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島都台北的法國電影熱（下）：映畫聯盟與台灣文人的法國夢

▍上篇：

1930年代島都台北的法國電影熱（上）：教養階層為何癡迷這些電影？

台北映畫聯盟的電影週

台北映畫聯盟不僅舉辦定期的電影放映，1933年也舉辦「秋的電影週」（秋の映画週間）活動，聯盟列出二十部片目讓會員投票選舉最喜愛的電影。聯盟所列的全數是歐美電影，這二十部電影的標準是什麼？這是以東京1932年6月到1933年6月一年間所上映過的歐美電影中所挑選，包括美國好萊塢的歌舞電影《42街》（42nd Street, 1933）、德國導演弗里茲．朗（Friz Lang）的M（1931）、法國雷內・克萊爾的《七月十四日》（巴里祭，Quatorze Juillet, 1933）等。

之所以如此，在於台北電影聯盟認為台灣對於歐美電影的接受仍顯不足，希望透過這個活動來強化。有趣的是，台北映畫聯盟在解說選取標準時，提到一句有趣的話：從藝術的純度來說，相較於美國電影歐洲電影更勝一籌。在這裡，也可以看到台北映畫聯盟的偏好。10月，台北映畫聯盟公布會員票選結果，排名第一的是德國的《制服處女》（Mädchen in Uniform, 1931）、第二名是俄國的《人生案內》（Road to Life, 1931）。

隔年的1934年4月，台北映畫聯盟舉行「春的電影週」（春の映画週間），這次並未由會員票選，而是直接公布放映電影法國電影《七月十四日》與美國電影《犯罪都市》（The Front Page, 1931），與秋的電影祭不同的是，這次面向所有的台北市民，有興趣的市民可在特定商店購票至新世界館觀看，可以說，這是為了擴大了台北映畫聯盟基礎的活動。

附帶一提的是，雷內・克萊爾的《在巴黎的屋頂下》雖享譽國際，不過，那只是雷內·克萊爾在有聲電影時代的起步之作，善於反思的他，也不斷嘗試電影的表現手法。他接下來的《百萬法郎》（ル・ミリオン，Le Million, 1931）、《自由萬歲》（自由を我等に，À Nous la Liberté, 1931）都有不錯的評價，到了《七月十四日》，更是被認為頂峰之作。

從台北映畫聯盟秋季與春季電影週都有《7月14日》的身影，足見雷內・克萊爾作品所受到的重視。事實上，台北映畫聯盟的機關刊物當中，討論雷內・克萊爾作品的文章也不少。1933年4月12日《台灣日日新報》刊載一則有趣的報導，內容為雷內·克萊爾表示，他的作品在法國之外，也得到日本觀眾的喜愛，為此感到榮幸。則見他在日本與台灣的高人氣。

按台北映畫聯盟機刊物所述，聯盟創立之初不過五十名左右的會員，四年的經營下來已有九百多名的會員，可以說快速增加。不過，值得玩味的是，根據井出季和太的《台灣治績誌》台灣總督府電影檢閱的統計，1931年到1935年當中，有聲電影的檢閱數量大幅增加，其中日本占69%、美國占25%、德國是1.5%、法國則是1%。法國電影所佔比例其實相當低，為什麼教養階層對法國電影情有獨鍾？

台北高校學生的刊物文章與台南的醫生作家吳新榮的日記，對此提出了解釋。

台北高校以自由的學生與多樣的社團活動聞名，1937年創刊的學生刊物《台高》也可見學生多樣的興趣。其中，也包括兩篇法國電影專文——1938年2月T.D.O生的〈底層〉（どん底）以及1939年2月久松忠男的〈法國電影的特殊性〉（佛蘭西映画の特異性）。

T.D.O生的〈底層〉一文當中，詳盡地介紹了尚・雷諾瓦根據高爾基名著《底層》改編的同名電影。這部獲得法國第一屆路易・德呂克獎（Le Prix Louis-Delluc）的作品，在作者T.D.O生看來，其所描寫的底層生活從高爾基原著裡的陰慘色彩進一步昇華到光明，可以說蛻化為法國版的《底層》。附帶一提，尚・雷諾瓦的作品也在本次影展的放映之列。

