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昀儒／《罪人的控訴》：我們如何安葬那些已經死去的心？

（※ 文：呂昀儒，宜蘭人，現為律師。個人網誌：我所閱讀的一切。）

身為一名律師，當你的恩人被你的當事人殘忍殺害，你要如何為其辯護？你又如何能夠為其辯護？你需要一個理由來安放自己，而你的當事人卻隻字不語，你像是一個擺飾，一個無用又拙劣的擺飾，陪所有人把這場戲演完。原本故事可能就這樣結束，而你甚至都不知道開庭時要對著麥克風說話。

你的老師兼對造律師，告誡你律師僅僅是律師，不應該把私人的情感、個人的不能接受當作理由，那還有什麼案件可接了。你把案子接了，親眼看著恩人支離破碎的屍體，像是又死了一次。而檢察官卻說，要把那當成物，不要當成人。

他曾經做過那樣的事

你被夾在中間，無法前進也無法後退，你氣急敗壞地逼問當事人，為何要殺掉被你視為父親的恩人。當事人第一次開口，卻是問你親生父親是否還在，要你多去看看父親，但對案情還是不語。你漸漸知道，那份安靜，被這樣層層關起、次次詢問卻安靜，並不是無話可說，而是不想說、不能說出那些隱藏的事物，那些使人不幸的隱藏起來的事物。

法庭上的程序並沒有因為當事人的沈默而停滯，現場有太多物證、太多人證，即使當事人不認罪，以謀殺罪定案，幾乎已成定局。你注意到鑑定人對於兇槍的來源多提了一句，表示其非常稀有難得，可惜當事人不願意說明。

你想，若是只想殺人，並不需要使用殺傷力強但後座力高，而且難以入手的槍械，有其他手段可以更加輕鬆地殺人。而且，你依稀記得，恩人的書房裡有著同一款手槍。你不是死去的人，但廣義來說，你也是被害人，你想要知道，到底為什麼？明明你幾乎已經談好了認罪協商，讓恩人的公司股票價格早日穩定，你的當事人可以得到較輕的刑度，早日離開監獄。但你覺得不只是這樣。於是，你在這場第一人稱大型角色扮演遊戲裡，開啟了一個隱藏得很深很深的關卡。

一個好人，有可能也是壞人嗎？

你知道了許多年前發生了一件殘忍得使人遺忘的事，而那件事是由對你很好很好的恩人犯下的。甚至，你的當事人曾經試過以法律程序調查當年的事，卻因為一部實際上縮短了戰時犯行追訴期的法律，而無法得到任何答案。

你的當事人只能繼續安靜。只能用自己的手，用同樣殘忍的方法，去了結那個毀了自己一生的人。因為沒有人願意幫他，因為沒有人願意聽他說話，因為他找不到別的方法去把這件事打開，讓世人知道那個得了無數獎項、做了無數善行的恩人，曾經做過這樣的事。

德國歷史上，因為有過納粹及其惡行，面對過去的態度，顯然有別於其他國家。他們認為，這樣的傷口過於深入、過於黑暗，若只是蓋上，將會深深地腐敗掉社會。做為一個國家，做為一個社會，他們會犯錯，他們會遮掩，但他們也會去直視，也覺得需要直視。這裡不是德國，但還是會有這樣的事，還是會有這樣的人。

日本漫畫家高橋努的《心魔大考驗》裡提到，被人殺死或意外死亡的人，死後有三種選擇：去天堂等待重生，作為鬼魂待在原地，或是咒殺一個人並因此去地獄而無法重生。

無法咒殺別人、也不確定有無天堂地獄的現實世界裡，即使整個人沒有被殺死，但是心被殺死了的話，同樣也只有三個選擇：試著重新作為一個沒有被殺死的人去生活，待在原地一次又一次地在夢裡、想像裡、記憶裡被殺死，或是選擇毀棄自己應有的人生，去殺死那個殺死自己的心的人。

一個對自己很好的人，有可能對別人很壞嗎？如果不去承認、不去說明、不去面對，是不是就可以假裝，那個人是一個好人，一個徹徹底底的好人，而那些壞事都不曾存在。

人是有可能很壞的，而那人可能是你親愛的長輩、親愛的家人、親愛的同事、親愛的朋友，你們如此親近，以至於，如果去承認他很壞，那你好像也成了壞人，成了一樣的人，成了共犯；這是一件痛苦的事，這是一件需要去承諾、去接受的事。

