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向國家討回公道：大阪泉南石綿村的國賠遠征
過去幾十年來，石綿病風暴席捲全球，但在臺灣，多數人對相關副作用卻是一無所悉。過往像石綿原料加工，到城市裡無所不在的石綿瓦、石綿板與廢棄物，讓無數製造業、建築業、裝潢業、拆除業勞工與社區居民，明明暴露於罹病的風險之中，卻也習以為常。
根據環保署公告：2018年1月1日起，雖已全面禁用石綿，但之前已經登記或核可使用石綿於剎車來令片製造的業者，仍得使用到有效期限屆至為止。相對其他國家的提前起跑、努力稽查，我國政府顯然較未感到民間的壓力，得以加速矯正此一問題，更別提試圖以賠償等方式補救過往錯誤。
殷鑑不遠，日本大阪的泉南地區，過去曾致力於石綿產業，連帶產生許多健康危害。《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記錄了許多苦於相關疾病的患者，從2006年開始決心向地方法院起訴，討回「國家怠於管理石綿」的公道。
過程中，除了面對夥伴或是老去或是病情惡化，一個個接續過世脫隊，還有判決失利，與政府相應不理的消極態度，但這群長者仍不放棄，與絕望奮鬥，花了八年一路挺進最高法院。
這樣一群生活不算寬裕的長者，如何在沒有社會廣泛奧援下，倚著不堪使用的身軀，頂著執政者的顢頇，徘徊在身心失速的懸崖邊，討回應有的尊嚴？紀錄片中的種種策略運用與反省，或許也可作為同樣面對石綿危機的我們借鏡。
長達八年半的國賠訴訟
泉南的石綿村，是生活在日本社會底層之人的聚集處。因為貧窮，他們並不討厭骯髒或長時間的過苛勞動。同時，經營者也不是那種提供大量資本，而是必要時也會投入自身及家族勞力的人；勞工雖未受到作為勞工應有的教育水準與訓練，卻也要工作才能賺取那天的收入。
帶領著「泉南地區石綿被害與市民會」，一頭白髮卻快人快語，說話總是充分義憤的柚岡一禎先生描述了當時的工作實況。那是個經濟掛帥，環境保護與身體健康都被犧牲到一旁的時空。
泉南地區位於大阪府最南部，早從明治末期，就以石綿紡織業聞名；戰後的高度經濟成長期，甚至號稱有兩百家以上的公司在地經營，遍布相關企業與工廠，石綿產量佔全國總量的80%。由於工廠規模不大，且與附近居民住宅及田地緊緊相依，融為社區生活型態，故被稱為「石綿村」。
為何石綿產業如此受到歡迎？因為石綿具有耐高溫、耐酸鹼、抗腐蝕、耐磨、絕緣等特質，再加上價格相對便宜，所以過去用途廣泛。戰時用於戰鬥機及軍艦製造，戰後則用於汽車或船艦製造。
然而，石綿內含纖維狀的礦物粉末，若經長時間吸取（廠內勞工、臨近居民等），將造成石綿肺症（asbestosis）或惡性間皮瘤（malignant mesothelioma）等病症，引起肺部纖維化甚或惡性病變。故日本在2004年，決定禁止使用或製造石綿。
在這樣一波對石綿大夢恍然初醒的風潮下，泉南地區的石綿勞工及其遺族，也決心於2006年5月，提起國家賠償訴訟，要求政府負起未善盡管理石綿之責，而正式踏上「泉南石綿國賠訴訟」長征之路。
國家錯在哪裡？
記錄片裡，佐藤美代子小姐故作鎮定，仍忍不住邊哭邊回憶，曾為石綿工人的丈夫多年來病痛纏身，一旁照顧的她也累積不少心裡苦痛，卻無處訴說。市民會的柚岡先生也憤憤不平地表示，小市民對大政府的怠惰感到厭倦，心中的憤怒實在需要出口發洩。也許就是這樣的忍無可忍，讓他們決心轉身迎戰國家。
也許有人會問，為何不向直接造成石綿染污的當地業者索賠，卻與八竿子打不著的中央政府求償？最簡單的理由是，該地區的石綿工廠多屬中小企業，早就轉業或歇業，根本求償無門。此外，還有因果關係的證明顧慮：受害者很難證明病症來自特定工廠的染污。正因這些求償關卡，讓大家將矛頭指向國家。
