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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諜戰片探尋(下):中國抗日影視作品裡的「國共關係」

《天字第一號》印刷海報。 圖/臺灣電影數位博物館
《天字第一號》印刷海報。 圖/臺灣電影數位博物館

▍上篇:

台灣諜戰片探尋(上):《揚子江風雲》影像內外的「政治風暴」

鄒郎在1968年8月《文化旗》〈談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片名問題〉一文談到,湖北監利縣位處戰略要地,在當時「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大戰略下,執行進行寸土必爭的戰術。鄒郎本身就是監利人,其父親為當地仕紳,也加入抗戰行列,鄒郎則是17歲就加入國軍,也就是《死橋》與《長江二號》以家鄉參與抗日為基礎所架構的小說。

其中,各方力量介入其中,日軍要大步進攻,然而國軍主要力量在江南無法動用大軍馳援,只能運用有效的戰力。此外,還有打著「反中央,要抗日」的國軍叛軍以及伺機而動趁火打劫的共軍。小說主軸就在於就在幾股力量的對峙當中,國軍情報人員在爾虞我詐的對抗中最終獲勝成功阻擋日軍。

《揚子江風雲》基本上按照《死橋》與《長江二號》的故事結構進行,特殊之處除了關鍵角色卓寡婦在李麗華的精采演繹下,劇情張力十足之外,則是李翰祥在電影的開頭與結尾強化了抗日的時代氣氛與作戰。開頭以紀錄片剪接日軍侵略場面勾勒國難當前抗日之必要,最後更是眾人共同對抗日軍的場面,這個場面讓人聯想到1970年代諸如《梅花》、《筧橋英烈傳》等軍事宣傳電影。

大銀幕裡的抗日

事實上,中影拍攝這些軍事宣傳電影時,正是梅長齡從中製轉任中影總經理之際。此外,這恰好也是國語與台語諜戰電影的差異,《天字第一號》根據1946年同名的中國電影翻拍,雖然也是抗日下的情報戰,導演張英年輕時也是政戰系統出身,不過,或者因國台語電影觀眾結構不同等因素,《天字第一號》明顯少了國仇家恨的感覺,重心集中在情報戰的敵我較量,甚至男女主角之間的愛情。

值得追問的是,諜戰的邏輯是辨別敵我,在冷戰的現實當中,「自由中國」台灣的敵人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共產黨,在《揚子江風雲》之前的反共電影包括《噩夢初醒》(1951)、《罌粟花》 (1954)、《故鄉劫》(1966)等,《故鄉劫》還是中製出品,為何選擇一部諜戰題材的作品?

依中製出版的《揚子江風雲影評集》(1969)一書中開篇的〈探測題材的經過〉當中,就揭櫫中製的企圖:「在黃梅調電影餘音裊裊、瓊瑤風日暮途窮、武俠片殺氣騰騰的漩渦裡浮沉的時候,中國電影廠企圖以『突圍』的題材跳出這個漩渦,真是談何容易」?

中製也在找題材,原來屬意台灣歷史題材,不過沒有適合的作品,於是再嘗試辛亥革命、八二三砲戰題材,也都沒有滿意作品,直到看到鄒郎的小說,其理由是「應該拍攝一部富有民族意識,足以激發民心士氣,愛國熱忱的影片」。

這句話看起來是愛國高調的空話,不過要拍有人氣的愛國電影,中製確實也必須考慮題材。就國有電影廠的成績來說,1964年台灣電影製片廠(台製)與李翰祥合作的《西施(上下集)》創下僅次《梁山伯與祝英台》票房的佳績,1966年中影的《還我河山》也在年度票房第三的位置。

中製1966年的《故鄉劫》雖然主演的歐威評價頗高,但整體票房成績不如台影與中影。也因此,中製可能另外尋找其他題材,考慮中製必須承擔政治思想的工作,抗日變成反共題材之外的可能選擇。

1950年代開始,政府提倡戰鬥文藝,《藍與黑》、《滾滾遼河》等具戰鬥文藝正當性的文學經典的出現,此外,香港也有相同題材的《星星月亮太陽》的小說的出版。香港電影認知到台灣電影市場要有一定的政治正確,也因此將這些作品翻拍為人氣電影,例如1962年電懋的《星星月亮太陽》與1966年邵氏的《藍與黑》。

這兩部作品之所以有著高人氣,主因在於形式上符合軍中文藝的標準,內容上又帶出抗日大背景下顛沛流離的愛情故事。《揚子江風雲》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既有民族主義的大場面,又有節奏快速的間諜戰。

