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洛纓／尋找萬瑪才旦：「寫作只是一個凡人的慾望」

（※ 文：吳洛纓，編劇、導演。）

我花了好幾天，努力「理解」萬瑪才旦導演（以下簡稱：萬瑪）驟逝這件事。

你說，這有什麼好理解的，「死亡」不就是像他小說《死亡的顏色》中寫的：「他說，我看到了死亡的顏色，但也沒有機會問死亡到底是什麼顏色。」他自幼體弱，閱讀成為他生長的滋養，從小「過一種精神生活」。在訪談中曾提到：

有時候，你覺得老去、生命，這些都是很自然的，但有時候，你會覺得人很脆弱的，你會因爲這些而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當你身體好的時候，覺得什麼都是有可能的，都是你能完成的，你身體的能量支撐你，支撐你的慾望野心、之類的。一旦你感到不適，就會有無力感，會清晰地感知到：什麼都不是無限的。體力啊，才華啊，都是有限的。¹

訪談在這前提下，導出他創作的動機，不管物質條件如何，無論小說或電影，都是像吃飯、睡覺的需求，不須刻意強調其重要性，是他存在的一部分。當他的肉身因病不堪使用了，他飽涵敘說慾望的靈魂，會去哪裡？

在他2019年上映的電影《氣球》的最後一顆鏡頭：一顆紅色的氣球飄起，越升越高，越升越高，沒有人相信氣球能去到那麼高的地方，但電影裡的角色都仰望著，甚至需要瞇上眼睛，在氣球隱沒入雲際之前，結束。我私心推想，在他都嫻熟的兩種語言（小說和電影）中，他可能偏愛電影多一些，明瞭有限的道路中，他突然揚起，不向前也不後退，他起飛。

但這些強作解人的想法，都無法掩去我對萬瑪離開帶來巨大的悲傷、惋惜與失落。即便我是學習中的資深佛弟子，無常是一次又一次銘刻在人生經歷裡。當它顯現在眼前時，依然聽得見心裡不捨的哀鳴。

我眼中的萬瑪：體現作品裡的純樸與敏銳

2017因著工作機會才與萬瑪結識，香港的製片方想拍一個拉薩的故事，還找了位藏族導演，但沒有告訴我是誰。在北京見面時，才發現是剛拿下金馬最佳改編劇本《塔洛》的導演。原以為會遇見像2011年去藏區轉山時遇見的漢子們，結果是斯斯文文帶著書卷氣的小說家。他不像某些導演講故事時飛揚跋扈，更多時候，他說話節制卻堅毅，說到離奇處，我們已經吃驚地瞪大眼，他還是以行板的節奏進行著，然後我們決定一起到拉薩做田調。

進入藏區需要辦理入藏證（類似簽證的文件，由官方的旅行社簽發），行程一延再延，我詫異2011年近一個月的轉山之旅簽證非常順利，數個月後才知道是政治因素的阻撓。一個台灣的編劇沒事去拉薩做什麼？在落地拉薩後我和助理被帶到一個不知名的辦公室，號稱「總經理」的人如此詰問我。來玩，我如實以告，田調（他們稱之為采風）和玩差不多，到處走走，沒有特定訪問什麼人。

即便如此，接下來的住宿交通都像隱隱有雙眼盯著，和萬瑪一行會合後，我竟然開始有高原反應（上次入藏完全沒有），期間吃藥、萬瑪找來藏區才買得到的草藥飲、在飯店叫整瓶氧氣......都不見改善。白天跟著萬瑪拜訪他的朋友，有開書店的老板、開著飯店藏族歌手、去了蒙古詩人的家、去看熱心夫妻經營的藏獒救援中心、參觀因工業蕭條又重生的手工羊毛毯編織廠、認識當地的作家學者。

萬瑪在拉薩相熟的朋友很多，但夜裡我卻像隻困獸無法成眠，得扶著牆才能行走或停下來喘氣休息。第七天，在萬瑪堅持有認識的醫生才說服我就醫，急診醫生說你再晚來半小時就完蛋了。緊急輸了四小時的純氧後，我像安上電池般立刻活蹦亂跳起來。我頑固地想靠意志力撐下去的念頭被識破，萬瑪救了我一命。

回程離開前，萬瑪送我一本剛出版的文學刊物，刊載他的短篇小說《氣球》，他說想拍成電影......後來，有一週我們「關」在上海寫本討論故事，因為對飯店的食物膩了，決定出去吃晚餐。飯店對面的整條街上都在賣小龍蝦和熱炒，熱鬧喧騰。