簡言之，從大阪的地方法院前進到東京的最高法院，歷次的攻防重點都在：國家管制是否來得太遲？——這裡指的是1958年5月26日到1971年4月28日期間的立法狀況，原告也多為此期間的石綿工人——為了國民的生命或健康，本來應該要做的管制標準或制裁，為什麼政府卻遲遲不肯出手，導致損害發生？
就以最高法院定調的論點來說，勞動大臣過往基於勞動基準法的要求，實有制定罰則，迫使石綿工廠設置排氣裝置的義務；然而卻也受石綿的經濟價值誘惑，遲遲無法下定決心管制。從勞基法的立法目的與要件來看，這毋寧是國家的怠慢，放任石綿一點一滴侵蝕勞工的健康。
從原告辯護團的資料可知，政府早於1937年，就曾針對泉南地區的石綿工廠作過「勞動衛生調查」（戰後也持續辦理），資料顯示約有12%的人患有石綿肺，工作二十年以上者竟然高達100%。這說明，政府對於石綿工廠勞動現場的風險，根本了然於胸，卻視而不見。
最高法院認為：國家不應為了產業發展優先，片面犧牲國民的生命健康，應防止後者被害不斷擴大，盡速採取適當的管制，才是符合正義的事。
成功扭轉政府態度
紀錄片裡，我們可以看到厚生勞動省（相當臺灣勞動部）的官員，在最高法院判決出來前，對上門陳情的受害民眾多採取以拖待變的策略。從他們眼神空洞、無聊的制式回答，想必是上級拒絕面對問題，只好推派下屬出來吸收砲火。最終，陳情雙方皆因時間消耗而疲憊不堪，原告團甚至越發絕望，原本該扛下怠慢之責的高官們卻逍遙法外。
幸好，最高法院還是為受害勞工作出勝訴判決。透過訴訟制度的力量，以司法制衡行政，劃出過往錯誤的漏洞，強令政府必須回頭填補損害。
有了勝訴判決，更讓厚生勞動大臣塩崎恭久，在作出判決約莫半年後願意造訪泉南地區，他親自用說明會的形式，正式向原告團道歉。塩崎先生也與在場民眾約定，未來若有相關被害人提起類似案件，政府將以最高法院所裁示的標準，主動予以和解。
日本媒體解讀：過往石綿勞工若有健康被害等問題，厚生勞動省多採讓被害者自行提起國賠訴訟的方針，自從被最高法院判未盡國家責任之後，則轉而促成被害者享有國家賠償。
尚未提起訴訟的相關被害人及其遺族，可能超過兩千人。對此，厚生勞動省也主動逐一寄送說明手冊，若有民眾想以訴訟方式爭取賠償，將積極嘗試與對方和解。這樣的積極行為，可說是官方非常少見的態度。
單點賠償不夠，改善法制才治本
泉南石綿村的原告團，八年半以來也不是每戰皆捷，在大阪高等法院一役，曾吃了痛苦的敗仗。高等法院認為，被害業者與勞工對石綿的危害，應有耳聞及理解，若未能自行管理與防範，就不能歸咎國家。
這樣「千錯萬錯都是自己的錯」的說法，當地稱之「自己責任論」。以此說法作為基礎，我們可進一步思考：單點透過法院事後糾錯的能力，是否有其極限？
「自己責任論」的最大缺陷在於，勞工沒有選擇。泉南地區的生活水準較為低落，記錄片中的勞工多次表示他們沒有出走其他職場的餘地，只能硬著頭皮忍耐工作，用勞工自我選擇當作政府卸責的藉口，只會落入「何不食肉靡」的批評。
既然個人面對環境汙染，礙於能力有其界限，不能掌握一切改變，此時政府應主動作為中介角色，透過規範事前調控勞資雙方、企業與居民間的利害衝突。
國家有保護國民健康的義務
環境安全的急迫性，隨著時空發展愈顯重大，如同學者葉秀珍、陳昭榮在「災害風險管理與其因應制度的探討」所言：
