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影劇裡的竊聽者（下）：當你偷聽到不該聽的秘密
▍上篇：
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奇心，總想對別人的隱私一探究竟。近代文豪海明威（Ernest M. Hemingway）、喬伊思（James Joyce）幾乎都有同樣熱愛「泡」咖啡館、酒館的癖好。「偷聽隔壁桌的對話，猜測他們的生活背景，想像他們的生命歷程，之後故事就這麼發展出來了」！聽聞那些從陌生人嘴裡吐露出來的奇聞逸事，對於作家來說，毋寧是再好不過的現成創作素材。
英國著名諜報小說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甚至指出，間諜生涯和小說寫作其實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兩者都要隨時準備好去窺視人類的罪過。然而，在倫理層面，無論偷窺或偷聽他者秘密，本質上卻是被判定為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包括害怕被發現的焦慮、羞赧，乃至自我責備的罪惡感等。
據說，一個訓練有素的竊聽員，能夠從平時看似無關緊要的日常瑣事中推斷出諸多細節，比如當你與情人在床上翻雲覆雨時，他們會監聽記錄下你每一次的性愛時間，就連你上廁所大小便的頻率，或與友人抬槓閒聊、外遇偷情八卦等，任何關乎聲音的細微訊息，全都會被詳細抄寫在案。
相對而言，現代人對於「竊聽」另有一種比較浪漫而美化的說法是，所有城市漫遊者，大抵都從當個好的偷聽者開始。如果我們有一雙敏感的耳朵，就可能從偷聽來的隻言片語中，感覺到一些極富魅力的生活情趣和嶄新的時代特徵。
誠如2006年經典電影《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虛構了一齣東德秘密警察獲得救贖的內心戲，並從竊聽的過程中重新尋回了自身對人性的感召。2020年最夯的話題韓劇《愛的迫降》則是同樣（幾乎過度）樂觀地相信，竊聽者的人性本善和自我良心，終究是會戰勝遭受脅迫的外在恐懼。
既是加害者，同時也是被害者
《愛的迫降》劇裡扮演關鍵配角、貫穿全劇重要線索的北韓竊聽員鄭萬福（金永敏飾），起初原迫於生活的無奈，為了保護家人安危，只好聽命於上級的要脅指示，專門竊聽男主角李政赫（玄彬飾）的住家。
但在這過程中，本應扮演監視者的萬福，卻不知不覺地慢慢融入了對方的生活。他不僅聽到男女主角情真意切的戀人絮語，也深刻感受到政赫與同袍部下們洋溢著歡樂嬉鬧的美好互動，跟著他們又哭又笑。後來他實在受不了良心的譴責，便向男主坦承了一切，並且提供關鍵性的監聽證據，將劇中的反派人物繩之以法，藉此彌補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
除了揭露罪行，當《愛的迫降》劇情發展至下半場回到南韓時，同樣亦是透過萬福私下偷裝設的竊聽器錄音，女主角尹世莉（孫藝珍飾）終於聽到了母親在她昏迷時於床邊的懺悔告白，原來當年母親之所以把她遺棄在海邊，並不是因為討厭她，而是自己當時覺得不想活了，連帶產生一股想要拋棄這世界的厭世感。但等她後來自己驚覺做了錯事，再重回海邊卻已找不到世莉。「我並不是討厭妳，而是討厭妳所愛的我，我想藉由這樣來折磨自己」，母親的一番真心告解，讓尹世莉不禁淚流滿面，也因此化解了母女兩人十多年來的心結。
《愛的迫降》結尾迎來彷彿童話故事般的其中一幕，已決定不再從事竊聽工作的萬福，最後竟搖身一變，成為了蒐集自然聲音的聲景錄音師！過去由於接受監聽任務、迫使自己間接成為「加害者」而感到內心萬分痛苦，一直生活在陰影中的竊聽員萬福，爾後透過幫助「被害者」重新尋回正義與親情的緣故，從而也讓自己實現了人生的救贖。
由竊聽引發的殺機
人都是孤獨的，還總愛相互猜忌，相互窺視。
同是以「竊聽」作為關鍵話題，屢屢掙扎於「加害」與「被害」之間，2020年甫上映不久的韓國電影《南山的部長們》，卻是將深陷於權力漩渦中的人們，彼此爾虞我詐、互相吞噬，乃至埋伏在政治鬥爭與利益糾葛下的層層殺機表露到了極致。電影裡最教人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詞：「青瓦台是韓國風水最凶險的地方，住到裡面的人通常都不會善終」！
