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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諜戰片探尋(上):《揚子江風雲》影像內外的「政治風暴」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2020年以來,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將數位修復電影搬上各影音平台,這些作品本身就是台灣電影史,在網路時代裡,讓大家重溫老電影,感受台灣電影發展的歷史紋路。

近日,登場的是1969年李翰祥執導的著名諜戰電影《揚子江風雲》。1960年代是台灣間諜片最為蓬勃的一段時間,1962年007系列第一集《第7號情報員》問世之後,旋即在國際間引起轟動。在台灣,《第7號情報員》是1963年西片賣座排行第三的電影,《第7號情報員續集》則是1964年的西片賣座冠軍。自此開始,007系列在台灣站穩票房前列的位置。

伴隨007系列熱潮,1964年台語電影《天字第一號》很快地引領台灣間諜片的潮流,而後,台語電影也出現不少跟拍之作。國語電影方面,根據諜戰小說家鄒郎原著《死橋》與《長江二號》翻拍的《揚子江風雲》大獲成功之後,「長江一號」不僅成為諜戰人員代名詞,此後也接續有鄒郎原著改編的電影《長江一號》、《重慶一號》等諜戰電影,甚至1986年中視也有電視劇版的《揚子江風雲》。

不過,弔詭的是,儘管《揚子江風雲》風靡一時,但是電影史相關論述與史料卻相對缺乏。李翰祥厚重的回憶錄《三十年細說從頭》當中,沒有觸及這部作品的來龍去脈。另外,李翰祥1963年在台灣成立國聯影業公司,對台灣電影帶來相當的衝擊,也因此李翰祥與國聯都曾是電影研究的主題,不過《揚子江風雲》依舊不是其中的重點。

到底《揚子江風雲》製作的來龍去脈是什麼?這個歷史脈絡的追尋,一方面可以看到1960年代台灣在國際冷戰體制以及內部威權體制下的電影產製;另一方面,諜戰的邏輯是辨別敵我,也因此諜戰電影有著相當的政治性。195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就強調軍中文藝,1960年代是台灣電影慢慢開始立足的年代,其中一部分電影也呼應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我們如何放在文化政治的角度來解讀《揚子江風雲》?

最後,更為有趣的是,《死橋》這樣一部描寫國軍抗日的小說,將近40年之後,被中國翻拍為電視劇《長江一號》(2008),這意味著什麼?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冷戰下,台灣與香港「自由影人」的恩庇依持

1926年出生於中國的李翰祥,歷經北京與上海的油畫與電影專業的學習,1948年到香港發展,1954年進入邵氏,1960年代開始成為邵氏的重要導演。李翰祥開始擔任導演的年代,正是台灣政府與香港「自由影人」建立如恩庇、依持關係的年代。

冷戰時期台灣以「自由中國」自居,需要拉攏香港電影人的效忠,以示影人心向自由台灣。這種效忠又必須為大眾所見,因此,自由影人也必須參加雙十節活動、勞軍等,而其交換條件是拍片的優惠待遇與輔導辦法等。這種交換關係之外,還有監視的組織確保效忠,香港有支持國民黨的力量,也有支持共產黨的左派勢力,為了確保來台自由影人的忠貞,支持台灣的自由影人於1957年成立「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港九運往台灣的影片,沒有自由總會的證明,不予受理。

1960年代的中國還在封閉狀態下,當國民黨政府大力招手之際,台灣成為香港電影最重要的海外市場。此刻,台灣的中影尚未完全立足,倒是香港電影已經翻開新頁。1950年代後期開始,邵氏與電懋兩大電影公司激烈競爭,兩者的競爭從香港延伸到台灣。1960年代台北電影院的國片票房紀錄當中,基本上是香港電影的天下,年度十大票房榜當中,香港電影基本過半,其中,李翰祥又是出現次數最多的導演。

1950年代末期,李翰祥在邵氏便已執導《貂蟬》與《江山美人》兩部黃梅調電影並深受歡迎。1963年他所執導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更創下放映186天的紀錄,主演的凌波該年來台灣參加金馬獎時,台北更是陷入瘋狂的狀態,一切只為能夠親眼目睹凌波風采。

