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家倩／不重視「實體正義」的陪審制，台灣民情真能接受？

（※ 文：文家倩，臺灣高等法院法官。）

筆者曾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修過陪審制，也曾擔任過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模擬法庭的受命法官，就個人實際操作參審制及研究陪審制的經驗，個人認為「陪審制」並不適合台灣。

關於採用陪審制或參審制，最根本應考慮的是台灣社會民情，以及刑事制度的重點在哪裡。

美國刑事訴訟的基本精神在於程序正義，對於發現真實和實體正義並沒有那麼重視，但是台灣受到傳統華人文化影響，人民對於刑事訴訟的期待還是在於「實現正義」和「發現真實」。

美國陪審制的法源基礎在於美國《憲法》第6條修正案，明白揭示受陪審團審判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所以美國人不太會去質疑陪審制的正當性；因為陪審制所保障的是人民基本權的一部份。然而，我國《憲法》沒有類似美國《憲法》第6條修正案的規定，因此台灣人是否能接受陪審制，仍有待釐清。在這種情況下，實行陪審制的正當性自然會受質疑。

「意見領袖」在陪審與參審的影響

陪審制和參審制表面上看起來都有平民法官的參與，但實際上操作方式完全不同。

就選任程序而言，陪審制是採用完全的當事人主義，美國許多法院的作法是由檢辯雙方自行詢問候選陪審員，檢辯因而會挑選有利於己方、或排除不利於己方的陪審員，且檢辯挑選陪審員的重點在於探測候選陪審員的心證（美國檢辯甚至會學習觀人術和心理學），而不是尋找立場公正的陪審員，這樣挑選出來的陪審團不太可能進行公正審判，也較不可能發現真實。

反之，目前我國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規定，國民法官的選任是由法官自行訊問候選國民法官，訊問重點在於選出多元而中立的國民法官，以達到公平法院的目的。

就評議程序而言，參審制評議時，因為有職業法官在場，可以讓每個國民法官都有表示意見的機會，職業法官也會注意若有意見領袖型的國民法官，會將其保留到最後再表示意見。而個別國民法官若誤導其他國民法官，或錯誤解釋證據內容時，職業法官也可以提醒其他國民法官應注意，並適度引導討論方向回到正軌。

然而，採陪審制評議時，沒有職業法官在場，若有意見領袖型的陪審員率先發表意見，很可能大幅影響其他陪審員的心證，且若個別陪審員錯誤引導其他陪審員，也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雖然有些人認為參審制的職業法官會影響國民法官，但實際上職業法官受過專業訓練，會秉持中立客觀的立場，較不會做出不當引導。

是以，在一個對等互動的討論過程中，若彼此相互影響，代表雙方有進行實質討論，同時以意見交流豐富看待事件的角度。職業法官可能接受國民法官所分享的生活經驗，國民法官也可能接受職業法官所分享的辦案經驗；只要雙方是基於尊重溫和的態度，真心接納對方的意見。此外，國民法官只要不受職業法官強勢或不當的引導，就不必擔心職業法官影響國民法官的問題。

台灣真能接受陪審制？

就法官廉潔度而言，雖然個人認為目前司法界應該沒有法官收賄的情形了，但依然無法取消那些對職業法官操守的質疑。而參審制因為有職業法官參與，若當事人想要透過收買國民法官進而影響心證，難度太高，因為當被收買的國民法官想要不當誤導其他國民法官時，職業法官會注意到此情形，並將討論導回正軌。因此，當事人僅收買一兩位國民法官的效果不大，且職業法官有身分保障，較不可能為了一兩件案件收賄，進而影響自己未來的職涯發展。

而在陪審制，當事人只要收買一兩位意見領袖型的陪審員（在選任程序中，由候選陪審員的回答和反應，就可看出是否為意見領袖型的陪審員），只要該陪審員可以控制評議場面，就等於可以控制評議結果，且陪審員不具職業法官身分保障，較可能因為一次的陪審機會而收賄。故此，採陪審制，反而可能引發陪審員收賄等的問題。

就判決理由而言，參審制雖然判決理由簡化，但還是要寫判決以交代心證形成的脈絡；陪審制則因為評議時沒有法官在場，法官不需要寫判決交代有罪無罪的理由。可見陪審制完全強調美國《憲法》修正案第6條「接受陪審審判權利」的程序保障，而不重視實體正義（連理由都沒有，怎麼知道這個結果是如何形成的），這是台灣民情與文化所能接受的嗎？

更何況，美國陪審制還搭配「無罪不得上訴」的規定，因此即使是錯誤的無罪（erroneous acquittal）也不得上訴，完全著重程序保障，但忽略實體正義和真實發現，值得我們思考：這真的是台灣人想要的制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