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年的不公平：BLM遍地開花，從美國非裔運動的經濟因素說起

Black Lives Matter，簡稱為BLM，是在2012年起，因一系列警察執法造成非裔死亡事件，大眾於網路聲援所使用的標籤以及運動標語。BLM在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間，突然到達運動的熱度高峰，係因喬治・佛洛伊德疑似使用20元偽鈔，遭白人警察在盤查時壓頸在地而亡的事件。

佛洛伊德事件本身引起很多爭議，有些人認為使用偽鈔就是不對；有些人則認為基於法律無罪推定原則及比例原則，警察不應在疑似使用偽鈔的現場使用這麼大的武力。而許多非美國的閱聽者，可能會不解為何單憑這個事件，足以引起這麼大的風波和暴動。這需要深入到美國非裔公民權與種族政治的脈絡中，從運動本身、經濟背景及其他社群的關係來思考。

遍地開花：BLM的社群組成與推動策略

BLM是多重樣貌、極度異質的社會運動，但訴求主軸還是圍繞在系統性的種族主義。第一種異質的成分在於運動的訴求，它從最早的警察過度執法，衍伸到對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各種公共服務系統進行改革，包含品質優劣不齊的公共教育、警察、監獄、毒品、工作權、民權、醫療權、精神衛生等議題。

第二個異質成分在於運動支持者的組成。帶有不同理念的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包含經濟上極左、泛左傾、中間路線及右傾的團體與個人，都積極參與這場運動。極左團體包含美國托派、美國毛派、與Antifa（反法西斯主義團體）等；具有左翼關懷光譜的有美國民主社會黨人、社會民主派與政治主張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者。

另外也有長期藏身兩大政黨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支持者，與擁抱市場經濟的自由派。也有在經濟上右傾，新自由主義的種族政治關注者。以上只是從經濟面向的光譜列舉，還不包含在宗教觀點上有伊斯蘭認同的非裔，或者在地域認同上美國東岸、美國西岸、和美國南部的政治分歧，以及許多在日常生活中的支持者。

這些人對警察議題的訴求與手段也有很大的差別。比較激進的是廢除警察制度，希望能終結國家的合法暴力。比較溫和或強調建設性的團體，則要求刪減警察預算，將資源用於真正的問題癥結，即社區安全網絡的改善。也有單純要求警務改革與警察訓練等訴求。

無論是上述哪種訴求，不外乎是要求各級政府，針對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問題進行改革，其針對的對象從聯邦政府、州政府、郡政府及市鎮政府都有不同意義。因為各級政府掌握不同種類的預算別門、資源類型與專案特性，所以各地也都發展出符合當地現狀的訴求。例如日前密西西比州決定移除州旗幟上的美利堅聯盟國（美國內戰中允許蓄奴的南方州）圖樣，此外也有許多城市提出警務改革的專案。

非裔民權運動的抗爭方式一直以來都非常分歧，抗爭者在手段上也是異質的。從和平示威、彩繪、宣傳等軟性的群眾，到激進路線的塗鴉、燃燒、與警察對峙、與相反意見者對峙等都有，在訴求和手段上，呈現了遍地開花的異質運動組成。

美國非裔處境的歷史背景

若要理解系統性的種族主義，要從美國的經濟階級歷史談起。美國是一個拓荒者殖民國家，在西部殖民時期，對美洲原住民進行迫遷與掠奪。同時，南方棉花經濟下的奴隸制度到1865年後才逐漸終結，而在這之前，許多歐洲裔地主與政治菁英是有蓄奴的，這也是為什麼有BLM的運動者，關注開國元勳及早期從政者的雕像移除議題。

一戰後的孤立主義、大蕭條以及新政，是奠定美國社會安全制度基礎的事件，然而到了今天，社會安全網已經不足以撐起個別貧困家庭。而二戰則是解放了婦女勞動力以及奠定軍工業的基礎，也開啟了冷戰和經濟上的新保守主義。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在經濟上還是偏向海耶克式的施政，尊重「市場機制」，對於基礎社會保險以外的財產重分配措施，及擴大政府公共支出以刺激市場流動的方式都相當反對。

而美國的非裔種族問題，不能脫離與上述背景有關的個人資本積累。1790年美國確立了只有白人才有公民權，1866年非裔取得公民地位，在這之前，非裔是沒有土地擁有權的，也因此非裔普遍的自有住房及農地比例較歐裔低很多，進而影響個人財富的原始積累。

而1964年的民權法案，則是確立了非裔美國人的平等公民權，也就是在教育、住房與勞動等不得有歧視與差別待遇。這個將近兩百年的落後，讓貧窮的黑人比貧窮的白人更窮，而這也是今天尚未完全解決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美國非裔社會學家W. E. B. 杜波依斯就主張對種族問題進行階級分析，他認為社會主義的社會是終結種族歧視的道路。

