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諜戰片探尋（下）：中國抗日影視作品裡的「國共關係」
▍上篇：
鄒郎在1968年8月《文化旗》〈談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片名問題〉一文談到，湖北監利縣位處戰略要地，在當時「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大戰略下，執行進行寸土必爭的戰術。鄒郎本身就是監利人，其父親為當地仕紳，也加入抗戰行列，鄒郎則是17歲就加入國軍，也就是《死橋》與《長江二號》以家鄉參與抗日為基礎所架構的小說。
其中，各方力量介入其中，日軍要大步進攻，然而國軍主要力量在江南無法動用大軍馳援，只能運用有效的戰力。此外，還有打著「反中央，要抗日」的國軍叛軍以及伺機而動趁火打劫的共軍。小說主軸就在於就在幾股力量的對峙當中，國軍情報人員在爾虞我詐的對抗中最終獲勝成功阻擋日軍。
《揚子江風雲》基本上按照《死橋》與《長江二號》的故事結構進行，特殊之處除了關鍵角色卓寡婦在李麗華的精采演繹下，劇情張力十足之外，則是李翰祥在電影的開頭與結尾強化了抗日的時代氣氛與作戰。開頭以紀錄片剪接日軍侵略場面勾勒國難當前抗日之必要，最後更是眾人共同對抗日軍的場面，這個場面讓人聯想到1970年代諸如《梅花》、《筧橋英烈傳》等軍事宣傳電影。
大銀幕裡的抗日
事實上，中影拍攝這些軍事宣傳電影時，正是梅長齡從中製轉任中影總經理之際。此外，這恰好也是國語與台語諜戰電影的差異，《天字第一號》根據1946年同名的中國電影翻拍，雖然也是抗日下的情報戰，導演張英年輕時也是政戰系統出身，不過，或者因國台語電影觀眾結構不同等因素，《天字第一號》明顯少了國仇家恨的感覺，重心集中在情報戰的敵我較量，甚至男女主角之間的愛情。
值得追問的是，諜戰的邏輯是辨別敵我，在冷戰的現實當中，「自由中國」台灣的敵人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共產黨，在《揚子江風雲》之前的反共電影包括《噩夢初醒》（1951）、《罌粟花》 （1954）、《故鄉劫》（1966）等，《故鄉劫》還是中製出品，為何選擇一部諜戰題材的作品？
依中製出版的《揚子江風雲影評集》（1969）一書中開篇的〈探測題材的經過〉當中，就揭櫫中製的企圖：「在黃梅調電影餘音裊裊、瓊瑤風日暮途窮、武俠片殺氣騰騰的漩渦裡浮沉的時候，中國電影廠企圖以『突圍』的題材跳出這個漩渦，真是談何容易」？
中製也在找題材，原來屬意台灣歷史題材，不過沒有適合的作品，於是再嘗試辛亥革命、八二三砲戰題材，也都沒有滿意作品，直到看到鄒郎的小說，其理由是「應該拍攝一部富有民族意識，足以激發民心士氣，愛國熱忱的影片」。
這句話看起來是愛國高調的空話，不過要拍有人氣的愛國電影，中製確實也必須考慮題材。就國有電影廠的成績來說，1964年台灣電影製片廠（台製）與李翰祥合作的《西施（上下集）》創下僅次《梁山伯與祝英台》票房的佳績，1966年中影的《還我河山》也在年度票房第三的位置。
中製1966年的《故鄉劫》雖然主演的歐威評價頗高，但整體票房成績不如台影與中影。也因此，中製可能另外尋找其他題材，考慮中製必須承擔政治思想的工作，抗日變成反共題材之外的可能選擇。
1950年代開始，政府提倡戰鬥文藝，《藍與黑》、《滾滾遼河》等具戰鬥文藝正當性的文學經典的出現，此外，香港也有相同題材的《星星月亮太陽》的小說的出版。香港電影認知到台灣電影市場要有一定的政治正確，也因此將這些作品翻拍為人氣電影，例如1962年電懋的《星星月亮太陽》與1966年邵氏的《藍與黑》。
這兩部作品之所以有著高人氣，主因在於形式上符合軍中文藝的標準，內容上又帶出抗日大背景下顛沛流離的愛情故事。《揚子江風雲》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既有民族主義的大場面，又有節奏快速的間諜戰。
國共和解，《死橋》成《長江一號》
