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世鐸／懸而未決的「公共」：2020台北雙年展公眾計畫「協商劇場」

在台灣，美術館可能是公共的嗎？大學又可能是公共的嗎？這或許是在穿越2020台北雙年展的公眾計畫「協商劇場」¹中，我們能夠向台灣的美術館、大學，乃至整個社會提出的疑問。

「公共」與在地民主實踐的斷裂

這樣的提問看起來或許有點無稽。在私人美術館並不興盛、多半美術館由政府出資以行政機關或行政法人形式成立的台灣，美術館顯然無論如何都應該是公共的；而無論國立、私立，從招生、經費到研究計畫，都和政府政策方向高度連結的大學，也顯然應該是公共的。

然而，身處走過漫長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美術館和大學卻又很可能和西方民主國家有截然不同的社會意涵。就以主辦台北雙年展的臺北市立美術館來說，緊接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設置（1981）和《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立法（1982）之後成立（1983），她一方面肩負著在面對經濟爆發性成長的威權統治國家裡，政府「培育現代國民美學素養」的社教意涵；作為「台灣第一座公立美術館」，一方面也和1987年落成啟用（但遲至1992年才正式成立）的中正文化中心，共同象徵了威權統治者「唯台北中心」的文化視野。

另一方面，同一時期，從1950年代開始的地方選舉所累積的政治經驗，開始和各種街頭運動匯流，形成巨大的民主化動能。但在這個階段，藝術的政治表現著重在創作者對建制的衝擊、對表現自由的主張，以「街頭」（無論抗爭或選舉集會）為主要場域的民主實踐，和多半仍然居於「殿堂」的藝術，並未能真正合流。從這個脈絡來看，以社教為核心的台灣藝文場館（美術館當然也在內），是否在民主化後必然走向公共，其實懸而未決。

台灣走向民主化後的初期，同時也是大量歸國學人從西方帶回新興思想，並開始和社會運動與議會民主體制協力進行政治實踐的階段。許多進步議題如婦女運動在這個階段成為重要的政治議程，最後也建立了今日許多社會制度重要的法制基礎。然而，當「體制內改革」的路徑漸趨成熟，議題愈加專業化與複雜化，源自街頭的台灣民主化核心動力，也就在日常政治運作中逐漸失去角色。

除此之外，從1958年美援會改組後成為台灣計畫經濟與決策核心的治理模式，歷經經合會、經設會、經建會，直至今日的國發會而未改，大學學院儘管對於創新的治理模式多所引介，但在面對治理實務的日常運作時，也顯得欠缺足堪對話的語言。

在這裡，執政者、官僚體系、學院和民眾之間產生了難以跨越的鴻溝：執政者帶著民眾巨大的政治期待上台，在面對專業而複雜的政治議程時，往往空有政治能量，卻欠缺細膩的技術領導舊的治理體系回應新問題，而學院所能提供的新語言，在選舉週期循環下也顯得收效有限。

當感性的公共（美術館）和理性的公共（學院），與在地原生的民主實踐（街頭）斷裂，我們在「協商劇場」中看到的，其實是一次美術館和學院攜手積極找回公共的努力。

從理性到感性的換位思考

有別於在台灣已經行之有年的「審議式民主」，儘管同樣立基於參與者對資訊的充分知情，但「協商劇場」的參與者並非利益關係人本人，目標也不在真正形成決策，而是由參與者「扮演」成（影射現實的）利益關係人（與非人），目標則是在為政策爭議提供可能的出路。這樣的後設思考讓「協商劇場」顯然並非治理實務中特定歧見困境的解方，而更接近於讓參與個體能夠「感同身受」的體察。