臺灣過去的經濟發展政策係完全以經濟成長為優先考量，對於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育與維護並未賦予應有的關注與投入。經過將近半世紀的經濟開發，台灣的生態環境每下愈況，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以及先後發生的風災、水災，之所以會災情慘重，不只是災害本身的規模所致，更因為台灣生態環境本身的體質已經非常脆弱，經不起任何災害的衝擊。
相較臺灣的發展脈絡，日本最高法院在泉南石綿國賠案裡，正是透過憲法等依據作為靠山，才能堅定表示：
相較產業發展，國民的生命與健康才是最優先考量的地方。
而臺灣憲法，也非全無規定，像是憲法第15條說：人民生存權應予保障；同法第155條後段也指出：人民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還有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這些條款，在在可見環境汙染對人民生存衝擊巨大，需要國家居中調和與救濟，所以制憲者特藉賦予國家保護人民身體、健康及財產的義務。
尤其在泉南案裡，許多困苦而被迫就業的人士，包含韓國移民及低收入戶，只能默默吞下周遭的環境汙染。這樣階級間的權力差異，更讓我們感到國家挺身作為中介角色的珍貴。而人民除了選票，何德何能得以招喚政府沉睡的力量？——訴訟，就是其中之一。
透過發動訴訟，國家須「屈就」與個人對話，認真看待原告的主張。雖然民間街頭運動，同樣可以影響政府的態度，卻也不是唯一解，不妨同時透過司法「一槌定音」的強制力，收取期待的效果。
如同記錄片裡的民眾表示，訴訟的發動不僅讓石綿問題引發日本國內關注，緩和石綿政策一味朝經濟發展的方向惡化，更讓日本政府逐漸返身拾起原本對汙染防治的責任，願意重行關注後續類似個案中的勞工權益，也才有相關和解的積極作為。
我們能做些什麼？
訴訟本身只是起點，只是試著讓大眾別把焦點放在民間廠商的汙染行為上，更要記得把矛頭指向怠惰的政府。本身負有保護義務的政府，應如何另行全面整合民間資源？也許應建立由政府主導，民間團體配合的協力合作機制，任務分配上應明顯劃分，避免日本「自己責任論」的轉進。
中央與地方政府維護環境安全的權責，也必須歸屬明確，建立不同層級政府的良性溝通與財政紓困。唯有在個人、組織、社會與政府層級多重的關心與支持下，方能有效降低石綿，甚至未來其他災害的負面衝擊。
石綿既被國際研究指出為一級人類致癌物質，且經證實將造成多項棘手病症。報導指出：石綿造成的疾病，潛伏期從十五年至五十年不等，依據國外的病例研究顯示，三十至四十年是癌症發生率的高峰期。對比臺灣相關病例數的成長數據，推測在未來十年內臺灣可能將有大量因石綿而患病的病患出現。
臺灣目前雖已禁止石綿製品進口，但仍有許多早期建物中含有石綿材料，以致國人還暴露於石綿威脅下。若不希望石綿危機全面爆發，還需要大家一起來關心及釐清。看看別人的故事，從旁觀者清的角度，也許更能痛定思痛。
（※ 本片將於「第十一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場次為5月5日、5月10日，放映地點：台北新光影城，詳參完整場次表。）
▲ 日本重量級導演原一男的《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記錄了患病工人及家屬的國賠訴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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