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影像政治（上）：何謂國策電影？日本的鄭成功神話《國姓爺合戰》
近日，台灣出版界的盛事之一就是大部頭的歷史著作的出版，從去年的《公司與幕府》、到今年的《風之帝國》與《海上傭兵》等。這些作品主題不同，不過，「海洋」不約而同成為歷史思考的軸線。
海洋是貿易的通行所，也因此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這也牽動國內政治體系如何因應，此外，國際政治的合縱連橫也勢不可免。鄭維中的《海上傭兵：17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一書，以中國、日本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三者或對抗或合作的動態過程，並以大量荷蘭文、日文檔案為基礎，架構出鄭芝龍、鄭成功、鄭經三代如何在中國內部政治體系以及中國、荷蘭、日本三者的夾縫當中立足。鄭成功在東亞社會一直是各取所需的神話，《海上傭兵》一書從政治經濟脈絡提供了一個可能版本的鄭氏家族的歷史敘事，頗有「除魅」的味道。
與之相對，神話看似虛構，不過，解構神話卻也幫助我們釐清神話塑造者的意圖。電影有多重功能，其中之一是政治宣傳。戰前日本殖民政府便有以鄭成功為主題的電影《國姓爺合戰》（国姓爺合戦，1940），兩年之後，再有《海上的豪族》（海の豪族，1942）。可以說，都是以海量身訂做，電影裡的台灣也都成為驅逐荷蘭人的重要之地。放在日本帝國的脈絡下，這兩部電影的產製背景是什麼？所欲傳達的意識形態與日本帝國又如何產生聯繫？
戰時下的「國策電影」
1937年前後，日本電影生態發生很大變化，一方面，日本電影公司依規模大小原有一流二社（松竹與日活）、二流二社（新興與大都），以及三流二社（全勝與極東）的說法。不過，1930年代東寶加入競逐，漸次收購相關公司與電影院，1937年成為與一流當中執牛耳的松竹相抗衡的大公司，可以說，1937年正是電影問世以來產業最為鼎盛的時刻。也在此時，隨著戰事的開展，國家的管制力量也漸漸介入電影產業當中。
1930年代中期開始，內務省警保局開始有幕僚提出制定《電影法》（映画法）的必要性，不過，未有下文。警保局主管電影審查，倒是先行在1937年4月提出有條件的「電影審查手續費免除」的規定，其指標是宣揚天皇主權、國民道義等內容的電影得以免除審查手續費。在這樣的規範裡，可以看到國家對電影內容以變相獎勵的方式設有規定。
接下來，隨著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爆發，國家介入電影生產的痕跡愈加明顯。1937年10月，隨著戰局的發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在高漲的國民情緒下，快速地發展。緊接著，1938年第一次的近衛文麿內閣提出「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也在這樣的情勢下，電影法開始於1939年的帝國議會當中進行審議，最終在1939年10月通過，其內容當中，最為重要的兩點莫過於鼓勵「國民教化」的提昇與「國策映畫」的製作。
戰爭電影與歷史題材是國策電影裡的主要類型，前者以1937年戰事開展之後、電影法頒布之前的《五人的偵察兵》（五人の斥候兵，1938）與《忠臣藏》（1938），分別成為這兩類國策電影的重要雛型。
《五人的偵察兵》主要描述上戰場的日本士兵的生活，一開始是士兵如家人一般的相處，有輕鬆溫暖的一面，然而，畫面一轉，進入戰爭的生死時刻，士兵們開始面對有人因戰爭身亡的事實，甚至有人因此落淚，電影裡解決士兵們情緒低落的處理方式是有人領唱〈君之代〉。《五人的偵查兵》的特別之處，在於雖有日本士兵的戰鬥鏡頭，但敵人他者卻未出現。可以說，作為最早一批戰爭電影的《五人的偵查兵》，基本上架構了戰爭電影的樣貌，而後的《土地與軍隊》（土と兵隊，1939）也是類似的手法，透過前方士兵寫給弟弟的信，勾勒前方士兵的生活與戰事。
至於歷史題材電影，不少是以明治維新之前為背景的時代劇，隨著電影的發展，時代劇也成日本的重要電影類型之一。這類電影經常強調忠君思想與個人的精神修為，因此在宣揚「滅私奉公」的戰爭動員時代裡，也成為主要的國策電影類型。
《忠臣藏》是以知名的家臣為主子復仇的元祿赤穗事件為背景，這個日本傳統經典戲碼，戲劇與電影在國家主義高昂的年代裡特別受到歡迎。日俄戰爭時曾經一度引起熱潮，步入戰爭年代熱潮再來一次，除了1938年版本的《忠臣藏》之外，更為知名的版本是溝口健二1941年的《元祿忠臣藏前篇》，與1942年的《元祿忠臣藏後篇》。
日本的鄭成功神話
