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自治之夢：日治時期震動全島的「治警事件」

過去，總督府對付臺灣社會反抗行動，直接訴諸武力鎮壓，從不手軟。1915年7月，余清芳、江定等人在臺南新化、左鎮等地發動攻擊，燒毀警察局、殺害十幾個警察，並以天命氣數神明之說，鼓動人民起義，推翻日本統治。從臺灣總督府的眼光來看，這顯然是以怪力亂神之說陰謀叛亂，乃出動正規軍隊與新式武器清剿，噍吧哖一役反抗者死傷無數，十數個村莊受戰火波及，事件後村中幾乎看不到成年男子。

但是，1920年代以來，總督府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反抗型態：這些反抗者並非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反而多是地主、仕紳、知識分子；他們不訴諸武裝暴力，而是以文字、演說為手段；他們並未主張推翻日本統治，而是要求獲得帝國人民應有的權利與地位。他們的訴求與行動完全合法，總督府有什麼理由禁止？遇上這樣前所未見的反抗行動，總督府當局一時之間，還真不知道該怎麼應付。

軟硬兼施

在東京展開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早先的178人連署，運動擴展開來、一次比一次熱烈，愈來愈多地主、仕紳、知識分子參加，其中還有不少人是與總督府關係良好、享有專賣等特權的仕紳。眼看著反對運動聲勢即將坐大，總督府只能摸索著各種手段，試圖使仕紳階級退出運動。

最初，臺灣總督府試圖對臺灣文化協會總理、臺灣議會請願運動領導人林獻堂發動溫情攻勢。彰化街長楊吉臣是林獻堂的妻舅、也是文協會員，官方利用他勸導、慫恿林獻堂放棄運動。又透過林獻堂的堂兄林烈堂加以勸諫、曉以利害。甚至由總督府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親自出馬。同時，也對蔡惠如加以勸導，說明運動的後果。但這些努力都未見效。

接著，總督府也對參與議會請願連署的仕紳施壓，凡是享有專賣特權者、公家機關任職者，若不退出運動，將會受到懲罰。彰化街長楊吉臣、臺中區長林耀亭、豐原的廖天三等人被吊銷鴉片批發權，南投施學賢被吊銷食鹽批發權。多位具有公職者，因參加運動者而被免職，如彰化街長楊吉臣、彰化線西庄長黃呈聰被解除職務，林獻堂也被免除總督府評議員職務。

任職公教機關者也都受到壓力，臺南醫院職員簡仁南、彰化郵局職員蔡添喜、北斗公學校教師林汝直、彰化中學教師施至善等人陸續被免職。甚至在民間企業任職者也受到無情的打擊，例如原本任職彰化溪州林本源製糖會社的葉榮鐘被開除。活躍於文化協會的宜蘭醫生石煥長、彰化醫生賴和，則以違反藥物使用規定的罪名遭拘留。

總督府的強勢作為，確實令臺灣文化協會會員感受極大壓力，不少人因而退出。文化協會中的學生會員，也被校方要求退會，尤其臺北師範等學校發生學潮之後，官方更大力施壓，致使文化協會會員人數銳減。另一方面，三大日本人報紙《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臺南新報》則發動攻擊、謾罵攻訐，指責參與請願運動的仕紳們「不知皇恩、不圖報答」，「思想錯誤、虛榮心作祟。」

1922年8月，彰化八卦山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上的「王」字遭到破壞，警方認為有人故意褻瀆親王，是為「大不敬之罪」，大舉展開搜捕，牽連20多人，屈打成招。警方虛構霧峰林朝棟之子林季商正著手募兵，企圖發動臺灣革命。密謀武裝革命，這可是要殺頭的罪啊！然而，由於案情太過荒唐，連檢察官都不相信，調查後僅以竊盜罪草草了事。儘管如此，這個「王字事件」、「募兵事件」已使中部地區人心惶惶，尤其是霧峰林家首當其衝。