權力和猜忌往往能使人異化成魔。這部由禹民鎬執導的《南山的部長們》劇情藍本取材自1999年《東亞日報》連載韓國記者金忠植的一篇同名小說，內容以1979年韓國總統朴正熙被暗殺事件為依據，重現事發前40天的故事。
南韓影帝李炳憲在片中飾演表面上忠心耿耿、暗地裡卻是如履薄冰的情報部長金圭平。對外，他迫於美國強力要求南韓實行民主改革的政治壓力，朴正熙獨裁政權的正當性開始面臨挑戰，甚至發現總統辦公室還被美方安裝了竊聽器。對內，他又因朴總統一意孤行，偏聽警衛室郭室長的建議打算以武力鎮壓民變，致使兩派人馬角力隨之白熱化，彼此爭寵宣示效忠，並且相互不斷進行「監視」與「反監視」，終至水火不容。
累積已久的種種不滿，讓金部長起了殺機。而壓倒雙方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便是源自總統朴正熙按慣例宴請身邊權力核心人士的一次竊聽，在場包括朴正熙、警衛室長、總統秘書室長，卻唯獨遺漏了情報部長。深感四面楚歌且已被總統疏遠的金部長，在當天冒著大雨偷偷潛入宴席旁間、隔著牆聽到朴總統暗諷對他的不信任，讓他頓時驚覺一股顫粟感，臉上流淌的淚水和雨水早已經分不清。自覺不能坐以待斃的他，遂決定兵行險招，在下一場的酒席上突然發難。最終他開了槍，成功射殺了朴總統及其身旁親信。
慌亂之中，由於金部長是臨時起意，根本沒想好退路。當身旁的人問他接下來該去南山的情報局總部坐鎮，還是該先去軍部穩住軍心？金部長的臉上表情顯得有些茫然失魂而無助。像這般無預兆的謀反事件，卻終究難逃落敗一死的命運，總令人聯想起日本NHK大河劇裡刺殺主君的明智光秀。
當真相浮現，該選擇原諒還是追究責任？
電影《竊聽風暴》中，以演出史塔西秘密警察魏斯勒（Wiesler）一角而聲名大噪的前東德資深演員歐路奇．穆赫（Ulrich Muhe），在該片上映前夕，爆發了一樁遠比電影本身更具戲劇性、且過去不為人知的秘辛。歐路奇．穆赫在片商發行的電影手冊訪談中，公然指控他的前妻珍妮．葛羅蔓（Jenny Gröllmann）早年在東德時期曾經是史塔西的線民，並且長期對他與其週遭的戲劇界朋友進行秘密監控，甚至一狀告上法庭。
儘管葛羅蔓一再堅決否認，歐路奇．穆赫只好從「史塔西紀念館」調閱出當年葛羅蔓監控他長達十年的紀錄檔案，眼前的證據令她頓時百口莫辯。真實的情節宛如《竊聽風暴》片中被監聽的劇作家德瑞曼（George Dreyman），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旋即來到前東德檔案局去調閱他的檔案，赫然發現他的紀錄堆積如山。當他翻開案卷來看，逝去如流水的歲月彷彿歷歷在目。那一本本對他起居生活詳記鋪陳的監控文件，甚至比他自己的日記內容還更詳細。
今年（2020）適逢野百合學運30周年，調查局近期移轉三萬多件當年的校園監控檔案到促轉會。根據促轉會委託學者研究，有不少當年活躍的學運人士與相關人員，看到自己昔日被監控的檔案時大為驚訝。他們壓根從沒有想過，原來當時出賣自己的，竟然是身邊親近的某位同事、朋友、鄰居、同學或者親戚……。
這毋寧是一個關乎人性的難題。就像當年東德垮台之後，許多政治家認為，太早公開「史塔西」的監控檔案內容可能會給社會大眾帶來動盪，因此強調大家不要糾結於歷史舊帳，做人應該「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台灣社會的既視感）。但對於受害者（被監視者）而言，他有權知道當初是誰曾揭發、舉報過他，只有將他們的名字曝光，這些「抓耙仔」（告密者）才能勇敢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整個社會才能真正地重新起航、自信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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