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諜戰片探尋（上）：《揚子江風雲》影像內外的「政治風暴」
2020年以來，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將數位修復電影搬上各影音平台，這些作品本身就是台灣電影史，在網路時代裡，讓大家重溫老電影，感受台灣電影發展的歷史紋路。
近日，登場的是1969年李翰祥執導的著名諜戰電影《揚子江風雲》。1960年代是台灣間諜片最為蓬勃的一段時間，1962年007系列第一集《第7號情報員》問世之後，旋即在國際間引起轟動。在台灣，《第7號情報員》是1963年西片賣座排行第三的電影，《第7號情報員續集》則是1964年的西片賣座冠軍。自此開始，007系列在台灣站穩票房前列的位置。
伴隨007系列熱潮，1964年台語電影《天字第一號》很快地引領台灣間諜片的潮流，而後，台語電影也出現不少跟拍之作。國語電影方面，根據諜戰小說家鄒郎原著《死橋》與《長江二號》翻拍的《揚子江風雲》大獲成功之後，「長江一號」不僅成為諜戰人員代名詞，此後也接續有鄒郎原著改編的電影《長江一號》、《重慶一號》等諜戰電影，甚至1986年中視也有電視劇版的《揚子江風雲》。
不過，弔詭的是，儘管《揚子江風雲》風靡一時，但是電影史相關論述與史料卻相對缺乏。李翰祥厚重的回憶錄《三十年細說從頭》當中，沒有觸及這部作品的來龍去脈。另外，李翰祥1963年在台灣成立國聯影業公司，對台灣電影帶來相當的衝擊，也因此李翰祥與國聯都曾是電影研究的主題，不過《揚子江風雲》依舊不是其中的重點。
到底《揚子江風雲》製作的來龍去脈是什麼？這個歷史脈絡的追尋，一方面可以看到1960年代台灣在國際冷戰體制以及內部威權體制下的電影產製；另一方面，諜戰的邏輯是辨別敵我，也因此諜戰電影有著相當的政治性。195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就強調軍中文藝，1960年代是台灣電影慢慢開始立足的年代，其中一部分電影也呼應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我們如何放在文化政治的角度來解讀《揚子江風雲》？
最後，更為有趣的是，《死橋》這樣一部描寫國軍抗日的小說，將近40年之後，被中國翻拍為電視劇《長江一號》（2008），這意味著什麼？
冷戰下，台灣與香港「自由影人」的恩庇依持
1926年出生於中國的李翰祥，歷經北京與上海的油畫與電影專業的學習，1948年到香港發展，1954年進入邵氏，1960年代開始成為邵氏的重要導演。李翰祥開始擔任導演的年代，正是台灣政府與香港「自由影人」建立如恩庇、依持關係的年代。
冷戰時期台灣以「自由中國」自居，需要拉攏香港電影人的效忠，以示影人心向自由台灣。這種效忠又必須為大眾所見，因此，自由影人也必須參加雙十節活動、勞軍等，而其交換條件是拍片的優惠待遇與輔導辦法等。這種交換關係之外，還有監視的組織確保效忠，香港有支持國民黨的力量，也有支持共產黨的左派勢力，為了確保來台自由影人的忠貞，支持台灣的自由影人於1957年成立「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港九運往台灣的影片，沒有自由總會的證明，不予受理。
1960年代的中國還在封閉狀態下，當國民黨政府大力招手之際，台灣成為香港電影最重要的海外市場。此刻，台灣的中影尚未完全立足，倒是香港電影已經翻開新頁。1950年代後期開始，邵氏與電懋兩大電影公司激烈競爭，兩者的競爭從香港延伸到台灣。1960年代台北電影院的國片票房紀錄當中，基本上是香港電影的天下，年度十大票房榜當中，香港電影基本過半，其中，李翰祥又是出現次數最多的導演。
