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達文/復興中華到團結堅韌:蔡英文國慶演說透露什麼新民族「故事」?
(※ 文:謝達文,台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
今年雙十國慶,總統蔡英文的演說,主軸強調台灣是個有「韌性」的國家,展現在防疫、經濟等各個面向。並且提到:「這是我們過去多年以來,從黑暗的坑洞中,掘光而行,終於走出來的一條道路。」,是台灣經過長時間終於取得的特質。
這並非總統們第一次在國慶舞台上嘗試回答「我們是個怎樣的國家」,只不過每一位總統的答案都不太一樣:蔡英文去年的答案跟今年很類似,強調台灣人不分族群,「團結」面對各種外在挑戰。其實早在2018年,她就已經稱讚過台灣人「獨特的堅韌」;馬英九在總統任內,幾次講話則常訴諸中華民國革命的歷史,強調「先烈先賢」的傳承,要「讓我們的國家成為華人世界的典範」(2011年);至於陳水扁,則曾說「台灣的故事」,是「一個歷經艱辛、卻能夠不斷寫下光榮的故事」(2004年),從運動員的好成績、台灣爭取民主的過程,一直到「先民歷險渡海、血淚拓荒」的過去(2003年),都曾被他引用為事例。
這只是無聊的詞藻堆砌嗎?如果是,總統們為什麼總是愛這麼做?只是談政策不就好了嗎?嘗試回答「我們是個怎樣的國家」,到底有何意義?
從社會科學對「民族主義」的研究來看,這種回答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值得先說的是,至少在社會科學中,民族主義不是一個髒詞,也不是只有訴求獨立或統一才叫做民族主義,所有關於「我們屬於同一個國家」的討論,都可以稱為民族主義。)
這是因為,「我們都屬於同一個國家」這件事情,其實是很抽象的——雖然大家都有身分證,但身分證並不保證我們真的在乎國家;而台灣三百多個鄉鎮,多數人實際熟悉的不會超過三十個(有些人甚至可能不到三個),既然如此,要怎麼說我們兩千三百萬人是一體的呢?
為了讓這個抽象的概念變得更具體,「說一個好故事」就相當重要。透過故事,同屬一個國家的人們,可以了解身為「我們」是什麼意思——我們「過去」經歷過什麼,這定義了我們「現在」是怎麼樣的一群人,「未來」又該如何繼續走下去。
故事需要「主軸」,主軸就是「我們是個怎樣的國家」,前面引用的總統講話內容,就是在尋找適合的故事主軸。
這個道理,其實就跟婚禮時大家愛放新人「認識過程」的影片一樣,這種影片的「主軸」經常是:他們從以前就這麼甜蜜,還一起克服過什麼困難,現在結婚當然是天作之合,未來也一定會幸福美滿。
同樣的,國慶這樣的典禮,就像婚禮一樣,只不過是每年舉行,嘗試「提醒」(或是「形塑」)大家認為「我們是怎樣的國家」,並期許大家能繼續一起走下去。
「國家的故事」有不同主軸
雖然婚禮上的故事主軸大概都是「這對情侶,從一開始就很登對」,不過國家的故事主軸卻不一定那麼單純。
首先,每個國家講的故事很不一樣:當代美國最流行的版本,是美國人從立國之初不斷「追求自由」,透過「不斷進步」,逐步建立「越來越完美的聯邦」;波蘭兩、三百年來,一個主流的版本,則會把波蘭視為「殉道者」,在歷史上不斷受苦,而建國的歷史就是「救贖」的過程;戰後的日本人在講故事時,最大宗的版本,則會提到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為一般平民帶來的苦難,也因此讓人體會到「和平」的重要。
此外,在同一個社會中,也經常會有不同版本的故事流傳:比方1960年代以來,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和原住民族運動,都不斷「提醒」人們這個國家充滿種族壓迫的歷史,而在光譜的另一端,近來更有「基督教民族主義」這樣極右翼的故事版本,強調立國的(白人)新教價值,訴求恢復一個更「純粹」的「傳統秩序」;在波蘭,2001年一本歷史著作出版,裡頭描述波蘭人也曾參與對猶太人的迫害,不只是主流故事所描述的「受害者」,在國內也掀起了強烈的震盪1;而在日本,對於二戰的「責任」更是一個複雜的議題,保守派與進步派之間對於「我們是個怎樣的國家」有持續的辯論,並延伸到關於和平憲法、自衛隊等具體的政策之上。
整體而言,學者Bart Bonikowski認為2,民族主義的故事,依照其主軸,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誰是這個國家的「正當成員」?第二,這個國家的「美德」是什麼?第三,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麼?
第一種類型的例子,比如歐美極右翼政黨強調的故事:我們這個國家「自古以來」,就有一些共同的語言、文化、價值傳承,而現在有一些外來者,並沒有和我們共享這樣的生活方式,因此不屬於我們的一部分,應該要求他們離開,或者至少限制這群人進來。
第二種類型,則比如前面提到美國的「追求自由」,或者波蘭強調的「犧牲受苦,迎來救贖」,都是美德的例子。
至於第三種類型,則比如習近平現在強調的「中國夢」,就是不但要讓中國擺脫過去的「帝國主義」侵凌所帶來的恥辱,更要成為世界秩序的領導者;川普在2016年選舉時的口號「讓美國再度偉大」,也帶有這種色彩。不過,「該有的地位」不一定是稱霸,取得「獨立的地位」、「獲得平等的待遇」也是民族主義常見的內容。
台灣的故事是什麼?
