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眼的法庭：斷人生死，國民法官夠資格嗎？

1999年，台灣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集結了上百位各界重要代表，留下超過1,800頁的會議紀錄。但司法需釐清、梳理的議題何其多，此時的改革並沒有落實，也未讓未民眾和司法人凝集共識，司法改革就停在當時的討論，成了一個遺憾。

2010年中，接連發生數起兒童權益的爭議判決。該年8月，林男性侵6歲女童案，高等法院以「未違反女童意願」，改判刑期較輕之罰責；無獨有偶，同年9月的吳男性侵3歲女童案，最高法院認為無法證明被告違反女童的意願，要求二審調查是否改用刑期較輕的刑罰。裁判結果經媒體報導後民怨四起，9月25日爆發「白玫瑰運動」，不僅推動修正刑法違反性自主章節，同時也開始討論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試圖止息民怨。

自2011年後，司法院擬定了「人民觀審制」的試行制度。然而多名學者批判觀審制的設計裡，人民（觀審員）僅能旁聽，對判決並無影響力，僅能淪為法官的橡皮圖章^{1 2}。歷經數年的討論，觀審制仍未獲得多數人認同，司法改革再次停滯了下來。

時光流轉，2017年，蔡總統啟動的「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結束，其會議報告書的結論指出「人民參與審判是優先推行的司法改革政策。建請司法院考量國情，參考各國的實施經驗……著手研擬草案與起訴狀一本等相關法案的配套修法，送交立法院審議，儘速讓「國民法官」走進法庭」。司法院基於「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結論，於11月30日向立法院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簡稱「國民法官」制度），希望能讓停滯了多次的司法改革，真正地上路 。

揉和德、日制度的國民法官

司法院本次提出的「國民法官」制度，並非傳統的陪審制（英、美等）、參審制（德國、瑞典等），我國的國民法官的制度設計上非常非常接近日本的裁判員制，而國民法官制和裁判員制擷取了傳統陪審制的「全民皆可參與審判」的平等精神，同時也盡力地保留了「職業法官和國民法官並非對立，乃是互相討論、裁判的對等共同體」的參審合作精神（表1），試圖在兩種制度之間取得平衡（當然，權衡之後的結果仍有待時間考驗）。

司法院本次推出的草案，以刑事重罪為審判目標——最輕本刑七年以上之罪、故意犯而致人於死等案件——才會進入國民法官審判的程序，而鄰國日本也有類似的規定（最重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以及因故意犯而使人死亡之案件）³，以重罪為標的，不僅可降低國民法官的負擔，也可讓人民參與司法權的制度具代表性。而可參與的國民資格，只要年滿23歲即有機會可擔任國民法官，相較於德國尚需參考職業、社會地位以遴選參審員，我國之規定較能體現國民意志，讓司法判決更貼近民心。但相對而言，全民皆可能被抽中，代表著不論個人意願或客觀條件，皆有可能被國家強制停滯個人工作和生活，此點是否能被台灣社會所接受，仍未可知。

此外，在職業法官和人民法官的關係上，相較於陪審制的分工、分治（法官不參與陪審團之討論；陪審團不參與刑期之研議），我國的草案制度偏參審制，職業法官和國民法官為平等、合作關係。在法庭上，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權力相同，都可質詢證人和被告，也可互相討論對於證據的看法。而在評議和討論時，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也是共同合作關係，一起決定有罪與否，更可就刑期共同進行裁量。換言之，司法不再由少數司法菁英所掌握，人民在司法權裡明確地得到權力。

而我國的版本在法庭組成和裁量刑期的設計細節上，則綜合了日本和德國的制度；我國國民法官的審判法庭組成和日本相同，皆為國民法官六人，職業法官三人，相較於德國的人民法官兩人、職業法官一至三人的比例，我國的設計較能體現國民法官的意志。而在定罪和量刑上，我國國民法官制度則揉合了德、日兩國的制度，定罪上採行了較嚴格的德國版本，而量刑則近似於日本的裁判員法。我國司法院提出的草案版本第八十三條規定，需包含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在內達到三分之二人數同意，才能判定被告有罪。

以表2的說明為例，可以發現到我國在組成上的設計提高了國民法官的人數，以彰顯人民才是政府主體之精神，而在定罪上的設計，則為求慎重且避免冤案，採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同時考量職業法官之專業，希望能提高職業法官的權力，因此再設下決議皆需包含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的門檻（換言之，有可能會出現6名國民法官皆認為有罪，3名職業法官認為無罪，最終判決卻是無罪的情況）。

而量刑上，第八十三條規定第四款的設計則參考日本裁判員法，在需包含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的意見前提下，以最不利於被告之意見，算入次不利於被告之意見，直到過半數為止為評決結果（表3）。

日本如何宣傳裁判員制度？

當民眾要親自接手司法審判權時，陌生和排斥感是各國政府推動國民參與審判最大的阻礙。以日本為例，2005年日本內閣的民調顯示，有71.5%的國民知曉政府即將實施裁判員制，但僅有25.6%的民眾願意擔任裁判員，更糟的是，根據該調查，將近一半的民眾表示自己「無法判斷他人有罪與否（46.6%）」和「不想斷人是非（46.4%）」，而約五分之一的民眾認為裁判員制「影響個人工作（19.9%）」⁴。嚴酷的數字顯示，即便是認為急需司法改革的日本社會，民眾在面臨履行義務時，仍有相當大的比例不願意或無法參與司法。