按李翰祥在回憶錄《三十年細說從頭》當中的說法,電懋當時也要拍《梁山伯與祝英台》,但邵氏集中所有資源快速趕工,半個月就殺青,並搶先一步在台灣上映力壓電懋。附帶一提,電懋可說厄運連連,不但電影被搶先一步,根本一擊是1964年電懋董事長陸運濤在台灣不幸因飛機失事罹難。李翰祥雖然為邵氏立下大功,但功高是非多,各種流言衝擊他與邵氏的關係。也在李翰祥聲望正高的1963年,電懋所屬的新加坡國泰機構與台灣的發行聯邦公司,促成李翰祥來台灣成立國聯影業公司,國聯便是國泰與聯合的縮寫。

李翰祥極富電影理想,他心目中的藍圖就是集結電影好手,在台灣實踐好萊塢的片廠制。李翰祥雖是優秀導演,也為國聯提拔年輕的優秀導演並推出口碑之作,不過他卻不擅經營,導致國聯在1960年代猶如稍縱即逝的流星。

《揚子江風雲》工作照。 圖/開放博物館
《揚子江風雲》工作照。 圖/開放博物館

從鄒郎的《文化旗》找尋歷史線索

前面所說,是冷戰下台灣與香港的電影連結。不過,《揚子江風雲》是李翰祥與軍方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中製)的合作。中製所拍電影不多,鄰近《揚子江風雲》的是1966年的《故鄉劫》,其餘多是紀錄片。為何中製會與李翰祥合作?

此外,還有一個謎就是《死橋》作者鄒郎,在諸如台灣文學館所製作的作家名錄當中,都有關於他生平的簡短介紹,例如鄒郎是陸軍官校出身,1952年來到台灣,曾任職國民黨與警備總部,而後專事寫作。他的小說以抗戰間諜小說為主題,從1952年開始寫作《25號情報網》後筆耕不輟,作品幾乎都是諜戰小說,而且數量繁多有數十種。此外,曾創辦《文化旗》雜誌。

筆者原本期待李翰祥回憶錄以及李翰祥研究沒觸及的線索,或許能在鄒郎身上找到。看到這簡短的介紹,不禁有些失望,似乎沒有切入的可能,雖說被稱為「諜戰小說之王」,但是,鄒郎的作品能在圖書館裡找到的卻寥寥可數。相較於《藍與黑》、《滾滾遼河》等抗戰文學經典即使已隨時代變化為人遺忘,但也能在許多大學的圖書館找到。只能說,戰鬥文藝的作品還是有經典與通俗之分。

不過簡介中提到他曾創辦《文化旗》雜誌,到底這是什麼樣的雜誌?過去幾乎也沒有人提過,就從這裡找看看。沒想到,《文化旗》不但可以找到《揚子江風雲》的相關脈絡,也還可以一窺1960年代末期從《文化旗》視角延伸而來的台灣景況。

1967年11月創刊的月刊《文化旗》,如依台大圖書館的蒐藏所示,總共出刊41期,也就是維持了三年多的時間。《文化旗》可分兩個層面來討論,一是雜誌的內容,二是雜誌的廣告。就雜誌內容而論,《文化旗》是保守的中華民族主義觀點的雜誌,基本立場是反共(甚至質疑他人通匪)、仇日(甚至質疑他人漢奸)。

在反共方面,這份雜誌曾以「國難當頭,豈融通敵!」的標題,控訴時任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長的郭廷以率團赴美開研討會時,與支持兩個中國的費正清私通;在仇日方面,1967年梁容若以《文學十家傳》獲中山學術獎後,這份雜誌推出「國難當頭,豈容漢奸思想復活?」專題討伐梁容若。這兩個事件在當時台灣確實沸沸揚揚,郭廷以甚至因此事件波及,而後長期滯美。可以說《文化旗》是黨國意識形態當中的鷹犬角色。