1950年代末期，李翰祥在邵氏便已執導《貂蟬》與《江山美人》兩部黃梅調電影並深受歡迎。1963年他所執導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更創下放映186天的紀錄，主演的凌波該年來台灣參加金馬獎時，台北更是陷入瘋狂的狀態，一切只為能夠親眼目睹凌波風采。
按李翰祥在回憶錄《三十年細說從頭》當中的說法，電懋當時也要拍《梁山伯與祝英台》，但邵氏集中所有資源快速趕工，半個月就殺青，並搶先一步在台灣上映力壓電懋。附帶一提，電懋可說厄運連連，不但電影被搶先一步，根本一擊是1964年電懋董事長陸運濤在台灣不幸因飛機失事罹難。李翰祥雖然為邵氏立下大功，但功高是非多，各種流言衝擊他與邵氏的關係。也在李翰祥聲望正高的1963年，電懋所屬的新加坡國泰機構與台灣的發行聯邦公司，促成李翰祥來台灣成立國聯影業公司，國聯便是國泰與聯合的縮寫。
李翰祥極富電影理想，他心目中的藍圖就是集結電影好手，在台灣實踐好萊塢的片廠制。李翰祥雖是優秀導演，也為國聯提拔年輕的優秀導演並推出口碑之作，不過他卻不擅經營，導致國聯在1960年代猶如稍縱即逝的流星。
從鄒郎的《文化旗》找尋歷史線索
前面所說，是冷戰下台灣與香港的電影連結。不過，《揚子江風雲》是李翰祥與軍方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中製）的合作。中製所拍電影不多，鄰近《揚子江風雲》的是1966年的《故鄉劫》，其餘多是紀錄片。為何中製會與李翰祥合作？
此外，還有一個謎就是《死橋》作者鄒郎，在諸如台灣文學館所製作的作家名錄當中，都有關於他生平的簡短介紹，例如鄒郎是陸軍官校出身，1952年來到台灣，曾任職國民黨與警備總部，而後專事寫作。他的小說以抗戰間諜小說為主題，從1952年開始寫作《25號情報網》後筆耕不輟，作品幾乎都是諜戰小說，而且數量繁多有數十種。此外，曾創辦《文化旗》雜誌。
筆者原本期待李翰祥回憶錄以及李翰祥研究沒觸及的線索，或許能在鄒郎身上找到。看到這簡短的介紹，不禁有些失望，似乎沒有切入的可能，雖說被稱為「諜戰小說之王」，但是，鄒郎的作品能在圖書館裡找到的卻寥寥可數。相較於《藍與黑》、《滾滾遼河》等抗戰文學經典即使已隨時代變化為人遺忘，但也能在許多大學的圖書館找到。只能說，戰鬥文藝的作品還是有經典與通俗之分。
不過簡介中提到他曾創辦《文化旗》雜誌，到底這是什麼樣的雜誌？過去幾乎也沒有人提過，就從這裡找看看。沒想到，《文化旗》不但可以找到《揚子江風雲》的相關脈絡，也還可以一窺1960年代末期從《文化旗》視角延伸而來的台灣景況。
1967年11月創刊的月刊《文化旗》，如依台大圖書館的蒐藏所示，總共出刊41期，也就是維持了三年多的時間。《文化旗》可分兩個層面來討論，一是雜誌的內容，二是雜誌的廣告。就雜誌內容而論，《文化旗》是保守的中華民族主義觀點的雜誌，基本立場是反共（甚至質疑他人通匪）、仇日（甚至質疑他人漢奸）。
在反共方面，這份雜誌曾以「國難當頭，豈融通敵！」的標題，控訴時任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長的郭廷以率團赴美開研討會時，與支持兩個中國的費正清私通；在仇日方面，1967年梁容若以《文學十家傳》獲中山學術獎後，這份雜誌推出「國難當頭，豈容漢奸思想復活？」專題討伐梁容若。這兩個事件在當時台灣確實沸沸揚揚，郭廷以甚至因此事件波及，而後長期滯美。可以說《文化旗》是黨國意識形態當中的鷹犬角色。
就雜誌廣告而論，《文化旗》的內容是鄒郎立場的時政評論，廣告則是鄒郎間諜小說的推銷，雜誌第二期的廣告就推出「鄒郎說50種徵求現金10萬元合作出版」的大標題，廣告中羅列47種已完成的小說名目與價格，以及正在連載的小說四種。按廣告文義，47種列出名目與價格的作品旨在徵求經銷，「一切經理業務由投資人管理，盈虧案雙方投資合理分配」，「現金10萬元合作出版」則指報刊連載中的小說的出版。