電影裡的諜戰片是分辨敵我，但現實中敵我關係卻可能變化。《死橋》出版將近半世紀之後，中國將之翻拍為電視劇《長江一號》，演員包括日後在台灣有一定知名度的萬茜。為什麼一個國軍抗日的故事能夠搬上電視，這裡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
間諜題材電影在中國有其傳統與名稱——「反特片」——意即反敵人特務的電影。1949年中共建國之後，這類電影大量出現，而其目的無非強調建國之後，仍需防範敵人侵入，鞏固革命成果。當時的間諜題材大致有兩類，一是成功攔截入侵的敵人，二是打進敵人內部一舉破獲。
前者可以《國慶十點鐘》（1956）為代表，電影描寫中國建國之後，中國內部仍有不滿者，外部也有美國與蔣介石政權謀反，他們裡應外合，準備在中國進行破壞，最後為公安所破獲。後者則可以《羊城暗哨》（1957）為代表，這部電影故事主軸與《國慶十點鐘》類似，都是美國與蔣介石政權特務蠢蠢欲動，但不同的則是中國情報員潛入破獲敵人組織。
早期的反特片就像冷戰結構，敵我明確。不過，2001年911事件爆發之後，世界局勢與氣氛為之一變，反恐成為各國之要，敵我關係也重新界定。中國的位置也在國際政治中出現變化，彼時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和平崛起」之說開始出現，紀錄英美德日等強國崛起歷程的紀錄片《大國崛起》，片名再現中國的大國想望。
此外，中國視兩岸關係為國共歷史恩怨的延續，2005年連戰訪問至中國，再加上之後常態化的海峽論壇，國共之間原來存在一些歷史詮釋差異的問題。例如國共兩黨在抗日當中的角色，在共產黨的論述當中，自有共產黨的功績，相對之下，國民黨抗日功績被低估。不過，在國共的和解之後，國軍抗日的歷史也漸漸被承認。
從世界局勢到國共和解，敵我重新定義，歷史也重新演繹。《東風雨》與《上海》（中譯《諜海風雲》）不約而同在2010年上映，也不約而同以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夕的上海為背景。魔都上海，表面上燈紅酒綠，但實則各國情報人員在這個國際大都會裡依其國家利益，或交換情報，或暗自較勁。此刻，他們想探知日本突襲珍珠港的情報。
從故事結構來看，與傳統反特片那種共產黨與國民黨情報員兩股力量對抗的結構相較，《東風雨》與《諜海風雲》加入了更多的國際因素，特別是《東風雨》當中，也加入反戰的日本共產黨員與反戰人士的角色，使得電影推向更為詭譎的局面，這也與現實世界中國欲成大國所需面對的多方力量相互對照。
《長江一號》以國軍為主體，但意識形態的鬆動並不表示原來的就褪去消逝，同樣在2008年上映並造成空前收視的電視劇《潛伏》，便是以共產黨的諜報員為主體。這部電視劇以1945年為背景，主角余則成一心抗日原為國民黨工作，但他卻發現國民黨將其所掌握到的共產黨軍隊情報洩漏給日本。
失望之餘，余則成秘密地轉為共產黨效力，他被派至國民黨軍統處的情報站工作獲取情報，整個電視劇的張力便在爾虞我詐的對抗中進行。
不斷變化的中國英雄形象
電影是社會的再現。共產黨原來喜愛強調共產黨幹部「穿著草鞋幹革命」的親民形象，然而，《潛伏》裡的主角余則成與《東風雨》裡主角的安明，他們受過教育，談吐不凡，城市知識分子模樣，更重要的是有能力在不同政治勢力當中周旋。
2000年初期開始，執政黨說法不絕於耳，也就是革命起家的共產黨已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穿草鞋幹革命的時代已結束，接下來是有能力在國際政治漩渦裡力爭生存的知識份子。兩者的對照，恰是一種變革時代的縮影。
有趣的是，隨著中國的崛起，大約間諜片熱潮八年之後的時間，中國英雄開始出現，他們不是穿草鞋的革命英雄，也不是有國際觀的知識份子，而是一身肌肉在東南亞或非洲拯救眾人，《湄公河行動》裡的刑警或是《戰狼2》裡的前中國軍人都是如此，至此，已是力量解決國際事務，間諜片的知識份子只是一個過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