左:《國慶十點鐘》海報;右:《羊城暗哨》海報。 圖/IMDb
左:《國慶十點鐘》海報;右:《羊城暗哨》海報。 圖/IMDb

國共和解,《死橋》成《長江一號》

電影裡的諜戰片是分辨敵我,但現實中敵我關係卻可能變化。《死橋》出版將近半世紀之後,中國將之翻拍為電視劇《長江一號》,演員包括日後在台灣有一定知名度的萬茜。為什麼一個國軍抗日的故事能夠搬上電視,這裡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

間諜題材電影在中國有其傳統與名稱——「反特片」——意即反敵人特務的電影。1949年中共建國之後,這類電影大量出現,而其目的無非強調建國之後,仍需防範敵人侵入,鞏固革命成果。當時的間諜題材大致有兩類,一是成功攔截入侵的敵人,二是打進敵人內部一舉破獲。

前者可以《國慶十點鐘》(1956)為代表,電影描寫中國建國之後,中國內部仍有不滿者,外部也有美國與蔣介石政權謀反,他們裡應外合,準備在中國進行破壞,最後為公安所破獲。後者則可以《羊城暗哨》(1957)為代表,這部電影故事主軸與《國慶十點鐘》類似,都是美國與蔣介石政權特務蠢蠢欲動,但不同的則是中國情報員潛入破獲敵人組織。

早期的反特片就像冷戰結構,敵我明確。不過,2001年911事件爆發之後,世界局勢與氣氛為之一變,反恐成為各國之要,敵我關係也重新界定。中國的位置也在國際政治中出現變化,彼時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和平崛起」之說開始出現,紀錄英美德日等強國崛起歷程的紀錄片《大國崛起》,片名再現中國的大國想望。

此外,中國視兩岸關係為國共歷史恩怨的延續,2005年連戰訪問至中國,再加上之後常態化的海峽論壇,國共之間原來存在一些歷史詮釋差異的問題。例如國共兩黨在抗日當中的角色,在共產黨的論述當中,自有共產黨的功績,相對之下,國民黨抗日功績被低估。不過,在國共的和解之後,國軍抗日的歷史也漸漸被承認。

《東風雨》海報。 圖/IMDb
《東風雨》海報。 圖/IMDb

左:《東風雨》海報;右:《上海》(又譯《諜海風雲》海報。) 圖/IMDb
左:《東風雨》海報;右:《上海》(又譯《諜海風雲》海報。) 圖/IMDb

從世界局勢到國共和解,敵我重新定義,歷史也重新演繹。《東風雨》與《上海》(中譯《諜海風雲》)不約而同在2010年上映,也不約而同以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夕的上海為背景。魔都上海,表面上燈紅酒綠,但實則各國情報人員在這個國際大都會裡依其國家利益,或交換情報,或暗自較勁。此刻,他們想探知日本突襲珍珠港的情報。

從故事結構來看,與傳統反特片那種共產黨與國民黨情報員兩股力量對抗的結構相較,《東風雨》與《諜海風雲》加入了更多的國際因素,特別是《東風雨》當中,也加入反戰的日本共產黨員與反戰人士的角色,使得電影推向更為詭譎的局面,這也與現實世界中國欲成大國所需面對的多方力量相互對照。

《長江一號》以國軍為主體,但意識形態的鬆動並不表示原來的就褪去消逝,同樣在2008年上映並造成空前收視的電視劇《潛伏》,便是以共產黨的諜報員為主體。這部電視劇以1945年為背景,主角余則成一心抗日原為國民黨工作,但他卻發現國民黨將其所掌握到的共產黨軍隊情報洩漏給日本。

失望之餘,余則成秘密地轉為共產黨效力,他被派至國民黨軍統處的情報站工作獲取情報,整個電視劇的張力便在爾虞我詐的對抗中進行。

不斷變化的中國英雄形象

電影是社會的再現。共產黨原來喜愛強調共產黨幹部「穿著草鞋幹革命」的親民形象,然而,《潛伏》裡的主角余則成與《東風雨》裡主角的安明,他們受過教育,談吐不凡,城市知識分子模樣,更重要的是有能力在不同政治勢力當中周旋。

2000年初期開始,執政黨說法不絕於耳,也就是革命起家的共產黨已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穿草鞋幹革命的時代已結束,接下來是有能力在國際政治漩渦裡力爭生存的知識份子。兩者的對照,恰是一種變革時代的縮影。

有趣的是,隨著中國的崛起,大約間諜片熱潮八年之後的時間,中國英雄開始出現,他們不是穿草鞋的革命英雄,也不是有國際觀的知識份子,而是一身肌肉在東南亞或非洲拯救眾人,《湄公河行動》裡的刑警或是《戰狼2》裡的前中國軍人都是如此,至此,已是力量解決國際事務,間諜片的知識份子只是一個過渡。

《戰狼2》劇照。 圖/IMDb
《戰狼2》劇照。 圖/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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