1964年的民權法案，在當時對於文化保守主義的白人群眾來說是很大的衝擊。越戰後，種族主義支持者從主張「黑白隔離制度」轉往「建立／維持基督教白人國家」的論述，希望能維持白種人領導的歐洲種族血統國家，也因此才有新納粹、三K黨、光頭黨等團體。而海耶克反對財產重分配的新保守主義觀點，正好切合維持非裔在經濟弱勢的架構，可以詮釋為文化保守主義和經濟保守主義在當時的合流。

然而在美國企業力量越來越大，企業體具有高度獨占力量的新自由主義架構下，白人與其他族裔的勞動者，被高度機械化的社會擠出了農業、工廠與其他產業的勞動市場。這些流動或失業的白人勞工階級，因為經濟條件不若以往或轉換跑道不易，成為新保守主義或新納粹主義動員的對象，將非裔、其他有色人種與移民視為責備以及搶奪工作的假想敵。

這幾年來，許多新納粹相關團體會巡迴各大美國城市示威遊行，而Antifa等左翼團體則會號召群眾與之對峙。也有許多警察會與新納粹團體聯絡、交換訊息，甚至有多起警官以個人名義參與的案例。這一個月來，我們也看到很多自主動員的白種至上團體，與BLM運動者形成雙方對峙的情形。

這樣的歷史脈絡，對非裔社群而言在經濟與政治上有兩百年不公平的歷史。BLM運動者普遍認為一直到今天，房地產、社區安全、教育、健康、交通系統，以及最受爭議的警察執法體系，都還存有許多系統性的不平等情形。這種不平等對於有色人種，尤其是非裔影響特別明顯，是許多歐裔族群難以體會的生命經驗。這也是為什麼BLM運動中特別強調非裔的處境，而非全體公民的處境。

BLM與其他社群及議題的關係

民眾使用槍枝反擊，是美國警察體系很常見的恐懼。美國警察進行盤查或攔檢的頭幾個問題，就包含是否有攜帶槍枝以及是否有上膛。擁有槍枝最主要還是來自於對古典政治自由主義者的支持，通常被化約為共和黨的支持者較為支持槍枝。非裔因槍枝傷亡的比例明顯比歐裔及其他族裔高了許多，而BLM運動中有些人的訴求便是要求更有效的槍枝管控。

另外，空間正義也是BLM運動中重要的課題。美國因為非裔較晚才取得借貸、擁有地產等公民權，因此許多大城市的房地產都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紅線區」（Redlining）。最早是因為國內的信貸銀行，針對大城市進行城區的安全分級，逐漸演變成對不同種族差別借貸的放款政策；慢慢的，好的城區演變成白人聚集，壞的城區則貸款給有色人種。

這樣的聚集也直接決定了房價，而房價又再次穩固了安全分級的作用。美國的公立學校以及地方市政服務，是以房屋稅收作為稅基，因此房價直接決定了該社區的基礎建設品質以及教育品質，紅線區的做法一直到1970年代才被揭露並立法遏止。然而直到現今，在有紅線區歷史的城市裡頭，只要非裔開車進到傳統白人社區，偶爾還是會引起居民的緊張，社群網站上也有許多白種社區居民要求非裔居民離開的爭執影片。

許多針對議題的交織性討論也在BLM出現。例如非裔女性在職場的情緒勞動，或者有色人種與非裔跨性別者遇到的性暴力問題，美國亞裔社群也討論反省亞裔社群內部對非裔的歧視態度。更重要的是，有許多針對運動手段及運動領導的討論，例如其他有色人種在BLM運動中的位置，或者廣大的BLM支持者如何適當參與非裔為主的運動而不喧賓奪主。

小結

BLM運動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只是警察針對非裔暴力的問題，也是非裔社群在兩百年間家族財富積累不利的情形，也是空間正義的問題，也是性少數處境的問題，也是槍枝管制問題，更包含大眾文化如何再現非裔生活。

總的來說，BLM運動已經演變成對歐裔美國性的重新思考，也是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檢討，到底聯邦政府、州政府、郡政府與市政府要如何對待自己的公民？要用什麼方式治理社區內的安全與種族問題？資源重分配在一個資本積累不平等歷史的國家適不適當？美國的國家靈魂到底是什麼？

我想對台灣的民眾而言，在理解非裔與白種至上的思考後，再回頭看台灣內部反身性的討論也許才有意義的連結。也就是說，重點不單是認不認同BLM這個運動的訴求及手段，更是我們可以從「他處」的例子與論述中，看到我們與「他們」的差異與共同性，從這些差異與共同之處，才會讓我們對台灣的族群問題與現狀，有更寬廣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