而台灣這片土地上,在這幾十年來,關於「我們是怎樣的國家」,也有各種不同版本的故事。
在兩蔣時期,官方所強力推動的故事,就是「我們是中華道統的繼承人」,因此有獨特的歷史責任。台北大學社會系的學者葉欣怡3,整理1949年到1987年總統國慶演講的內容,就發現在60年代之後,蔣介石在演說中,不斷強調「五千年來」的文化傳承,並且對比對岸匪偽政權的「倒行逆施」和對中國傳統的「破壞」;在這個故事中,「我們」是中華道統正當的繼承人,全國同胞因此有責任對抗中共政權。
對比前面提到民族主義的三種類型,這裡可能最像第三種: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獨特地位」,就是擔負反共、復興中華的責任。直至今日,雖然「反攻大陸」早就不再是政府目標,但「傳承中華」這樣的說法,還是受到許多「中華民國派」真心擁抱。
這樣的故事,又有什麼效果呢?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的研究員王甫昌認為4,這種「中國民族主義」的故事,支撐了國民黨政府「國難當頭」、「犧牲小我」的說法,進一步讓「動員戡亂體制」、「萬年國會」等不民主的「非常時期」安排顯得正當——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們當然在乎中國國難,甚至有責任反攻大陸,在這個目標達成之前,限制個人權利在所難免。
王甫昌也認為,面對這樣的故事,反對勢力必須說出替代性的故事,才能夠有效與政府對抗,而這就是70年代和80年代黨外陣營的不同之處:70年代的黨外,強調民主的大原則,但沒有直接挑戰「中國民族主義」的故事。直到80年代,反對勢力才開始系統性地提出新故事:新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們,強調「四百年來」台灣人被一個又一個「外來政權」統治,國民黨只是另一個外來政權,而台灣人終將掙脫外來政權的壓迫,走向「台灣人出頭天」。
根據王甫昌的分析,這個故事可以有效支持民主化的訴求:在這個故事中,中國的國難,與台灣人無關,因此不能夠用來正當化「動員戡亂」等不民主的安排。而這個故事,同樣也是關於「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故事:「我們」過去是一個被外來者壓迫的民族,總有一天會取得獨立的地位。
蔡英文說的新故事?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蔡英文總統今年的國慶演說,我們可以發現,她所說的故事,雖然不再是「中華」的故事,但明確是以台灣為範圍(這或許也對應到,台灣人抱持中國認同的比率,從2000年時還有約半數,到了2020年就剩下兩成多,有萎縮的趨勢5),但是似乎也不同於上一個世代台灣反對運動動員的「四百年外來政權壓迫史」、「台灣人出頭天」,不再是一個「追求自主」的故事。
相反地,她似乎更強調「團結堅韌」這樣的特質。今年的「韌性」主軸,就已經強調這點;而在去年的演說中,她所引用的事例,還包含「八二三炮戰中,英勇奮戰的國軍沒有分省籍」,她也超越省籍的框架,提到「瑞莎原本是烏克蘭人,温貞菱的母親是菲律賓華人」,而這樣多元組成的「我們」,在這幾年來,不但一起團結對抗疫情,還一起也對抗國際打壓,「國旗不見了我們一起生氣、台灣被打壓我們一起憤怒」——團結面對挑戰的精神,似乎隱隱然成為蔡英文演說的重點。
從這個觀點來說,蔡英文所要講的故事,似乎已經又是另一個版本,更像是前面說的第二種類型:「我們有什麼美德?」,如果美國的答案是「自由」,波蘭的答案是「犧牲」,蔡英文版的台灣,答案似乎就是「團結堅韌」。
這也不是蔡英文一人在講的故事而已,在網路上(特別是「泛台派」的網路社群中),包含「防疫共同體」、「同島一命」等說法,都曾經是重要的用語;而這樣的說法,有時更會與「民主」的價值結合,成為「在侵略的威脅下,團結守護民主」的故事。
民族主義的故事,不一定要轟轟烈烈,也可能漸進改變。而「團結堅韌」是否會成為台灣新的民族主義故事主軸?會不會有更多人,運用這樣的方式,去回顧台灣的歷史,串接成能夠打動台灣人的故事?歷史告訴我們,一則故事的成敗,並非事前注定,也非一人一黨可以單方面決定,而仰賴「一般人」們是否買帳,是否也會運用這樣的方式訴說「我們」的故事。因此,這也取決於會否有其他說故事的方法與之競爭?
就此,以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近來的論述而言,並未批評蔡英文版的「團結堅韌」故事,而是比較強調國名必須是「中華民國」,且批評在國慶中「中華民國被消失」。值得觀察的是,在「故事」的層次上,這種「中華民國派」,能不能發展出與「台灣人團結堅韌」相競爭的故事主軸,是否能夠有效連結此刻的台灣,和武昌革命(甚至所謂「中華五千年」)的「傳承」?還是會也會挪用「團結堅韌」的故事主軸,但想辦法將這個故事連結到中華民國?
另一方面,先不論國名與憲法問題,本土的陣營是否也會採用蔡英文提出的「團結」故事?還是會堅守原先的故事說法,強調對外來政權的抗爭、追求自主,又或者會發展出其他故事型態?對於關心台灣人認同的人們來說,這些都是值得持續觀察的重點。
- Zubrzycki, Geneviève. 2006. The Crosses of Auschwitz: 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Post-Communist Pol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nikowski, Bart. 2016. “Nationalism in Settled Tim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2:427-449.
- Yeh, Hsin-Yi(葉欣怡). 2016. ”Telling a share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o invent nationality: The commemorative narrative of Chinese-ness from 1949 through 1987 in Taiwan.” Memory Studies 11(2): 1-16.
- 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第1期,頁129-210。
- 謝達文(2022.9.27)。〈中國認同在台灣還有市場嗎?都是「台獨教育」惹的禍?〉,《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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