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翻台灣電影史第一頁：獨臂青年高松豐次郎的新足跡（上）
歷史的考掘，時而像在山窮水盡無疑路的絕望之際，卻意外尋覓到通向前方的路，也一見前所未見的風景。將電影帶到台灣的高松豐次郎的考掘，就是一個例子。
伴隨1980年代本土化的腳步，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的研究，於1990年代開始浮出。高松豐次郎的名字首次出現，是李道明教授1993年9月於《電影欣賞》所發表的〈電影是如何來到台灣的？重建台灣電影史第一章（初稿）〉。這篇文章提到，他是在日本國立美術館的電影中心裡，看到市川彩的《亞細亞映畫之創造及建設》（アジア映画の創造及建設，1941）一書中的〈台灣電影事業發達史稿〉，提到高松豐次郎來台灣經營電影事業一事，開始追索高松豐次郎其人其事。
而後，李教授在1995年1月的〈台灣電影史第一章：1900-1915〉對高松豐次郎在台灣的電影事業經營有更豐富的敘述。自此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左右，雖有後繼研究者，但基本上是從李教授所建立的歷史框架，對高松豐次郎在台灣的活動進行推敲、研究。
高松豐次郎的基本輪廓是：他受伊藤博文的鼓勵前來台灣進行電影放映，來到台灣之後，後藤新平也協助高松豐次郎進行電影放映，乃至拍攝影片宣傳殖民政府在台灣的治績。此外，他在事業的高峰期也曾經擁有八家電影館。
至於高松豐次郎的活動範圍，也就是在台灣之間不斷往返。不過，近日筆者查找資料時，發現沖繩縣立藝術大學世良利和2016年的博士論文《早期沖繩電影史諸狀況》（初期沖縄映画史の諸相）當中，提到高松豐次郎事實上在往返日本與台灣期間，也到沖繩進行電影巡映，次數多達35次，其中又以日俄戰爭前後往返次數最多。
面對新發現的歷史資料，該如何重新討論高松豐次郎的電影放映？高松豐次郎來台灣有相當的政治性，因此也應可從新興帝國日本的視角與電影的政治宣傳功能來檢視。
高松豐次郎的坎坷人生
高松豐次郎1872年出生於福島，父母經營溫泉旅館，18歲的高松豐次郎對經營旅館溫泉不感興趣，藉口要考軍校離開家鄉，實則想留學墨西哥學習採礦技術，但卻因為身高過矮落榜。高松豐次郎想要留學墨西哥之舉，可以看到他對新興文明事物的興趣，這在他生命歷程裡屢次可見。
為何留學墨西哥學採礦？先從採礦來說，明治維新之後政府加速工業化腳步，1869年開放一般私人開礦權利，於是迅速出現一股開礦熱潮。開礦不僅是開礦，開礦需要電力、一定的人口等條件，也因而開礦之處也形成一個新的小城市般的聚落，學習採礦可說是一個新的發展機會。
至於留學墨西哥，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因日本人口稠密資源有限，開始推動移民政策。高松豐次郎想前往的墨西哥，1882年日本政府開始與墨西哥相互承認與通商，1880年代中後期，日本也開始出現移民美國的團體，移民墨西哥能否成行一直受到討論。經過多年討論，1897年36名的移民團從橫濱出發，但是他們因為感染霍亂、墨西哥雨季無法進入叢林等因素，最終失敗告終。36人名單裡有幾位是來自岩手與宫城，都是高松豐次郎出身的福島附近的地方。
高松豐次郎幸好躲過劫難，不過，立志出鄉關的他改以到美國為目標。為此，他到打棉工廠工作賺錢完成渡美夢想，然而，改變人生的事件就此產生。高松豐次郎領著工廠高薪的危險津貼，但這個工作自然相對風險高，果不其然，他工作時不慎左手三分之二被機器切斷。
明治維新雖然帶動日本的工業化，但勞資相關的法律卻仍付之闕如，打棉工廠只願給高松豐次郎少少的慰問金，理由是他本來就是領高風險高待遇的危險津貼。高松豐次郎手術後原本應該在醫院裡休養40天，未料，工廠規定兩個星期未到就解雇，出事後第10天高松豐次郎就忍痛繼續上班。
1894年，因勞動事故少了一隻手的高松豐次郎決心攻讀法律捍衛權益。這年，他進入明治法律學校（今日的明治大學）就讀，當時伊藤博文就是學校顧問，他對這位獨臂學生印象深刻。高松豐次郎少了一隻手，但這位明治法律學校畢業的高材生，卻有個好頭腦和便給的口才，他在學期間，在著名的落語家三遊亭圓生門下學習單口相聲。1897年畢業回到家鄉想到礦山工作，未料，他看到的不是幾年前所想的發展良機，而是礦工勞動者的貧窮。