就雜誌廣告而論,《文化旗》的內容是鄒郎立場的時政評論,廣告則是鄒郎間諜小說的推銷,雜誌第二期的廣告就推出「鄒郎說50種徵求現金10萬元合作出版」的大標題,廣告中羅列47種已完成的小說名目與價格,以及正在連載的小說四種。按廣告文義,47種列出名目與價格的作品旨在徵求經銷,「一切經理業務由投資人管理,盈虧案雙方投資合理分配」,「現金10萬元合作出版」則指報刊連載中的小說的出版。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楊群(左)與李麗華(右)1969年以《揚子江風雲》一同拿下金馬獎影帝影后。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楊群(左)與李麗華(右)1969年以《揚子江風雲》一同拿下金馬獎影帝影后。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威權時代下《揚子江風雲》的產製與評論

自1968年4月號開始,《文化旗》接續報導了《揚子江風雲》相關的事宜。

綜合1968年3月號〈當局懷念抗戰英雄烈士 中製拍攝籌拍《一寸山河一寸血》〉、1968年8月鄒郎的〈談談一寸山河一寸血片名問題〉、1969年7月號〈李翰祥要自思自量〉裡所述的相關訊息,再輔以電影資料館出版的《跨世紀台灣電影實錄》(2005),整個事件的過程如下:

  • 1963年國聯買下《死橋》與《長江二號》小說版權,當時這兩部小說已歷10版,有一定知名度,國聯將之列為1964年拍片目標。不過,此事一再延宕。
  • 1967年,國聯經營出現問題,依媒體報導,9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4組(主管宣傳)、第6組(主管心理作戰),行政院新聞局、中央電影公司、台灣省政府、台灣省電影製片廠,及財政部組成輔導小組,輔導國聯步上正軌。這一年的12月,國聯獲得第一、彰化與合作金庫三家銀行貸款600萬。
  • 在高層的授意下,1967年9月中製廠長梅長齡與國聯李翰祥簽訂長期合作計畫,第一部電影是《死橋》、第二部是《長江二號》。
  • 1968年5月開拍。李翰祥將《死橋》與《長江二號》兩部小說合併為電影《一寸山河一寸血》,國防部亦核可此片名並發布。不過,有論者在《青年戰士報》發表文章認為此片名與「十萬青年十萬軍」同屬中國青年軍所有,作為電影片名不宜。
  • 1969年《一寸山河一寸血》於農曆新年在新馬地區上映,打破20年來國片在新馬地區賣座紀錄。
  • 1969年7月7日《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台灣改以《揚子江風雲》之名在台灣上映,在台北共計放映129天,為年度最賣座國片,票房在1960年代僅次《梁山伯與祝英台》與《西施(上下集)》。
  • 1969年7月與12月中製宣布繼續與李翰祥合作《將門虎子》與《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些作品最終沒有下文,倒是1971年雙方合作的《緹縈》上映。

附帶一提,根據1969年9月號《文化旗》的〈李翰祥的半下流新聞〉文章指出,《揚子江風雲》上映之前政府曾傳出禁演的消息。此消息無法確定,不過一向喜愛在雜誌中公開質疑通匪嫌疑的《文化旗》,1969年7月(也就是《揚子江風雲》上映的這個月),〈李翰祥要自思自量〉一文當中就指出李翰祥的作品與中共作品的相似。

《梁山伯與祝英台》與中國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神似;中國有《碧玉簪》,李翰祥就有《狀元及第》與《董永賣身》;中國有《花為媒》,李翰祥就有《四季花開》。簡言之,李翰祥作品不少就是根據中共電影改拍,藉此質疑李翰祥的親共立場。

1969年11月《文化旗》再刊登〈認識李翰祥 了解李翰祥 離開李翰祥〉一文,這是由剛離開國聯的重要幹部劉毅之所寫的公開信,洋洋灑灑列舉李翰祥濫用公司財務等多樣罪狀,也包括李翰祥禁止國聯藝人參加國慶典禮。

總而言之,圍繞李翰祥的政治因素不少,根據《李翰祥:台灣電影的開拓先鋒》(2007)一書,影評人焦雄屏對李翰祥的訪談,李翰祥便指出曾被鄒郎等人舉報通匪,被警備總部關了兩天。不過,李翰祥和中製合作的電影還包括1971年的《緹縈》,其間,應該是中製廠長梅長齡的力保,才能與軍方的製片廠繼續合作。

▍下篇:

台灣諜戰片探尋(下):中國抗日影視作品裡的「國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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