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致憤青・文協影展」《七片海》談起（上）：日歐美交織的島都台北

「姊姊，《七片海》（七つの海）來了！」

（中略）

「在新館演。」

這是1933年《台灣新民報》的連載小說《命運難違》（爭へぬ運命）當中的一段姊妹對白。《命運難違》是台灣最早的新聞連載小說，作者林煇焜以日文寫成。對白中的《七片海》（七つの海），分為1931年的處女篇與1932年的貞操篇兩篇，導演是松竹映畫的名導清水宏。對白中的新館就是指新世界館，1930年初期，就是台北最時髦的電影館，以放映西洋電影為主，但也放映日本電影。《七片海》前篇於1932年3月在台北新世界館放映，後篇則於1932年6月也在新世界館放映。

90年後，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所舉辦的「致憤青．文協百年紀念影展」當中，放映片目便包括《七片海》前後兩篇，對這兩部無聲電影，國家電影視聽中心還別出心裁地推出辯士解說版。90年前的小說當中，可以看到《七片海》以現代都會生活裝置元素的姿態出現，也在同一時間，台北映畫聯盟（台北シネマリーグ）成立，可說是在台北揭開洋畫（西洋電影）影迷俱樂部的序幕，接下來的發展，可以看到不少台灣年輕的文化人愛上西洋電影，一如《命運難違》裡置入《七片海》，他們也將喜愛的西洋電影作為小說文本，抒發心聲。

如果說，電影是現代生活的重要象徵，1930年代島都的電影世界裡，日本與西洋兩種現代文化便在台北相互交織，激盪出殖民現代性下的火花。

《命運難違》裡的台北全景畫

標榜為台灣人發聲的《台灣民報》，雖名之為報，但從1923年創刊以來，前後以月刊、旬刊與週刊的形式問世，直到1932年終於以《台灣新民報》之名每日發行。《台灣新民報》日刊化之後，也帶來新聞連載小說，連載小說的特色之一，就是經常加入大家所共知的事件塑造共時性的效果。

作為《台灣新民報》第一部連載小說，《命運難違》也有這樣的色彩。作者林煇焜為淡水望族出身，京都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回到台灣從事金融工作，這是他唯一的一部小說。小說內容是男主角李金池，出身富裕之家，從日本大學畢業後回台灣。家人為他安排相親，對象是同樣富裕之家出身的張鳳鸞，然而，兩人都主張婚姻自主拒絕相親。而後，兩人各有婚姻，但都不順遂，李金池受不了太太的揮霍無度，張鳳鸞不但受到婆婆的欺侮，丈夫更是外面有女人。婚姻不順利，生活度日如年，兩人不約而同走到明治橋準備自殺，不料卻在此相遇，也才知對方身分，最終，在相互鼓勵下重回生活。

小說題名為「命運難違」多少有些諷刺的味道，其重點除了在於婚姻自主與愛情運命之間的糾葛外，一方面展現了台北的都會文化，另一方面猶如全景小說一般描寫了台北城的風貌。就前者來說，小說的開篇，就給人們一個深刻的台北都會印象，名之為「滿州」（這是隱語，1931年滿州國已經成立）的咖啡館、咖啡館裡的廣播、草莓汽水與敷島牌香菸、啤酒等。就後者來說，小說所提及的地方從士林、大稻埕、圓山、北投、萬華等不一而足，其中，更帶出具體的台北地景，諸如台灣神社、菊元百貨、霞海城隍廟、江山樓、蓬萊閣等。小說當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對某些場所規則的介紹，例如，花柳界客人與藝旦的互動規則等。

《七片海》之所以成為小說勾勒現代島都台北的元素，一方面在於連載期間上映，另一方面則是電影的主題與背景，與《命運難違》的主題相當接近。《七片海》的處女篇裡，八木家的堂兄弟武彥與阿讓年紀相近。阿讓有女友弓枝，但自國外歸來的武彥看上弓枝的美貌，設計讓弓枝失身。弓枝的家人得知此事後，父親抑鬱而死。在輿論的道德壓力之下，武彥只有娶弓枝為妻。

在貞操篇裡，則是弓枝的復仇。她所愛是阿讓，但因武彥的不軌，讓她被迫與之成婚。武彥家裡富有，弓枝報復性地揮霍武彥家中財產，而且堅持不同房，以保清白之身。武彥家無法忍受弓枝，與之斷絕關係。此刻，失落的阿讓潛心寫作，漸成法國文學的翻譯名家，起初，他仍不接受獨身後的弓枝，直到讀了她的日記才知始末。

這部電影洋溢著現代都會的情調，火車、現代化雄偉的大樓、華麗的別墅乃至棒球器材店等，都說明這是一個現代都會下曲折的愛情故事。這部電影是典型松竹的「蒲田調」，也就是松竹蒲田片廠所拍的作品，1930年代前後蒲田片廠專門拍攝以現代為背景的題材，蔚為潮流。林煇焜在以台北為背景的小說裡放進《七片海》，多少也有表述現代愛情曲折之意。