此刻，日本最早一批的社會主義運動者片山潛正在東北活動，準備集結勞動者的力量，兩人一拍即合，高松豐次郎貢獻的就是他的腦與嘴。日本最早以勞資關係為主題的勞動劇是1899年的「二大發行國家之光職工錦」，這齣舞台劇的作者便是高松豐次郎本人。
然而，1900年治安警察法頒布，條文中賦予警察對集會終止甚至解散的權力。這對勞動運動是一大打擊，高松豐次郎腦筋動得快轉戰電影放映。最重要的理由是勞工集會可能隨時被終止，但電影作為新奇玩意兒仍處於無法可管的模糊地帶，尤其是戶外電影放映填充放映所需的瓦斯需要約40分鐘，這段時間剛好可以拿來即席演講。
獨臂青年台灣電影放映的起點
也就在這一年，伊藤博文找來高松豐次郎放映電影。伊藤博文在日本邁向新興帝國之路上，是個關鍵的人物，日本是內閣制，他四度擔任內總理大臣，甲午戰爭的發生與馬關條約的簽訂都在他第二度總理大臣任內。不過，儘管日本在甲午戰爭獲勝並因此得到台灣，但日本國內卻有「台灣賣卻」的呼聲，也因此，台灣治理對伊藤博文來說，是個重要的問題。
伊藤博文敏銳地注意到可以電影進行政治宣傳，這也許與他在電影問世之初便有觀影經驗有關。1897年，引入愛迪生放映系統的荒井商會在東京的歌舞伎座請來各國公使、政府大臣與社會名流前來觀看。這一夜，工作人員發現伊藤博文赫然在座，此刻，他是內閣解散後的自由之身。1900年，伊藤博文找來高松豐次郎在赤坂的餐廳放映電影，此刻的伊藤博文，或許思考著要找那些人去台灣發展幫忙治理？
他對高松豐次郎說，「你說過一些社會主義的演講無所謂，我會做你的後盾，去台灣巡映電影吧」！也許因為伊藤博文願意當後盾的承諾下，高松豐次郎隔年先行來台考察，按市川彩〈台灣電影事業發達史稿〉的說法，高松豐次郎1901年就曾來過台灣。推估應是先來了解狀況試水溫，而後，1904年開始較長期在台灣生活。其間，他也因為影片來源之故往返日本與台灣。
伊藤博文注意到電影作為政治宣傳之用，電影卻也因為戰爭在日本掀起人氣。日本媒介的發展非常有趣，都與戰爭有關係，明治維新之後，1877年爆發西南戰爭，人們關心戰況的發展，爭相讀報了解最新情勢，也因此奠定報紙的存在基礎。
至於電影，則是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吉澤商店等多間公司派出攝影師拍攝戰況，人們關心戰況之故，電影也因此奠定人氣地位。有趣的是，因為日俄戰爭影片大受歡迎，片商想辦法製作以日俄戰爭為主題的電影，有的確實是日俄戰爭畫面，但有的卻是虛構、只為了賺錢而為之。無論如何，日俄戰爭電影在日本可以說是高人氣。
高松豐次郎第一次出現在《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是在1904年5月24日。報導指出他在淡水館放映日俄戰爭相關的《旅順的海戰》（旅順の海戰）、《日本兵的練習》（日本兵の練習）等影片的實況。高松豐次郎的口才與台風畢竟已在日本磨練過，報導特別提到他能用滑稽又簡單明瞭，連小孩都能懂的語言解說。
高松豐次郎不愧是帶動氣氛的高手，報導還提到放映的最後，高松豐次郎從自己的左手被機器割斷的人生辛酸，乃至因而從事勞工運動等歷程向觀眾報告，這些話就像準備在台灣長期發展的高松豐次郎對觀眾的自我介紹。
高松豐次郎是伊藤博文請來台灣進行電影放映的，自然不會是單槍匹馬。他的電影放映，一開始是以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為平台，這是後藤新平的妻子後藤和子1904年所發起成立的協會。成員主要是在台日人的妻子以及台灣社會賢達的妻子，宗旨在於推動社會公益與慈善活動，台北、台中與台南都設有分部。高松豐次郎以這些分布為組織，進行電影放映。
另一方面，官方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也對高松豐次郎的一舉一動，舉凡日本返台歸來帶來的影片、為台灣總督府拍攝的影片、電影事業版圖介紹都有詳盡的報導。
這是原來我們所知的高松豐次郎來台前期的活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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