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數字的維基解密——破除國民法官的兩個迷思

司法院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箭在弦上，立法院加快了審查腳步，各地法院也陸續完成了第一輪國民法官的模擬審判場次。同時，部分倡議陪審制度的民間團體，如陪審團推動聯盟、台灣陪審團協會、台灣司法改革關懷互助協會等NGO（以下概括稱為陪審制民團）則是大力抨擊司法院一意孤行，忽視社會上大多數的民意，並於五月初發起抗議遊行活動，反對意見也不容等閒視之。

然而，我們身處資訊紛雜、消息來源多元的眾聲喧嘩時代，總是得有個什麼讓人信服，比如說客觀的數字統計。既然民眾老是熱衷於政治話題，更喜歡三不五時看民調統計結果，來對政治人物品頭論足，或許日前由司法院委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進行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民調報告，可作為參考指引。

究竟該如何解讀這份民調數字、該份報告可否適度澄清社會長期對司法的誤解？尤其在「職業法官權威效應」和「增進司法信賴」這兩點上，民調的結果或許在陪審制民團意料之外，可是卻在職業法官群體所設想的情理之中。想必讀者這時眉頭一皺，覺得案情並不單純，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打破迷思之一：國民法官只會服從權威？

陪審制民團認為司法院推出參審制，讓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一起討論，忽略了一般人迷信權威的慣性。該方認為國民法官因為不具有法律專業，所以在職業法官面前感到膽怯，不敢講述與之相左的意見，只會選擇服（盲）從。但真是如此嗎？讓我們從民調結果來看：

命題一：法官在場有助於民眾討論和做出判斷，民眾與法官共同討論、一起決定之「合審合判」模式符合一般民眾的期待。

民調結果顯示，無論是電話或是網路調查，都認為和法官共同參與討論是可以勇敢說出自己的想法（電訪高達72.7%、網訪高達80.5％），只有少部分民眾認為會由法官來導審判結果（電訪僅32.2％、網訪僅25.4％）。

實際上依照目前各地模擬的情形，職業法官和國民法官都會針對案件充分討論，在筆者親自見聞的嘉義、高雄和彰化地院的三個場次中，並沒有看到國民法官對職業法官唯命是從的情形。

此外，在國民參與刑事審判草案中，也另外設計了「中間討論」程序，幫助國民法官儘快進入狀況。在審判期日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能及時排解國民法官對於刑事程序、實體的疑惑，由職業法官向國民法官說明，此可視為一種法定的訴訟照料義務。

草案中也明白要求職業法官在與國民法官討論案件時（評議），要先讓國民法官發言，立法理由中寫明：

評議中真正落實實質、對等評議之精神，使國民法官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陳述意見時，得以無所顧忌充分陳述其意見，不致產生法官引導國民法官陳述意見之疑慮，於評議時陳述意見之次序，宜以國民法官為先、法官為後之方式為之。

當職業法官退到補充地位，讓國民法官成為主角，最真實的效應就是國民法官會勇於表達，在目前模擬場次看起來是這樣，從民調看起來也是這樣，相信未來真正制度上路後也不改初衷。

打破迷思之二：國民法官無助於司法信任？

在社會對司法信任度屢創新低的情勢下，去年召開的司改國是會議，無非是希望凝聚共識並試著找出解方。其中對審判制度的改變，是與會者的共識，至於是走向陪審制或參審制，則是無法獲得定論。然而，陪審制民團持續攻擊的論點，是認為只有採取陪審制度才會提升司法信賴。但真的如他們所想的這樣嗎？

命題二：政府推動「國民參與刑事審判」讓人民全程參與刑事案件的審理，請問您認為這樣的制度會不會增加您對司法的信任程度？

民調顯示，有55.9％的受訪者認為這一制度將會提升司法信任度，再加上網路受訪者大多較年輕，也是身處較多資訊來源的一群，因此可進一步理解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在較年輕與資訊較充足的民眾中，得到較多的正面肯定。

如果把觀察群體縮小到實際參與模擬審判的國民法官，參與者在經驗上都認為此制度讓他們得以瞭解法官的思考模式，不僅有邏輯、有步驟，也是經過全盤思考，這樣的程序會讓他們更信賴司法體系。見微知著，不是只有陪審制度才能增加司法信賴。

小結

一份具有公信力的民調，必須根基於幾個基本原則，例如抽樣過程中必須嚴謹、問卷設計必須公正、訪問執行必須徹底，這都關乎民調是否客觀及可信。再來，當民調數字出來，該如何正確解讀，而不是過度詮釋、超出數字面能涵蓋的意義呢？在這樣的前提下，就可輕易破解幾份常被引用來攻擊司法形象的民調結果。

以台灣民意基金會曾經做過的「台灣人對政府官員的感覺」民調為例，其中有一題目「一般而言，您對台灣法官的印象或感覺如何？好還是不好？」，結果是高達65％的受訪民眾表示反感。這個問題設計本身有欠妥當，因法官和一般公務人員本身職務內容就有很大的差異性。

再者，如民事訴訟是人民私權紛爭，判決結果必定是有人輸、有人贏，輸的當事人難道會服氣？更不用說是一部勝一部敗的結果，法官不就落得兩面不是人；又如刑事訴訟程序是對人身自由最大的衝擊，那當被告認定有罪、要入監剝奪自由時，又如何對法官有好感呢？

因此，要真實反映民眾意願的民調，必須以更嚴謹、更全面、不帶有偏見的角度來設計問題，才能產生出一份禁得起考驗，讓雙方都能信服的結果。而這種可信度高的民調結果，才能進一步作為台灣司法改革的參考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