在此，理性的公共（決策）被轉換成感性的公共（換位思考），而這樣的運作框架被放到前述的台灣情境時，我們會看到的是原本（理應）專擅於後者的美術館，因為長期欠缺「殿堂朝聖」以外的公眾語言，而嘗試訴諸前者，讓「政策爭議的展演」成為一種可資運用的公眾語言；也會看到原本（理應）專擅於前者的學院，因為長期欠缺回應治理實務的公眾語言，而嘗試訴諸後者，讓「政策爭議也可以被感性地理解」成為一種可資運用的公眾語言。

從這個角度看，當「協商劇場」在台灣上演，最有趣的或許並非各項討論議題當中所有行動者的面貌，而是我們不妨再後退一步，一方面發現「美術館」和「學院」在「推動協商劇場作為2020台北雙年展公眾計畫」的行動中表現出哪些意欲和動力，一方面也思考，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公眾計畫」中，是否還有哪些缺席的行動者？

這個提問並不是要指出本次計畫執行上的闕漏，而是如果我們重新審視本次計畫五個場次所針對的主題——離岸風電、氣候足跡、人工生殖、塑化劑、核廢料——意識到它們在台灣無論歷史脈絡、輿論關注程度、在實務政治議程中的優先性與重要性，都有著截然不同的處境；也就會意識到，如果沒有因應不同題目在台灣的發展情況加入更多種類「參與公眾計畫的行動者」，而僅是「在每個題目裡完整設想題目中所有的行動者」的話，那麼，當展演還停留在教室時，意義還可以駐留在每個參與學生的收穫上，一旦進到公眾場域，對「觀眾」來說則不免顯得像是透過重複操練來展現「協商劇場」這種形式本身，而削弱了「展現政策爭議」的面向。

當然，這個艱難反映的仍是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透過聯考等各種社會控制手段奠定的「分離式社會」，讓你我宛如不住在同一島嶼上，在民主化後也就尚未形成不同社會系統能夠互相對話的公共。而這五個主題，更充分體現了政策爭議高度專業化及複雜化後，與民主核心動力脫鉤的困境：看起來，這些問題與你我高度相關，但實際上它們究竟與我們相關在哪裡呢？

一個有趣的參照，或許是同一時間在高雄衛武營（一座比中正文化中心晚到31年的「國家級劇場」）演出的紀錄劇場《高雄百分百》。在舞台上的素人們並不扮演任何一種情境中的利益關係人，而是扮演他們自己，對千奇百怪的問題選擇立場、作出回答，而在展演儀式中召喚出巨大的公共感性——原來，我們是如此一樣／不同。

這是落成於民主時代，由軍營空間轉型而來的劇院對「藝術機構可能是公共的嗎？」的一次試答——從正視自己與他人的各種政治選擇開始。如果未來我們能讓美術館、大學學院，還有更多更多相互分離的行動者加入計畫，從展現自己的政治選擇到感同身受他人的政治選擇，那或許才是把美術館的公共、大學的公共、成千上百種在台灣還沒有成型的公共刻畫出模樣的開始。

那麼，或許有點雞生蛋蛋生雞，最迫在眉睫的是，我們必須去創造更多答案來回答「美術館／大學／……可能是公共的嗎？」的提問，才可能有更多資源投入支持美術館／大學／……讓自己更加能夠創造公共的各種行動。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外交新碰撞
展期：2020年11月21日至2021年3月14日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一樓1A-1B、二樓2A-2B、地下樓D-E-F、王大閎建築劇場

• 文：孫世鐸，影像教育工作者，《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系列叢書共同作者。現為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兼任講師。

• 「協商劇場」為本屆台北雙年展在「政治協商的合縱連橫」（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tactics）概念之下的實踐呈現。計畫內容針對數個真實存在台灣本地急迫需探究的社會爭議，邀請來自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Taiwan STS Association）的研究學者及五所大學的學生共同合作。藉由爭議中利害關係角色的扮演及代理，如：說客、法官、非政府組織、地方政治家等，模擬氣候變遷覺察、核廢料處理困境、塑化劑究責、離岸風電建置爭議以及助孕科技等內容，進行談判、辯論及公共治理等實際演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