如果說T.D.O生對單部電影對法國電影多所好評，久松忠男的〈法國電影的特殊性〉一文更是從藝術社會學的觀點，對法國電影的特性進行回顧。在久松忠男看來，法國電影的特殊性首先在於電影的大眾性，他所謂的大眾性是指法國長年有自由的風氣，產業結構原是由眾多小資本的公司所組成，而後才有大資本公司興起，與之對應的則是勞動階級力量的勃興。

在這樣的脈絡下，法國電影可以說是奠基在一般市民階層的基礎上，這與美國電影是由大資本公司所掌握的情形恰好相反。也正因為法國電影有著庶民色彩，電影中常可看到庶民生活的描述，尤其是電影中的庶民階層生活，他們的生活並不富裕，但卻帶著希望，《底層》就是一個例子。從這一點延伸來說，法國電影也帶著反都會主義的色彩，久松忠男所說的都會是指都會的物質繁榮，法國電影時而也以鄉村生活作為幸福的象徵。

台灣文化人的法國情結

久松忠男的看法並非空谷足音，台南的醫生作家吳新榮也有著類似的看法。住在佳里的吳新榮，喜愛呼朋喚友到台南看電影，他也會在日記裡，留下品評電影的文字。關於法國文明中的自由這一點，吳新榮在1937年10月23日在台南宮古座看完法國電影《伍人行》（我等の仲間，La belle equipe, 1936）等之後，在當日的日記寫下：「法蘭西永久也是好自由之國」。

上述可以看到，他對法國電影的好感，延伸為對法國的盛讚。至於法國電影與其他國家電影的比較，吳新榮在1940年6月3日在台南的世界館看了法國電影《沒有鐵欄的監獄》（格子なき牢獄，Prison sans barreaux, 1938）等電影之後，寫下：「法國電影在藝術上與德國電影相比，是較具思想性；而和美國電影的資本性相比，法國電影較具政治性，這一點是令我滿意的」。

也在這一年，1937年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日本《改造》年度小說的龍瑛宗，也發表了觸及電影的作品〈午前的懸崖〉（午前の崖）龍瑛宗的小說裡不時出現書名來推砌知識份子形象。他的經典之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當中，描述的是小鎮知識分子的苦悶，「這小鎮的空氣很可怕。好像腐爛的水果。青年們徬徨於絕望的泥沼中」是其中的名句。為了勾勒知識分子的形象，小說裡以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起源》、魯迅的《阿Q正傳》等堆砌。

〈午前的懸崖〉也是類似的手法。〈午前的懸崖〉透過一對情人殉情的現場，帶出兩個年輕知識分子的對話，一如〈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作法，龍瑛宗使用了許多的作家與經典之作勾勒知識份子形象，〈午前的懸崖〉的主題是青春，其中也以法國電影《美麗的青春》（美しき青春）為例，指出法國年輕人青春的抑鬱，「你看過法國電影《美麗的青春》嗎?描寫的是醫科學生的生活。那種青春，一點也不美。是黯淡的青春。…法國真是個疲倦的國家。法國之所以戰敗，我相信一定是因為文化疲憊了。」（引自鍾肇政，收錄於《龍瑛宗集》，前衛出版社，1994）

「…那部《美麗的青春》還沒有看過，不過以前看過的法國電影，正如你剛所說的，給人一種疲憊的感覺。」《美麗的青春》是1936年的法國電影，1940年2月在新世界館與永樂座都有放映紀錄，在這段對話裡，再現的或許是龍瑛宗的觀影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這裡可以看到台灣文化人對法國映畫的喜愛，法國映畫與其他文學經典有同等位置。

1930年代台灣有一股教養階層的法國電影熱，關於這些電影，我們大多只能透過史料了解，或者在YouTube上找到片段。這次影展確實是難得的機會，不僅在大銀幕上看到1930年代法國電影的風貌，也在其中，感受並想像同時期台灣的法國電影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