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岳良／死者為大？無違規肇事卻遭起訴，被放大的「未注意車前狀況」
近來出現一起車禍爭議判決，一名女子在黃燈時駕車通過路口，撞上闖紅燈的男性騎士，該名騎士在事發後七個月身亡。檢察官起訴，一審法院認為該女子「未注意車前狀況」，所以即使車禍鑑定報告認為女子無違規、無肇事責任，該女子仍被判過失致重傷罪；直到二審法院，才認為該女子猝不及防，改判無罪。
對照一二審判決內容，最大的分歧在於二審法院檢視監視錄影畫面，注意到女子行車快到路口時，燈號轉為黃燈，這是一審在判決理由中沒有提到的部分。二審以此認為該名女子儘速通過路口而非煞停，此外二審法院也參考科學研究駕駛人反應及煞停時間的資料，進一步認為該女子沒有能力及時反應及煞停。
這樣的說理推論過程，是符合一般用路人的經驗，以及黃燈的在法律上所定義的作用。
法院怎麼認定「未注意車前狀況」？
這案件進一步讓筆者關注的是，法院怎麼判斷「沒有注意車前狀況」？一審判決理由記載，該名女子承認「穿越路口時有看到男性騎士，但認為他不會闖紅燈」。承審法官以此作為有罪判決的主要理由，認為這可以證明女子有意識到可能發生車禍，卻沒有及時預防。
但一般用路人會想，為什麼要隨時防範有人闖紅燈？就不能相信其他人會好好遵守規則嗎？他們迷惘的是，依照規則行車，擁有路權，到底要「多麼注意」其他違規用路人，才算「注意車前狀況」？難道守法用路，也要提心吊膽嗎？
這樣的想法與困惑，其實反映出台灣刑事司法實務，有些檢察官或法官對於「未注意車前狀況」的認定過於寬鬆的現象。
以筆者多年承辦車禍刑事事件經驗，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一件是對向車道機車失控滑到當事人車底身亡，當事人遵守速限行車，卻被以「未注意車前狀況」為由起訴；也有當事人行車時遭槍擊打穿脊椎，當下癱瘓失控撞癱他人，被以「未盡力防止事故發生」而起訴。
兩件均耗費數年，纏訟到二審才無罪確定，當事人也因訴訟折騰得身心俱疲。而讓當事人始終不能接受的是，檢方主張「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盡力採取避險行為」，並沒有任何客觀或科學證據，而僅僅是主觀認定，與無罪推定原則不符。相反的，當事人卻要窮盡一切力量，去說明自己「沒辦法注意」，這非常的困難。
強汽險上路後，適用法律還需考量死者為大？
案例中的這名女子，在一審敗訴受訪時表示「台灣法律就是死者為大，所以對方死了，我們必須要同情他，就算無罪的人，也要判成有罪；就算他無罪，他沒有肇事責任，我還是要把他咬死。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得到更多的錢，因為我們家死了一個人」。
這樣的說法揭露出台灣傳統人情倫理，即台灣人民普遍不習慣在衝突事件中，是有全然的對錯的。特別在死傷事故裡，我們期待存活（或強勢）的一方，基於「道義」而多少給予死傷者補貼，讓我們在感情上比較過得去。所以常有民眾誤解，「車禍發生兩方一定都有錯」「大車小車發生事故，大車一定有錯」。
這樣的人情倫理，並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它至少發揮了風險分擔的效果；回到司法實務上，有些檢察官或審判者基於這樣的氛圍下，對車禍無違規的一方嚴格審視，要求被告有超人般的注意力和反應力，也就不是件奇怪的事情。
1998年強制汽車責任險上路，駕駛人均強制納保，所以交通事故的死傷，不論過失責任比例，死傷之一方都可向對方的保險公司請求醫藥費、死亡或殘廢保險金等，而依現行規定，亡者家屬可獲得200萬元的補償。
當然生命無價，200萬元不代表合理賠償，但考量低廉的保費，這已相當的發揮保險制度分散風險的功能，不至於讓死傷的一方因事故而無以為繼。既然如此，在車禍刑事事件中，寬鬆地去認定被告「未注意車前狀況」，可說已經失去倫理考量的正當性。
小結：車禍注意義務認定，應落實無罪推定原則
筆者身為律師，也是廣大用路人的一份子，期待交通事故的防範，是建立在用路人遵守交通規則的前提上，並讓用路人相信「守法是安全的」，而不是過份要求守法的用路人盡力避免、閃躲違規的用路人。
希望司法單位偵查及審理車禍事件時，對於沒有違反交通規則的一方，用以一般人的標準檢驗他／她的注意能力，原則認定守法駕駛人「有注意車前狀況」，例外有積極事證下才認定「未注意車前狀況」，落實無罪推定原則，避免無謂的司法纏訟，及避免浪費司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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