眼看著周遭情勢極為不利，林獻堂有些心慌意亂。就在此時，臺中州知事長吉德壽透過林獻堂妻舅楊吉臣安排，力勸他與總督見面，希望斷絕他繼續支持議會運動的念頭。1922年9月29日林獻堂偕同楊吉臣、林幼春、甘得中、李崇禮、洪元煌、林月汀、王學潛等八人，一同前往總督官邸，會見田健治郎總督。面見總督未獲結論，怎知此事竟是一場陰謀，官方放出來的消息全然變了樣。

拂曉大逮捕

1923年12月16日，臺灣總督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進行全島大逮捕。全臺共有41人被拘捕，58人受到搜查或傳訊，一時之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以為噍吧哖事件即將重演。葉榮鐘得知消息，匆匆打電話給正在關子嶺溫泉渡假的林獻堂，報告同志被逮捕情形。林獻堂立即下山返回臺中，安排被押同志的鋪蓋衣食，並撫慰驚惶未定的家屬。

逮捕行動經過臺灣總督府周密策劃、保密進行，為免消息走漏，島內外通訊交通都在控制之中，街頭巷尾、公共場所都有特務站崗監視。此刻，最難的是，如何將消息傳出島外以尋求援助？林獻堂將此重任交付給祕書葉榮鐘。

葉榮鐘是彰化鹿港人，1900年生，曾受書房漢文教育、公學校教育。因恩師施家本的引介，獲林獻堂資助赴日，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1921年返臺，在彰化溪州林本源製糖會社工作，卻因參與議會設置請願連署而被革職，後擔任林獻堂祕書兼日文翻譯，追隨他從事政治社會運動。

為了躲過監視，葉榮鐘利用中午特務用膳的間隙，騎著腳踏車飛奔到追分，居然突破警網搭上北上的快車，夜間抵達臺北。他不敢投宿旅館、也不敢到同志家裡，一路來到臺北醫專的學生宿舍，找到就讀醫專四年級的鹿港同鄉丁瑞魚。當時留宿外人在醫專學生宿舍，這是犯規的行為，但丁瑞魚知道茲事體大，冒著被學校開除的風險掩護葉榮鐘，並幫忙騰寫了幾份文稿。

趁著暗夜星月無光，葉榮鐘拜訪《朝日新聞》駐臺特派員蒲田，請將事件經過轉告東京本社政治部部長神田正雄，迅速將消息披露。又到大稻埕大安醫院，請蔣渭水的弟弟蔣渭川取消策劃中的工友總聯盟示威行動，以免刺激總督府當局，造成更大的犧牲。近午夜返回學生宿舍，丁瑞魚已在門口緊張不安地守候多時。

翌日一早，葉榮鐘又潛到基隆碼頭，找到神戶基隆間固定航班「因幡丸」一位相熟的茶房，將三封密函託給他，待船一抵達神戶，就上陸將信件投郵，分寄東京臺灣青年會、《臺灣民報》的林呈祿、明治大學的莊垂勝。東京的同志們一接到消息，立刻緊急開會，並向日本朝野呼籲，解除臺灣總督府的封鎖措施，結束恐怖統治。因為消息已曝光，總督府只好准許保釋，依法行事。

1924年7月25日起的兩週，治警事件在法庭上公開審判，共有蔣渭水、石煥長、吳清波、林伯廷、蔡年亨、林篤勳、林幼春、鄭松筠、韓石泉、陳逢源、吳海水、蔡培火、石錫勳、林呈祿、王敏川、蔡式穀、蔡先於、蔡惠如等18人被起訴。

治警事件引起全臺民眾高度關注，每次開庭，清晨不到五點鐘，群眾就排隊鵠立在臺北地方法院前等候，旁聽票在十幾分鐘內全部售罄。買不到旁聽票的民眾圍聚張望，使得法庭外也擠得水洩不通，《臺灣民報》則做了大幅的報導。