去感受那個位置

《罪人的控訴》中提到一則小故事，魔鬼拜訪律師，想跟律師做個交易，只要律師願意出賣他自己的靈魂、自己的父母的靈魂、身邊最親近的五個朋友的靈魂，魔鬼就讓律師每戰必勝，成為最成功的律師。

我越是細想，越是覺得片中的律師，已經把自己的靈魂賣給魔鬼，換成一個新的靈魂，一個適合當所有人想像中律師的靈魂。否則，一個人要如何去接受自己所相信的人、所敬愛的人，和自己所期待的並不相同，並且親手去揭穿這一切，讓自己對於世界的想像，在自己的手中死去。

象徵意義上或文學意義上，我都可以期待或是去接受，這個角色的重點在於一個愛著加害者的人，仍然因為對於公理正義的追求，因為對於某些抽象價值的信任，而能夠去接受加害者確實做過這些事，而確實有人因此受害。

遙遠地看，這是再正確也不過的做法。靠近去看時，這種過於理想化的處理方式，反而讓我覺得離地。身為律師，去為一個傷害了陌生人的陌生人辯護，是有其價值和必要的，但去為了一個殺害了自己所深愛的人，尋找可能不利於自己深愛的人的事實真相，而過程中卻無太多糾結或情緒崩潰，直直地往線索奔去，實在是太過不可思議。

身為觀眾要去享受這種柯南式的辦案，在場景、配樂及情節的全方位暗示下，當下必然可以沈浸在故事裡。但當燈亮人散，這種律師、這種人，在現實世界裡都是不存在的，也不應該要求其存在，他幾乎全然放棄了不是律師的那個自己的需求，來成全當律師的自己。

現實世界裡，絕大多數的律師是會挑案的，挑自己擅長的領域，挑自己可以信賴的當事人，挑自己可以想像和接受的案件。要求律師去違背自己的情感，去替自己打心底討厭的人辯護並找出真相，這只有小說和電影能夠做到。

所以，讀小說，所以看電影，在這兩小時內我可以成為任何人，我可以接受任何人，我可以暫時不去思考、不去評價，只是去感受在那個位置的話，我會怎麼想又會怎麼做，即使我並不能那樣理想、那樣偉大，我仍然能夠開始練習想想我能做些什麼。

《罪人的控訴》像是一項大型思想實驗的起點，如果你是電影裡的律師，你會如何面對？你又會如何行動？換句話說，這也是一種電車難題，你是要讓列車繼續跑，讓那個已經死去的永遠安靜地死去、傷口安靜地腐爛，還是換軌，讓那些活著的人、那些得利的人，去面對那些醜陋、難堪、張牙舞爪的過去？

不願面對真相的惡

奧古斯丁說過，惡是善的缺乏。當面對這些已經過去或正在發生的惡時，我也如此相信，是持續不願面對真相的惡，讓善一直無法回到應有的地方。

那些遇到了很壞的事的人們，一輩子都在悲傷，為什麼沒有人願意保護他們呢？為什麼壞事就要發生在他們身上呢？為什麼法律不去保護受傷了的人呢？為什麼一切都如此困難呢？我不知道絕對正確的做法是什麼，或許永遠也沒有正確的做法，沒有任何一部法律、任何一座法院，可以讓已經被傷害的癒合，可以讓已經被殺害的復活，可以讓已經發生的回復原狀。我們只有現在，只有凝視著過去，試著讓未來更好的現在。

那樣殘酷的歷史離我們並沒有那麼遠，在這座小島上短短的歷史裡，我們同樣有許多人沒有原因、沒有真相地死去，而那些人身邊的人有多少人的心就這樣死掉了呢，在這些年裡安靜地死著。

法律從來不能真正地、預防性地、立即地保護誰；只是試著去保護誰，試著去看見真相，試著去知道我們做錯了什麼，能不能做得更好一點點。

知道必然會帶來痛苦，會去承擔別人經歷過的痛苦，會去同理、想像當時的處境，不知道或許比較幸福、比較理直氣壯，比較能夠繼續活在自己的故事版本裡。但如果你相信這世界不應該如此，你就要去承擔那些原本不屬於你的痛苦，那些已經發生的憾事。

你如果能夠想像，那麼即使現實裡的我們可能怎麼做都會傷痕累累，可能還是會抗拒，可能還是會想要放棄，可能會想要逃避，可能會想要否認，但在懷抱著這些情感反應的前提下，你還是願意，試著去站在電影裡律師的位置，試著去站在電影裡當事人的位置，試著去想，到底曾經發生過什麼，而現在能不能夠給彼此一個更完整的真實，一個不那麼醜惡的答案，或許就更接近善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