在欺騙。在價值論述的領域，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是對的或者好的，卻宣稱他是對的或好的，這恐有欺瞞同儕或是讀者的疑慮。

江宜樺曾於2006年中國時報民意論壇〈龍小姐，您誤解了憲政民主〉一文寫過這麼一段：

憲政民主的核心意義是「統治者不得濫權」，而不是「濫權者可以得到任期保障」。憲政主義要求我們檢視集會遊行法有無違憲，而非要求我們順服於具有違憲嫌疑的惡法。如果只因為台灣已經將選票普及於每一個人，而國會議員已經全面且定期地改選，就要求人民不該再有上街頭抗議的念頭，那顯然是低估了維繫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動能。如果只因為憂慮群眾運動必然具有的非理性性格，以及群眾運動所可能造成的社會不安，就想徹底否定群眾運動在民主體制中的地位，恐怕會掉入霍布斯式專制主義的思惟。無論如何，筆者很難想像「靜坐」的群眾如何能「衝進總統府」？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如何能完成「流血的革命」？而靜坐前還拼命在訓練義工維持秩序的人民運動，為何要去為軍警的武力鎮壓及不特定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衝突負責？

我們或許可以認定江宜樺在2006年時作為「江老師」，他認為憲政民主的內涵保障了人民去擁有挑戰失能與濫權的不義政府的權利，是故，他不能忍受龍應台的言論而投書反對她。然而，在今年324行政院暴力驅離當中，我們不僅看到江宜樺身為行政院長放任警察「拍」學生肩膀「拍」得渾身是血，他還主張學生「應該非常清楚若有政策上的歧見，應該在別的場合解決，而非用激進方式處理」（見新聞江宜樺：警方以抬人、拍肩驅離民眾）。這樣的主張，明顯與他前篇投書力陳的核心價值大相逕庭。在江宜樺變身「江院長」時，儼然放下憲政民主的理想，轉而擁抱政府的權威與秩序。

江宜樺到底怎麼了？

從「江老師」到「江院長」，這中間到底是怎麼了？有幾個可能的「小劇本」：

1.江宜樺在學校研究成果與文章只是應付大眾或學界研究的標準。也就是說，他本來就不相信他寫的文章，只是為了在學術圈打滾，博個美名。

2.江宜樺沒有改變立場，只是在政治現實下不得不這樣做。亦即，江宜樺認為這是必要之惡，但他並沒有改變初衷，甚至十分痛心。

3.這段時間的江宜樺的確產生了一些改變，就像許多哲學家，不同階段的思想都可能有變化。

首先，如果江宜樺只是為了在學界打滾，而不相信自己寫出來的文章。那就像一個藥廠開發出連他們也不敢使用的藥物，卻上市發售。在學術倫理上，這不僅可能有欺騙與缺乏誠信的問題，而那些相信藥廠研究的人採用後，也可能導致不良的結果。若是如此，學校聘任這樣的老師恐非最佳選擇。

或者，江宜樺根本就沒有改變過，他只是基於政治現實而不得不為，這個情況下會有何問題？若仍保持我們上面那則投書中的政治哲學立場，江宜樺勢必很難面對自己從318太陽花學運開始到324行政院事件當天的作為，因為那無法通過自己相信的政治哲學立場的檢驗，而當政治作為與理念開始發生矛盾與衝突時，重視理想的人通常會選擇離去，不然就得義無反顧地承擔罵名。但我們並沒有看到江宜樺在當時掛冠求去，反而是在11月29日選舉國民黨敗選後才選擇下台，這代表他承擔的是國民黨的興衰，而不是對自我政治理念的追求。這樣我們該接受一個把政黨成敗看得比自己研究領域中發現真實還重要的教授嗎？

最後，如果江宜樺的這些作為並非欺騙也不是背叛，而是奠基在自己政治哲學立場或理念的改變上，這種情況是可以接受的嗎？在歷史上，並不是沒有過翻盤改變立場的思想家，但在這種情況下，江宜樺就有必要面對整個政治哲學領域同儕及學生的檢驗，但我不確定政治哲學界是否仍有這個意願去接受他的改變，也不確定江宜樺是否能將這樣的改變用政治哲學的論述自圓其說。

近日有些抗議江宜樺回校任教的活動，控訴江宜樺已經背離他所宣揚的那些政治理念，認為江宜樺應該為324行政院事件流血衝突負責，更不再適任大學教師。可能有些人會反對這樣的說法，認為江宜樺作為一個大學教師，他只要告訴學生，例如誰說了什麼或誰又主張什麼這些即可，學生其實不需要相信老師表現出來的態度或去學習這樣的態度。我頗不以為然，如果只是知識的灌輸，只要找個厲害的補習班老師或是由其他老師來授課就好。大學教師除了將知識傳遞給學生，很重要的一環是情意的教化。若我們期望政治哲學課程有健全公民素養的效果，那麼，作為一個教導政治哲學的老師，除了教導政治哲學相關知識，也是學生學習的典範，讓學生依據自己的身教建構自己的政治理念。當台上的老師認為324行政院驅離當中，是學生很激進，而警方只是柔性拍肩，我們恐怕很難接受這種身教成為學生在政治理念與實踐上的典範？

當然我們不是江宜樺本人或他肚子裡的蛔蟲，的確不能肯定他真的想回來教書，更不能確認他心中的小劇場是怎麼演出。此外，我們也不適宜粗暴地宣稱江宜樺從前的那些研究成果與意見應該完全捨棄，因為這些研究與文章終究是經過同儕審查，某種程度上也代表政治哲學領域在相關議題研究上的對話與足跡。不過我們可以思考的是，基於我們或政治學系學生對政治哲學課程教學的期待，我們是否應該拒絕江宜樺，或者至少該審慎考慮一個言行不一的政治哲學研究者該不該被重新信任呢？

＊作者為淡江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

＊感謝沃草烙哲學寫作社群提供寫作上的建議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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