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肉圓家暴事件中的「制裁者」到底制裁了誰？
日前，新北市蘆洲一名父親因小孩幫忙買的肉圓沒有加辣，而對小孩施暴，妻子阻止也被勒喉拖行，引發民眾聚眾示威，甚至要脅私刑制裁。
艾力・賀佛爾（Eric Hoffer）曾在《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中描述類似的現象：
在所有團結的催化劑中，最容易理解的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從他的自我快速捲走，使他忘記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會只顧自己。他會變成一顆匿名的粒子，渴望與同類匯聚，形成一個發光發熱的群體。
「館長」陳之漢隨後直播的說法，也印證了這個氣氛：不是要鼓勵大家以暴制暴，但這是「必要之惡」，有類似行徑的人，不要以為法律對你沒辦法，這個社會每一個人都可以對你動手。
然而，我們既選擇了法治社會，選擇了安穩秩序優先，就表示選擇了相互忍讓與磨合的社會。除非對方當場造成你的具體侵害，且有即時排除的迫切需求，否則我們早已把制裁權讓渡給第三方的公權力，該依照固定的法律標準執行。
如果人們不信任法律，認為法律保障不了自己就堂而號召私刑，這種作為無疑如西方俗諺：在倒掉骯髒的洗澡水的同時，一併把嬰兒給一起倒掉了。
我們為什麼要用法治取代人治？
學者在說明這個問題時，會從一個假想的原始狀態切入。
在那個不存在公權力的原始狀態下，每個人隨時都曝露在被他人襲擊的危險之中。為了保護自己免於被攻擊，人們開始相互締結協議，承諾放棄任意制裁他人的權力，並將其賦予一個更高層級的、作為中介、劃歸與行使的組織——政府。自此，原則上就只剩政府得對人民行使強制力，約束每一個人和平相處、遵守秩序。
當然，在君權時期，政權掌握在國王或貴族等少數人手中，當時所謂的「法治」概念並不拘束國家本身，而只是作為統治者統治人民的工具。到了十八、十九世紀，才產生以法律限制國家的權力行使，並保障個人自由等基本權利的概念。
這樣的翻轉，正是社會對「專制」的反動。「國家絕對高高在上」的想法開始動搖，人們也對自我地位有所覺知與肯定。相較「朕即天下」的認知，人們逐漸發展出「國家與社會」乃二元分離的想像，國家權力的行使應避免過分干預市民社會，限制其自由發展。當代法律開始介入國家與社會，其主要作用在於劃定一定標準與程序，使人民免於國家或第三人的不當侵害。
正因如此，如果我們在沒有發生具體危害的前提下，就以「看不順眼」為由，對特定對象發動強制手段，那不就等同選擇了重回那個互相比賽拳頭大的原始狀態，將自己與他人曝露在隨時被襲擊的風險之中嗎？
也許有人認為，對該死的家暴者發動制裁，只不過是出於善意，可誰知道哪天風向及民意會吹向何處，殃及其他無辜的少數族群該怎麼辦？如果「看不順眼」成了人人自行發動制裁的基礎，而忘卻法治演化的作用，法治背後所要維護的秩序終將解體，離大家口中玩笑的「高譚市」真實上演的一天，也就不遠了吧。
面對法制的缺憾，我們應該如何做？
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中表示：
當不穩定的氣體直接釋放時，我們得先停止我們的判斷，直到最初的激盪沉澱下來，直到激情揮發掉，直到可以看到某種比表面混濁的泡沫動盪，更深一層的東西。
家暴本質乃恃強欺弱，固然令人髮指，然而激情的背後，贊成制裁的「館長」一句輕描淡寫的呼籲，確實得以延續深思。他說：政黨不要惡鬥，應儘速修正相關法案，否則人民憤怒也只是開始而已。
這句話其實展現了「法律動員」的精神，凸顯法律是達成政策的目標，改善社會的工具。當法治運作的現況不如預期，或可透過訴訟過程，讓司法找回並實踐法律本所承載的公平正義；或可凝聚人民，透過社會運動，重新設定對未來的想像，持續再造社會遊戲規則。
我們若真心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家暴，何不將力氣用在認識現行法律是否足以支持弱勢遠離壓迫？接下來，無論是單純發文表示對既有制度的不滿、出錢出力聲援相關友善團體，或進一步草擬未來改善的策略並將其轉化成法律語言，試著串聯組織，與修法的機關對話，都是我們在盛怒的制裁外，更明智的選項。
再說，就算制裁了家暴者，那人多半只會帶著怨氣回去繼續制裁讓他面臨制裁的伴侶與兒女。這就如同我們常見，各式英雄片裡的未盡之處：隨著劇情，一定會把苦難歸咎到特定對象惡劣自私的行徑，當觀眾對不義之事蘊釀足夠情緒之後，再於適當時機令主角谷底反彈，將該等對象予以痛擊。
然而這類影片，大多沒有餘韻讓觀眾接續思考，如果該為苦難負責的不只是具體的個人，而是其身後的某種結構或制度呢？隨著英雄的翩然離去，問題本身並沒有徹底改善，這是否形同默許不義改用不同形式繼續滋生？
這樣的無奈，或許也是台灣為數不少的群眾圖像——長期被威權制約、服從威權的心態——讓許多人只注重當下的生活，只敢渴求政府顧治安、拚經濟，面對極端犯罪出現時，才會如此氣急攻心，一心想要痛擊洩憤。然而，面對被公權力忽視或恣意妄為，面對與自身相關的長遠政策與法令，卻雙手一攤表示無能為力，毫不關心。這樣選擇性的憤慨，大概就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真實反射。
為了呼應心靈期許自由的吶喊，免去權力不當的干預或棄置，反叛是必然的反射行動，同時我們也不會忘記努力打造集體秩序，才能守護內心渴望的安穩生活。而這樣主體與環境的互動，注定在反叛與秩序的兩端瘋狂迴圈，等待我們找到那一閃即逝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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