附帶一提，小說中所提到的電影除了《七片海》之外，還有《海燕》。《海燕》是根據小島政二郎的作品翻拍，電影描述有著揮霍妻子的作家，過著內心寂寥的生活。透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丈夫沉迷賭博、以寫作童話獲得文學獎的女性作家。兩人經過長期的精神戀愛，最後結為連理的愛情故事，與《七片海》有異曲同工之妙。《海燕》同樣在新世界館有放映紀錄，時間是1932年10月。

台北映畫聯盟為歐美電影紮根

值得注意的是，《命運難違》裡的男女主角，都是台北中上階級人家。小說裡，可以看到1930年代初期，台灣年輕人對殖民母國日本的電影等流行文化的喜愛。不過，也在同樣的時間點，部分年輕人開始喜愛西洋電影。

1931年11月台北映畫聯盟創立，當時會員五十多名。隔年，台北映畫聯盟開始發行刊物《台北映畫聯盟會報》（而後更名《映畫生活》）。按照機關刊物的內容來看，台北映畫聯盟原則上是每月舉行一次電影鑑賞會，其所放映的電影有日本電影，例如：日本第一部有聲電影《夫人與老婆》（マダムと女房，1931）、 松竹蒲田名導成瀨巳喜男的《二樓的悲鳴》（二階の悲鳴，1931）等。西洋電影包括《摩洛哥》（モロッコ，Morocco, 1930）、《巴黎之子》（巴里っ子，The King of the Gate Crashers, 1930）等，放映的地點也都在新世界館。

台北映畫聯盟的機關刊物裡，流露著對西洋的喜愛，1933年其所主辦的春季與秋季電影祭更可看出這樣的傾向。1933年台北映畫聯盟舉辦「秋的電影週」（秋の映画週間）活動，8月號列出會員票選的20部片目，全數是歐美電影，這20部電影的標準是什麼？這是從東京1932年6月到1933年6月一年間上映過的歐美電影中挑選，包括美國好萊塢的歌舞電影《42街》（42番街，42nd Street,1933）、德國導演弗里茲・朗（Fritz Lang）的《M就是兇手》（M, 1931）、法國的《巴黎祭》（巴里祭，Bastille Day, 1933）等，之所以如此，在於台北電影聯盟認為台灣對於歐美電影的接受仍顯不足，希望透過這個活動來加強介紹。

有趣的是，台北映畫聯盟在解說選取標準時，提到一句有趣的話：「從藝術的純度來說，相較於美國電影，歐洲電影更勝一籌」。在這裡，也可以看到台北映畫聯盟的偏好。10月，台北映畫聯盟公布會員票選結果，排名第一的是德國的《制服處女》（制服の少女，Mädchen in Uniform, 1931）、第二名是俄國的《人生指南》（人生案內，Road to Life, 1931）。隔年4月，台北映畫聯盟舉行「春的電影週」（春の映画週間），這次並未由會員票選，而是直接公布放映電影法國電影《巴黎祭》與美國電影《犯罪都市》（犯罪都市，The Front Page, 1931），與秋的電影祭不同的是，這次面向所有的台北市民，有興趣的市民可在特定商店購票至新世界館觀看，此舉也擴大了台北映畫聯盟的基礎。

喜愛歐美電影的年輕台灣知識人

台北映畫聯盟當中，有沒有台灣人的身影？

台北映畫聯盟創立之時不過五十名左右的會員，四年的經營下來已有九百多名會員，可以說快速增加。《台北映畫聯盟會報》與《映畫生活》的部分期數刊載了新入會會員名單，這些名單幾乎都是日本人為主，不過，隨著刊物發行與活動舉辦，漸漸也有極少數的台灣人加入。台灣人當中，大多數是台灣人姓氏但無法確知職業、學歷等相關訊息，例如蔡珍燿、王友亮、陳正中、張國敏、吳應龍等。不過，有兩位是可以確認身分者，一是《台北映畫聯盟會報》1932年4月號裡的徐慶鐘，二是《映畫生活》1932年6月號的許丙。此時41歲的許丙已是有名望的地方士紳階級，倒是徐慶鐘象徵現代化教育下年輕知識人的文化品味。

1907年出生的他，1918年正逢「內地延長主義」的殖民政策，在教育層面各階層的學校陸續成立。1928年徐慶鐘自秀逸之才齊聚的台北高等學校畢業，而後進入台北帝國大學。他加入台北映畫聯盟的時間點也就是1931年剛畢業，進入台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工作的階段。雖然我們無法得知他具體喜愛哪些電影，但我們卻可在其他回憶錄裡看到1930年代的年輕知識人對西洋電影的喜愛。

1918年出生的楊基銓，1934年到1937年在台北高校就讀，台北高校學風自由，學生多涉獵各領域的書籍乃至藝文活動，楊基銓也不例外。按《楊基銓回憶錄》所述，他印象最深的是西洋電影《會議在跳舞》（会議は踊る，The Congress Dances, 1931）、《仲夏夜之夢》（真夏の夜の夢，A Midsummer’s Dream, 1936）等。《會議在跳舞》是德國電影，1934年9月在新世界館上映，《仲夏夜之夢》則是美國好萊塢華納出品的電影，1936年5月在國際館有上映紀錄。附帶一提，根據台南的醫生作家吳新榮的日記，他在1936年5年28日台南的宮古座也觀看了這部電影，可以說，南北知識人、文化人的品味頗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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