威權時代下《揚子江風雲》的產製與評論
自1968年4月號開始，《文化旗》接續報導了《揚子江風雲》相關的事宜。
綜合1968年3月號〈當局懷念抗戰英雄烈士 中製拍攝籌拍《一寸山河一寸血》〉、1968年8月鄒郎的〈談談一寸山河一寸血片名問題〉、1969年7月號〈李翰祥要自思自量〉裡所述的相關訊息，再輔以電影資料館出版的《跨世紀台灣電影實錄》（2005），整個事件的過程如下：
- 1963年國聯買下《死橋》與《長江二號》小說版權，當時這兩部小說已歷10版，有一定知名度，國聯將之列為1964年拍片目標。不過，此事一再延宕。
- 1967年，國聯經營出現問題，依媒體報導，9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4組（主管宣傳）、第6組（主管心理作戰），行政院新聞局、中央電影公司、台灣省政府、台灣省電影製片廠，及財政部組成輔導小組，輔導國聯步上正軌。這一年的12月，國聯獲得第一、彰化與合作金庫三家銀行貸款600萬。
- 在高層的授意下，1967年9月中製廠長梅長齡與國聯李翰祥簽訂長期合作計畫，第一部電影是《死橋》、第二部是《長江二號》。
- 1968年5月開拍。李翰祥將《死橋》與《長江二號》兩部小說合併為電影《一寸山河一寸血》，國防部亦核可此片名並發布。不過，有論者在《青年戰士報》發表文章認為此片名與「十萬青年十萬軍」同屬中國青年軍所有，作為電影片名不宜。
- 1969年《一寸山河一寸血》於農曆新年在新馬地區上映，打破20年來國片在新馬地區賣座紀錄。
- 1969年7月7日《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台灣改以《揚子江風雲》之名在台灣上映，在台北共計放映129天，為年度最賣座國片，票房在1960年代僅次《梁山伯與祝英台》與《西施（上下集）》。
- 1969年7月與12月中製宣布繼續與李翰祥合作《將門虎子》與《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些作品最終沒有下文，倒是1971年雙方合作的《緹縈》上映。
附帶一提，根據1969年9月號《文化旗》的〈李翰祥的半下流新聞〉文章指出，《揚子江風雲》上映之前政府曾傳出禁演的消息。此消息無法確定，不過一向喜愛在雜誌中公開質疑通匪嫌疑的《文化旗》，1969年7月（也就是《揚子江風雲》上映的這個月），〈李翰祥要自思自量〉一文當中就指出李翰祥的作品與中共作品的相似。
《梁山伯與祝英台》與中國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神似；中國有《碧玉簪》，李翰祥就有《狀元及第》與《董永賣身》；中國有《花為媒》，李翰祥就有《四季花開》。簡言之，李翰祥作品不少就是根據中共電影改拍，藉此質疑李翰祥的親共立場。
1969年11月《文化旗》再刊登〈認識李翰祥 了解李翰祥 離開李翰祥〉一文，這是由剛離開國聯的重要幹部劉毅之所寫的公開信，洋洋灑灑列舉李翰祥濫用公司財務等多樣罪狀，也包括李翰祥禁止國聯藝人參加國慶典禮。
總而言之，圍繞李翰祥的政治因素不少，根據《李翰祥：台灣電影的開拓先鋒》（2007）一書，影評人焦雄屏對李翰祥的訪談，李翰祥便指出曾被鄒郎等人舉報通匪，被警備總部關了兩天。不過，李翰祥和中製合作的電影還包括1971年的《緹縈》，其間，應該是中製廠長梅長齡的力保，才能與軍方的製片廠繼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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