我們很有默契地對拉客的人搖頭，直走到更遠處，找了家不知道中國哪省的麵食小館，人不多，我們不介意用餐間的沈默，在繁華的大上海，我們安於做一個異鄉人。吃完繞遠路散步，談宗教、輪迴、保羅索倫提諾、小說。經過小水果店，許是關在飯店吃台灣泡麵的行跡，他問我要不要買些水果在飯店吃？在他作品中的良善質樸或細膩敏銳，日常就感受得到。

萬瑪才旦：「寫作只是一個凡人的慾望」

後來因為溝通成本過高，他獨自寫完劇本，寄給我看，和我們之前頻繁討論如何在商業市場和創作取得平衡的走向不同。我大喜，這才是萬瑪該寫該拍的作品：2018年得到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最佳劇本《撞死了一隻羊》。這部片的原創音樂是林強，2019年《氣球》裡他也與廖慶松、杜篤之合作，有時他會到台灣看後期製作，我們見面吃飯，默契地交換茶葉，櫥櫃裡還有他送的崑崙雪菊。一回在上海的麻辣鍋店，製片人問我們關於輪迴：是不是我們「過去」曾經認識？我們都笑了。如果是「過去」誰會記得呢？我說如果有「過去」我們應該像是某個學校裡的老同學吧！

於我而言，萬瑪更像是個老師，他的小說和電影召喚我重新深思創作的本質，自我與文化之間的關係。藏區使用他們自己的文字語言，傳遞他們的思想情感，他們本就因宗教與生命之間的緊密相連，形成獨特的文化。萬瑪的影像語彙使其獨立而完整，布達拉宮外，不斷有藏人停下來與萬瑪合影，他始終耐心微笑以待，他知道自己對藏族的意義，那不是地位，而是使命。他在政治和審查的夾縫中生存，也沒有被難倒。

是什麼驅策著他？訪談中他述說創作的深層動力來自：「人的慾望，原欲，身體之內就有的慾望，真正的智者是不需要表達的，釋迦摩尼沒寫過書，蘇格拉底也沒有寫過書，所以，寫作只是一個凡人的慾望。」

我親身經歷過藏區物資有多稀缺、生存條件多困難，但他從早期的《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到《塔洛》，幾乎無間歇一路拍下來。即便《撞死了一隻羊》與《氣球》開始有資金進入，依然不是那麼有餘裕。因為他拍攝的對象是藏區、說著藏語的藏人們，他的影像對這世界做了清晰的文化轉譯，使藏區擺脫風景明信片或者香格里拉式的櫥窗感，也打開藏人作為這世界的一份子，不只是政治受難的符號。

在他片中，除了實相還有夢境的套疊，但他沒有讓影像停留在任何一個夢境裡，他既現實又荒誕，創作於他而言像一個修行的過程，「是一個無形積累的過程，你必須去經歷、觀想中無意間『得道』，不刻意。」這也符合他偏好「舉重若輕」的方式講故事。

轉山那年在藏區行旅，有時吉普車日行數百公里，會看到「來路不明」的摩托車從遙遠的前方對向騎過來，車上掛滿行囊，經過，又在身後不知往哪裡騎去。認識萬瑪，符合這種物理上和精神上的雙重相遇，錯身時像電影高格攝影被放慢了動作，我有幸得以對行旅者的面目多看了幾眼，你想再看得更仔細，他已絕塵。一行八輛的吉普車司機，總在休息時自然地坐成一個圈，他們說說笑笑，感情很融洽。我在一旁好羨慕，為什麼他們那麼容易快樂。

拉薩之行最後一天，在教授引導下我們在西藏大學校園閒晃，那是個沒人上課的星期日。走來走去後我們自然在一片草地上坐下來，圍著一個大圈，傳著零食，沒特地聊什麼，也沒有人怕沉悶焦慮地帶話題。我們之間有初相識的朋友、有一起工作的夥伴，但此刻我們一起在這裡，也說說笑笑，初夏的風軟軟地吹拂，我記得當時有種被接納、被招待的感覺，愉悅而溫暖。如果我要尋找萬瑪，應該就在那個圈圈裡，未來的某一世，我們還要做同學。扎西德雷。

• 本文中萬瑪的談話引自《遇到萬瑪才旦》，作者：徐曉東，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