受難英雄

治警事件一審經過九次開庭，於1924年8月18日上午宣判，審判長堀田真猿宣告「檢察官起訴證據不充分，判決18名被告等全部無罪」。他並且發表談話，反對檢察官以違反《治安警察法》提出告訴。堀田審判長特別提醒，此事件的罪刑最高不過是徒刑六個月，或是罰鍰百圓以內，以這樣的罪刑對議會運動者提告，將傷害內地人與本島人之融和，可說是因小失大。

不過，並不是所有法律人都如堀田審判長這樣想。三好一八檢察官得知判決，認為此次宣告無罪，將增長反對運動氣燄，「非再上訴不可！」1924年10月29日上午，高等法院宣布第二審判決結果，推翻了堀田審判長的主張，眾人分別被判刑：

徒刑四個月：蔣渭水、蔡培火。
徒刑三個月：林幼春、陳逢源、林呈祿、蔡惠如、石煥長。
罰鍰百圓：蔡式穀、蔡年亨、鄭松筠、林篤勳、林伯廷、石錫勳。
無罪宣告：韓石泉、吳海水、吳清波、王敏川、蔡先於。

日本統治時代的治警事件全島震動，但經過司法程序，反對運動人士最終只被判處最高四個月的刑期。日本殖民當局就算再暴戾，仍遵守法治原則進行審判，開明與保守的法律人有機會在法庭公開論辯，殖民地反抗者也得以充分陳述己見。開明的法律人如堀田真猿審判長反對以法律做為政治工具，判處18名被告全部無罪。臺灣人的政治結社，最後以「違反治安」的罪名，判處三到四個月的刑期。

治警事件中被判有罪的13人立即向高等法院上訴，1925年2月20日，第三審被駁回，維持二審判決。由於辯護律師已預料上訴將被駁回，臺北青年準備舉行盛大歡送入獄的計畫。警方探知消息，不讓反對運動者與群眾有任何機會，宣判之後，立即將蔣渭水押入臺北監獄。同日，蔡培火、陳逢源收押於臺南監獄。

臺北的入監惜別會被警方破局，卻在臺中上演。因腳傷在外的蔡惠如，11日從清水出發到臺中監獄，一路上民眾綿延簇擁，跟隨到清水火車站，也有人同車護送到臺中的。蔡惠如從臺中車站步行到臺中醫院探望將入監的林幼春，群眾沿途隨行，愈聚愈多，甚至燃放鞭炮以示惜別。最後，臺中警察署長只得親自騎馬到現場指揮警察驅散民眾，民眾散而復集，至臺中監獄門口。蔡惠如向民眾揮手道別，民眾也高呼「萬歲」相應。

從1923年到1925年，蔣渭水因治警事件兩次入獄，他說「入獄實在像入學」，將入獄當作積極進修的機會。他在獄中大量閱讀，自修完成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講義錄，吸收社會主義思想。出獄後的蔣渭水脫胎換骨、更甚以往，過去在《臺灣民報》上多從事新聞翻譯的他，出獄後已能滔滔論述，並成為社會主義路線的支持者。

恐怖的鎮壓行動雖然對運動打擊一時，卻塑造出一個一個臺灣英雄，出獄之時，不僅同志熱烈相迎，也受到民眾景仰與支持。入獄，成為政治運動者的光榮勳章。治警事件中被逮捕但無罪釋放的彰化醫師賴和，對自己竟成為「英雄志士」，大感意外。

總督府方面也發現下錯了這著棋，治警事件之後，官方報告中指出「下獄者反成為志士，名重一方，普遍受到青年學生的景仰，聲譽鵲起，對運動反呈推波助瀾之勢」。

※ 本文摘自《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第五章〈統治者的對策〉，更多內容請詳參本書。

《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
作者：陳翠蓮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8/04