然而，台灣無論在文化或社會結構上和日本相近，而且我國企業通常無法接受員工長達數週離開工作崗位，在國民法官制度實施之前，司法院應當就我國民眾意願、企業配合的能力進行思考和探索，以避免國民法官制度上路後，又造成另一種民怨。

日本政府的調查讓日本政府了解，有必要加強民眾對於裁判員制的了解，進而支持這項政策。因此編列了13億日幣之預算，針對不同階層的民眾，以動畫、雜誌專文、法官親上媒體等方式，大規模地向民眾說明這項展新的制度。

因此，日本最高法院邀請了當紅女星，酒井法子，拍攝官方的宣傳劇《審理》。劇中設定一名男子在爭執中，因懷孕的妻子被對方推倒，因此憤而殺人的假想案。酒井法子飾演對裁判員制度不熟悉的家庭主婦，因此檢、辯雙方必須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平民裁判員說明案情、辯駁證據，以戲劇的方式向國民表達法庭內將會出現的攻防。同時，也不斷強調，國民參與審判後，法官並不會因此減輕必要的責任，反而要擔任說明者的角色，與平民裁判員合作，以達到公平的審判 ⁵。

除了官方的日劇外，媒體也發現到民眾對於新制度充滿好奇心，因此在制度上路的前一個月，趁熱推出了民間的日劇，《魔女裁判》。劇情設定在某殺人案中，神秘組織針對六名裁判員進行個性、身分調查，並進而掌握弱點、一步步地操控審判之進行。在深夜日劇的時段裡，平均收視率高達7.3%以上，顯見在官方和民間的協同助力之下，裁判員制度獲得了極佳的宣傳效果。

台灣民眾為什麼不相信司法？

台灣民眾為什麼不相信司法呢？難道是因為對審判程序不熟悉嗎？依據中研院2012年的研究發現，曾參與案件審判的民眾，反而對司法系統更失望，因此民眾的負面情緒並不是來自於不熟悉司法流程。而中研院也發現，民眾的負面觀感並非完全來自於媒體，影響民眾對於司法信心最嚴重、造成最大的負面觀感的是「法官認知與社會脫節」，同時該研究也發現，若是民眾「愈支持『無罪推定原則』的價值」，則對法院越有更正面積極的觀感⁶。

據此，建議司法院未來在「介紹國民法官制度」時，強調人民參與審判，將能一改過往司法判決和社會脫節的困境，讓國民法官協助職業法官從真實社會人生的角度出發，感受檢辯雙方的生活。而在傳遞「國民法官運作精神」時，強調「無罪推定原則」對人民的寶貴價值，而職業法官將協助國民法官了解無罪推定、罪疑惟輕的精神，以貫徹保障一般民眾的權益，從民眾關注的角度切入，才能有效地達到國民法官制度恢復人民對司法信心的目的。

判人死刑，有資格嗎？

國民法官制度公佈至今兩週，民眾的觀感如何？又在擔心些什麼呢？檢視法律相關的臉書粉絲團（如：法操、鳴人堂等）後發現，探討國民法官之貼文仍然很少。而貼文下方的民眾留言，極少數表達支持立場，如：「感覺很有意思……但願意改善架構願意和人民溝通願意消除實務執行上的難處，總是好事，希望在上下一心的努力下能夠讓司法制度越來越完善！」留言的多數民眾擔心引入新制度後將導致民粹治國、媒體引導判決等不良情況，同時也有質疑人民素養是否足以判人生死的能力；僅有少數民眾對於制度設計上提出質疑，並且都集中在遴選資格（如：才23歲怎麼能當法官？）。

台灣和日本一樣，在國家將判人生死的權力交回人民手上之時，國民都會感到迷惑和害怕，心中總會浮起「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罪？」、「我怎麼知道應該要判幾年？」、「電視都說他有罪，那你為什麼判的跟我不一樣？」甚至也有可能發生媒體輿論大肆報導，影響了國民法官的自我意志。或是企業不願意給予公假，所以人民只好想盡辦法裝病、出國來逃避。

上述的假想雖然聽起來有點可笑，但在未來的台灣卻極有可能會發生。司法院在宣傳國民法官制度之餘，不僅要思索配套措施，更要降低民眾的疑慮，才有可能讓人民真正地擔任國民法官。畢竟透過鍵盤斷案十分簡單，但殺人的槍握在手上的時候，卻不是人人都能扣下扳機的了。

• 中、日、韓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比較表。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網站。
• 王以齊。人民參與審判法治之研究。司法研究年報第32輯〈刑事類〉第7篇。
• 杉田宗久（2013）日本裁判員制度之程序與運用。司法周刊。第1650期。
• 洪光煊（2006）日本實施國民參審制前之因應措施。法務通訊。第二二八八期。
• 謝賢璋（2014）我國試推行之人民官審制之研究—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借鏡。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系碩士論文。
• 陳恭平、黃國昌、林長青（2012）台灣人民對法院的信任支持及觀感—以「法官判決公正性」及「法院表現滿意度」為中心。「台灣人民紛爭解決行為暨法意識實證研究調查」發表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暨法律學研究所法實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