《國姓爺合戰》是1940年由新興電影公司製作，典型的歷史題材國策電影。
《國姓爺合戰》原來是江戶時代的人氣戲劇。鄭成功是1624年出生，1662年去世，一生不過短短38年的時光，不過，他傳奇的一生，60多年後由江戶時代劇作家近松左衛門於1715年，寫成人形淨琉璃歷史劇《國姓爺合戰》。這部戲於大阪竹本座演出之後，大受歡迎，甚至創下連續演出17個月的熱潮，號稱八成大阪人都看過。
《國姓爺合戰》熱潮之後，鄭成功神話自然也出現各種版本的演繹，就像《忠臣藏》因戰爭出現熱潮，鄭成功的神話也曾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出現，有的作品強化了《國姓爺合戰》當中驅除韃靼（也就是滿清）的情節，以呼應現實中的戰爭。
不過，鄭成功神話基本上是以近松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為雛型。其故事大綱是明朝第17代皇帝思宗烈（即崇禎皇帝）的妃子華清有身孕，此刻，韃靼國使者前來，要求華清作為人質兩國立和約。崇禎皇帝身旁兩位大將看法不同，吳三桂斷然反對，李滔天卻表贊成。而後，韃靼國軍隊來襲，與敵私通的李滔天殺害崇禎皇帝。吳三桂力圖抵抗未果，只能保護華清夫人逃亡，然而，夫人終究不幸身亡，吳三桂只能從腹中取子後獨力撫養維繫大明命脈。兵荒馬亂之際，皇帝的妹妹栴檀公主則坐船逃亡。
正當大明為韃靼攻破之際，昔日明朝忠臣鄭芝龍正與妻子、兒子在平戶的海邊散步。20多年前他奉旨東渡日本，而後以漁夫為業並易名老一官，妻子則是日本人，兒子和藤內也就是鄭成功，和藤內之命名別有寓意，「和」即日本之意、「藤」之日語發音為「とう」與代表中國的「唐」同音、「內」則是中間之意，和藤內的意思即為「在日本與中國之間」。老一官與妻子以及兒子和藤內看到漂流而來的栴檀公主，決心回到中國協助公主復興大明。
然而，20年未回中國，已是人生地不熟，老一官如何施力？老一官過去有一女錦祥，她的丈夫甘輝駐守獅子城。甘輝起初不願助力，在妻子以死相逼之下回心轉意，加入復明大業。過程中，和藤內因有伊勢神宮保佑之符，屢屢發揮神力，最終成功攻陷韃靼所占之南京城，吳三桂悉心撫養的太子也已七歲，天下重歸大明，和藤內也獲稱為國姓爺，而後易名鄭成功。
前面所說的《國姓爺合戰》，與歷史有相當大的差異，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大約是作品發表的1715年，還是江戶的鎖國時代，對外界變化反應較慢。不過，我們也可以從這樣的大眾文化作品當中，看到彼時日本的政治想像，中國對日本來說就是一個巨大他者的存在，作品中有不少鄭成功與日本母親借助日本神力協助復明大業的情節，這些情節無非說明日本也有與中國相對等甚至超越的力量。
電影版《國姓爺合戰》
按《電影旬報》1941年1月號〈昭和15年度作品的製作紀錄〉（昭和15年度大作・問題作の製作紀錄）的專題介紹當中，提到《國姓爺合戰》是為了紀元2600年而拍攝。所謂的紀元2600年，是指日本政府在明治政權成立之初的1872年，公告第一代神武天皇即位是西元前660年，也就是這一年是日本紀元的元年，按此算法，1940年是紀元2600年。為此，日本政府計畫了一連串的奉祝活動，如1940年的萬國博覽會、東京奧運會等，電影圈也不例外，在《電影旬報》當中，可以看到不少為了奉祝而拍的作品，例如東寶集結眾多明星演出的《孫悟空》。
至於電影版《國姓爺合戰》的內容是什麼？《日本映畫》1940年1月號刊登了《國姓爺合戰》的劇本，這個劇本的結構跟近松左衛門的鄭成功神話大致相同，不過，就在最後鄭成功攻陷南京城之後，話鋒一轉，直指現今還有可惡的荷蘭人，不但佔據台灣，甚至勢力還到呂宋。台灣素有高砂之稱，與日本有深厚的往來，卻被荷蘭人佔領了30年。電影版《國姓爺合戰》的結局便是鄭成功跨越台灣海峽，趕走荷蘭人。
這部電影的評價如何？《國姓爺合戰》與東寶的《孫悟空》大約同期上映，《孫悟空》可以說是眾星雲集，主演的榎本健一是喜劇之王，此外，日本知名的辯士德川夢聲、滿映出身的大明星李香蘭等也都有演出。
出品《國姓爺合戰》的新興相對之下是小電影公司，不過，《日本映畫》1941年1月號古館蓼彥所寫的影評文章當中，將兩部作品相比較，《孫悟空》被評為場面混亂不堪，相較之下，《國姓爺合戰》儘管有缺點，例如或受限於經費限制，一些大場面並未能夠充份顯現，不過，音樂與攝影方面，帶出讓人為之嚮往的「大陸情緒」——這也是戰爭時期的時代語言，意指中國。可以看到，在評論者筆下，一部歷史題材電影，也能夠聯想到現實的政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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